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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现身香港,如此警告“港独”,全场鸦雀无声!

时间:2019-10-09来源:财经会议资讯 作者:财经会议资讯 点击:
最近,香港的事情沸沸扬扬。 中国政府郑重声明:不允许外国势力插手干预。在整个事件中,体现了大国的容忍和担当。 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训是,国家越强大,个人才能越自由。 以下是金一南教授,应团结香港基金中华学社举办中华大讲堂邀请,所作的《从百年沧桑到

      最近,香港的事情沸沸扬扬。
 
      中国政府郑重声明:不允许外国势力插手干预。在整个事件中,体现了大国的容忍和担当。
 
      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训是,国家越强大,个人才能越自由。
 
      以下是金一南教授,应团结香港基金中华学社举办中华大讲堂邀请,所作的《从百年沧桑到大国崛起》分享,至今读起来,仍然荡气回肠。
 
      以下为演讲全文:
 
      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百年沧桑——从东亚病夫从民族复兴》。很荣幸,能给这么宏大的题目,做一个阐释。
 
      很多人质疑,中华民族真的能复兴吗?他们真的能成功吗?
 
      美国人沈大伟是中国问题专家,他经常讲中国人不行,中国要崩溃了。去年的3月6日,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正在到来的中国崩溃),说中国完了。
 
      沈大伟有5点理由:

      第一,大批经济精英移民海外;第二,思想自由、言论表达受限;第三,对执政党的忠诚不真实;第四,猖獗且难以根除的腐败;第五,经济体系改革举步维艰。 
 
      沈大伟说:“一切证明他们完了,他们很快就完。”
 
      我本来觉得沈大伟是很聪明的人,但当时的印象是,呦!沈大伟怎么脑子进水了。
 
      我们正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开展前所未有的反腐,我们的军队也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变革,你说我们完了吗,我们新一轮腾飞才刚开始。
 
      我觉得今天中国,就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说的一样,中国使多少人得到了名誉,中国使多少人丢掉了名誉。
 
      你在美国讲中国崩溃,文章有人看,书有人买;你讲中国崛起,文章也有人看,书也有人买,都有市场。
 
      横跨100年,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
 
      2000年,我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RMCS)学习,这是RMCS第一次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
 
      按照英方的规定,每个学员都要讲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宪法、国防,全班30名军官,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是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当时的演讲,只有2页PPT,第一页是1900年时候,100年前的中国;第二页是现在的中国。
 
      我说,1900年的中国,是东亚病夫,任人欺凌、任人宰割,跌倒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整整100年前,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我们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赔偿13个帝国主义国家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今天我能站在这里,给大家讲100年前的中国,为什么?
 
      因为今天是100年后的中国,100年后的中国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教育、医疗多项指标名列世界前茅。
 
      她再也不是任人欺凌、任人宰割的中国,她自立于世界民族东方之林。
 
      而横跨着100年的就是一句话,“Marxism changed China”。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们从来不是为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分析问题的一种方法和工具,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而在这个过程中,还有第二句话,“China changed Marxism”。
 
      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我说这就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等我讲完的时候,突然间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我猝不及防。
 
      第一个上来向我祝贺的是菲律宾陆军加特尔上校,他跟我讲:“金,你讲的东西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们菲律宾跟你们国家的命运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像你们一样取得这样的成功。”
 
      还有英国著名的防务问题专家泰勒教授,最后走上来跟我说了一句话:“你今天讲出了你们的合理性。”泰勒完全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完全不认同社会主义。我觉得这对他来说,也算是对我们最高的夸赞了。
 
      “中国就像个破茅草房子,谁上来就一脚踹倒”
 
      可以说,我们近代的中国历经苦难,我们没有胜过,我们一败再败。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又失败,英法联军25000人,长驱直入北京,将圆明园付之一炬。以如此小的兵力,侵入大国之首都,可以说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1894甲午战争赔款白银2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当时的澳门报纸有这么一段评价:

      “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希特勒讲了一句话,苏联就是个破茅草房子,我一脚就踹倒他。但希特勒打算错了,希特勒腿都踹断了,也没有踹倒。
 
