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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再认识 此文原登载于2017年3月15日印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十八期《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登载此文时的编者按说：作者本人是下乡知青，此文摆事实，讲道理，有说服力，值得大家一读。特此推荐。  四、仍在征程的知青 苏联解体后，资产阶级的学者立即认为“社会主义终结了”，有的所谓“知青学者”在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也迫不及待地宣布“知青梦”终结了，“上山下乡”失败了。然而大批知青至今仍然在关心、帮助第二故乡的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大连知青孙奎连，是村里第一个入党的知青，现在是拥有数千万资产的企业家，3所大学的客座教授。2006年冬，他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回到35年前曾插队的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鸡冠山村担任村主任、党支部书记，先后成立了野狍驯养繁殖、经济林、种植和食用菌四个专业合作社，自己投入300多万元，一分工资也不拿，用五年时间实现了人均1万元的收入。 曾下乡北大荒农场的上海知青宋新华，退休后带着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帮助农场进行土壤修复，降解土壤中的农药化肥残留，生产安全生态的优质大米。60多岁的宋新华亲自在水田里为农民示范，从2007年的小范围实验，到2008年扩大到1500亩水稻、4000亩大豆，在大幅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增加。经过四年多试验和推广，2012年黑龙江农垦总局856农场有几万亩水稻田使用他的生物农业技术。 原插队山西山区的北京女知青程炜，清华大学毕业，三次到农村插队。1997年自带资金20万元，放弃北京的舒适工作，离职舍家，到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的山西省大宁县榆村乡金圪塔村进行开发式扶贫，经过17年不懈坚持，先后投入了100多万元，建学校，修路，取得了不小成绩。 当年，作为带队教师带领知青插队山西平陆县毛家山农村的天津农学院副院长郝广杰，70岁时，把自己的户口从天津转回毛家山，在那里重新修路架桥，开发毛家山，现在毛家山农村成为国家级旅游扶贫重点典型。 原插队黑龙江逊克县山河村的北京女知青贾爱春，退休后2011年带着自己卖掉继承的遗产获得的几十万元和上海女知青徐桔桔（辞掉了月薪一万多元的工作）结伴回到第二故乡，重新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分别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合作社董事长（社长）。在2012年遭受旱灾情况下，仍取得了粮食丰收。入社农民的收入比去年有明显增加。2015年每垧地的收入由过去的三四千元，提高到1.4万多元，翻了两番。 上海知青杨晓沪患有严重胆囊、肾脏病，被医生严令提前病休，宣判生命期不过五年。他回插队的农村养病时，应农民们强烈要求重新组织合作社，抱病挑头，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办起了合作社。经过两年奋斗，2014年每垧地的收入由过去的三千多元，提高到1.3万多元，杨晓沪自己却倒在了农业合作社的工作岗位上，顽强拼搏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天津知青张承永，2002年只身一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小山沟——天津市蓟县下营镇大平安村，出任大平安村总策划，13年来，他对村民和农村发展的资助达到10万元。在他的推动下，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贫困山村成了“文明生态示范村”、“农村旅游专业村”、“民俗文化特色村”。现在这个仅有90户人家309口人的“百米小村”，2014年春秋两季仅旅游一项收入就达500多万元。 这样的事例太多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曾经的农村生活使他们与农民群众结下了血肉关系，他们深深地懂得“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实现远大理想，只有脚踏实地从现在开始去做。 五、结束语 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反差，艰苦的劳动和生活，犹如大风大浪冲击着上山下乡的知青，使他们真正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现状，转变了世界观，认识到自己肩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责任。对个人来说，确实牺牲了不少。但纵观人类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都伴随着牺牲，这是不争的事实。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富强之中，走上了一条为祖国的发展、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正道。因此，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被艰苦生活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民做出的牺牲。他们没有用青春时光来刻意谋取个人的名利和安逸的生活，所以现在他们所感