      而中国当时就是个破茅草房子,谁上来就一脚踹倒。我们用梁柱支起来,再上来一脚又踹倒了,再支起来,再踹倒了。
 
      当时的八国联军,日军最多8000,俄军4800,英军3000,美军2100,法军800,奥地利军队58人,意大利53人,满打满算18811人。
 
      就这么点兵力,而北京有清军十五六万,义和团五六十万,我们挡住了没有,没有挡住啊。
 
      中国近代以来的这种衰弱,达到了极致。
 
      庚子赔款,空前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后来,美国罗斯福总统把部分赔款返还给我们,办了留美预备学校、协和医院,还有燕京大学的一部分。留美预备学校成了今天著名的清华大学,所以中国很多人对罗斯福印象不错。
 
      但是他本人却极度看不起中国,他说:

      “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
 
      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
 
      罗斯福提醒美国人,一定不能像中国人这样衰败。
 
      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民族救亡
 
      近代以来,多少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克服衰败,做出了选择。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推出洋务运动,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器不如人。机器制造、科学技术不行,一定要搞上去。
 
      洋务运动30年,最大的成功就是北洋水师。结果在1894年,甲午海战全军覆没,一条舰没留下来,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艘也未沉。洋务运动失败了。
 
      这时候,康有为、梁启超出来说“器不如人”太表浅了,中国的问题是“制不如人”。
 
      梁启超讲:“唤醒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制不如人就要改制,戊戌变法就是要改制,要实现君主立宪。
 
      后来戊戌维新失败,君主立宪没有成功。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也是改制,建立共和制度。
 
      我们有个电视剧叫《走向共和》,认为共和成果被袁世凯给偷窃了。但你如果全面看,袁世凯1916年就死了,之后我们还实验了12年的共和,结果怎样?
 
      北洋政府24次内阁改组,换了26届总理,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共和也没搞成。
 
      1919年的五四运动,又讲中国的问题是思想文化不如人。
 
      于是要打倒孔家店,我们当年那种思想偏激和极端,认为万事归于一点,找个替罪羊,只要把它解决就全都解决了。
 
      五四运动时候,胡适、钱玄同、郭沫若、陈独秀、鲁迅都讲到汉字问题了。认为汉字是导致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要把汉字罗马字母化。
 
      我至今记都记得郭沫若的一首白话诗:“伟大的水啊,氢二氧一”。
 
      这是诗吗?化学分子“氢二氧一”,直接进到诗里去,能流传下来吗?传不下来。
 
      今天我们流传下来的还是古典文学,你看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多么优美的意境啊,比那“氢二氧一”意境大得多了。
 
      我今天讲他们,没有丝毫否定。他们都有缺点、都有错误、都有问题。
 
      但他们都是探索者,都在寻找一条能够摆脱衰亡的路径。我们后来的探索是在他们基础之上的。
 
      我们今天讲中国梦,当时社会也有中国梦。北京、上海的学者们在一起,问你的梦想是什么?

      清华大学教授林语堂说:我的梦想只希望国中有小小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用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 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说:我的梦想是没有人吸鸦片、吞红丸,这是最重要的事。这种嗜好延长下去非灭种不可,任凭有极好的政治制度也是无益的。只要吸毒,什么制度都救不了你。 上海大学者施蛰存的梦想是,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你知道,先生,现在是不敢骂的。 罗文干也有梦想,政府能统一全国,免人说我无组织,内政的勇毅专用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妇女理家崇尚勤俭,不学摩登。青年勤俭刻苦、不穿洋服、振兴国货。
 
      当年这些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的良心啊。他们的呼吁、他们的梦想,集中在一起就四个字——民族救亡。
 
      民族到了危亡的边缘,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我们大清王朝推翻了,民国建立了,灾难没有停止。
 
      九一八事变,关东军一万九,东北军十九万。三天丢掉奉天(沈阳),一周丢掉辽宁,两个多月东三省沦陷。七七事变,日本军8400人,宋哲元二十九军十万人,一个月华北沦陷。
 
      中国之虚弱啊!近代以来,我们总是讲帝国主义如何野蛮,如何凶残,我们很少研讨为什么自己这么虚弱啊。
 
      为什么谁都能弄你一下,你谁都无法抵抗。我们近代出了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哪里?
 
      你看第一次鸦片战争,广东三元里在那里抗击很可怜,大多数民众都在远处观战。
 
      英军登陆后,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粮食,洋人在跟皇帝打仗,与我何干?我还得生活,皇帝打败了,皇帝割地赔款,与我何干?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那么多人帮助联军后勤推小车,给钱雇佣就可以,哪来国家观念?
 
      联军攻到了北京,因为城高池厚攻不进来,北京附近居民向联军提供消息,广渠门下水道未曾设防,联军从下水道鱼贯而入,多少民众在帮助联军填平壕沟、绑梯子、扶梯子。还有民众坐在墙头上帮着联军往里瞭望…
 
      孙中山讲,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数量不能提供力量,如果你是一盘散沙,不能凝聚的话,数量没有意义。联军在北京杀人,联军指定杀谁就杀谁,中国人捆中国人,中国人砍中国人脑袋,我们置若罔闻。
 
      我觉得,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非常松散。这个问题被各个帝国主义所窥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面对十几万的东北军,也是人心惶惶,没有把握。
 
      阪垣征四郎——侵华日军的甲级战犯,告诉他们,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都无碍大局,不就交税吗?
 
      交给满洲国也是交,交给日本人也是交,交给张作霖也是交,交谁都一样。他们不在乎,所以能搞得过他们。
 
      我们近代的灾难,绝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如何的杀人无度和猖狂,而是我们自己极度的衰弱,不团结一盘散沙,被对方分而治之。
 
      抗战初期,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58位将官投敌,当时不仅仅是民众出了问题,而是精英出现了问题。
 
      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哪个不是国民政府军政的精英啊。庞炳勋刚刚获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还立了功,转眼间整个部队就哗变。
 
      当时中国出现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不是一个两个,是团团伙伙。
 
      在最关键、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抗战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被几个叛徒出卖。
 
      第一个是杨靖宇最信任的助手程斌,1938年率军投敌。当时东北深山老林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生存非常困难,营地的小木屋里有柴火、有粮食,保证饿不死冻不死,程斌把这些秘营全部捣毁,逼杨靖宇陷入绝境。
 
      第二个叛徒张秀峰,军部警卫排长,父母双亡的孤儿,被杨靖宇抚养成人,1940年3月携带秘密文件、枪支、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杨靖宇的突围路线。
 
      还有一个是老乡赵廷喜,蒙江县保安村村民。杨靖宇跑了好几天,没有吃饭,棉鞋跑丢了一双,碰见了三个村民,告诉赵廷喜,下山给我买双棉鞋,买几个馒头,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下山就向日本人报告:杨靖宇在山上。
 
      最后,杨靖宇壮烈牺牲。
 
      而开枪射杀杨靖宇的,是原来抗联第一军的特等机枪手张奚若,叛变后在伪通化省当警务厅长,日本人下令后,他射杀了杨靖宇。
 
      杨靖宇的特等兵,把自己的军长开枪打死了。
 
      从提供情报,到打死杨靖宇,都是我们中国自己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人出卖自己的国家,出卖自己的战友,出卖自己的民族。
 
      当时,赵廷喜劝说杨靖宇说,如今伪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我劝你还是投降吧。赵廷喜哪里知道,只要杨靖宇投降,日本安排他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不但不杀他,还让他当大官。利用他的影响,摆平东北抗联。
 
      杨靖宇最后跟赵廷喜说了一句话:“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一句话惊天动地,当时我们有胜利的希望吗?一点都没有。但到最后,即使是一个人也绝不屈服。
 
      我经常讲,中华民族总在关键时刻,有这样的人物成为民族的脊梁,在大家万念俱灰的时候,有这样的人物成为民族精神的图腾。当年一批这样的人,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了性命。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当时中国有200多个政治团体和党派,谁能看得起他们。共产党发起人13个人,当年有谁在意这个政党,走的走散的散,各奔东西,都有更好的前程。
 
      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中共一大13个代表出问题的7个,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当了大汉奸,当然再加上严重的牺牲。
 
      王荩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自己走掉的、被党开除的、牺牲的,13个人从头走到尾只有2个: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只有这两个人从头走到尾,这条道路是何其的艰难?前面有有红地毯吗?有剪彩吗?有鼓掌夹道欢迎吗?都没有,只有不尽的流血牺牲和叛卖,以及万水千山的阻隔。
 
      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从当年一个边缘力量,走到世界政治舞台中心,影响今天的世界格局,我们讲一句话:毛泽东厥功至伟。
 
      虽然今天反对他的人很多,但这个人的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紧相连,除非你解散这个政党,打败这个军队,颠覆这个国家,否则你抹不了他,他贡献太大了。
 
      近代以来,康有为、孙中山等,想变革者比比皆是,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改造,在他们眼中,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动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只能导致变革一败再败。
 
      毛泽东不再把民众看作包袱,而作为推动社会变革最巨大的力量。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讲过这样一句话: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这句话说得非常有力,被广泛应用。但大家注意,《论持久战》中的另一句话,虽然很少被引用,但其实说得更好。
 
      毛泽东讲,“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这句话说到了中国至弱之源,我们这种无组织状态,导致了最后多少的灾难。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它是什么呢?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

      国家越强大,个人越自由
 

      什么叫国家?为什么要有国家?
 
      西方现代国家学说的奠基者霍布斯说:

      当人人难以自我保存时,人们便自觉自愿的放弃权利开始缔约,指定一人或多人组成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将自己的意志服从于集体意志,将自己的判断服从于集体判断,在此基础之上实现联合,这就是国家。
 
      国家不是一个慈善团体,也不是一个人权机构,国家一定要形成集体意志、集体判断。我们讲,历史证明只有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和集体判断,绝不是个理论问题,它是个实践问题。
 
      就像新中国刚刚成立,面临的朝鲜战争,我们猝不及防。
 
      当时部队都在转业,国民经济百废待兴,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把朝鲜军队压缩在中朝边境三个区域范围之内,我们反复对美国提出警告,一定不能过三八线。过了三八线是不行的,影响中国的安全,美军越过三八线,直攻平壤。
 
      10月8日毛泽东下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美国人说,从中国在整个朝鲜战争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之中,美国及其盟国再清楚不过的看出,新中国再也不是二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旧中国一退再退,我们总想退一步海阔天空,最后退到无处可退。朝鲜战争,让美国人明白了,在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上,新中国再也不会退让。
 
      美国建构主义鼻祖亚特山大·温特,他讲了这句话:

      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这3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
 
      尊严也是国家利益,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利益。
 
      尊重必须靠胜利来捍卫。新中国带给了中华民族第一次集体自尊,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
 
      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的组织起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的,既完成了民族救亡,也完成了民族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
 
      现在中国的国力,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2016年数据显示:

      当今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的就2个,美国17万亿,中国10.5万亿;当今世界,国防开支超过1000亿美元的只有2个,美国5900亿,中国1500亿;当今世界卫生数量超过140个的只有2个,美国530颗,数量开始不断减少,中国170颗,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今天崛起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更是一个经过全新洗礼的文明。
 
      在中华民族的百年救亡、百年复兴中,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到曾、左、李的洋务自强,到康、梁的戊戌维新,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再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有先进的中国人就为了这三个字——“救中国”。
 
      “救亡”命题不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但却是中国共产党了结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宣布“救亡”命题的终结和下一个命题的开始。前100年历经坎坷,后100年我们也走了很多弯路,但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担当。
 
      新中国一路走来,中国讲,我们不要拿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要拿后30年否定前30年。
 
      新中国是个完整的整体,前30年我们奠定了完整的工业基础,前人有问题、有缺点、有错误,但是前人的肩膀头子很硬,我们踩住了,我们站起来了。
 
      我们也有问题、有缺点、有错误,我们肩膀头子有没有像前人那么硬?这便是我们今天的考验。
 
      最后,我以四句话结束今天的《从东亚病夫到民族复兴》的演讲:
 
      第一句,何为基辛格的大外交?大国塑造本国安全环境的两个条件,一是国力的日渐增强,二是旧国际秩序的逐渐瓦解。
 
      第二句,英国人哈米什·麦克雷特说,中国越是不团结,世界就越感到高兴。
 
      第三句,俄罗斯普京说,国家越强大,个人越自由。
 
      第四句,中国国家主席说,对为国牺牲、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我们要永远怀念,给予他们极大的荣誉和敬仰,不然谁愿意为国家和人民牺牲呢?

 
      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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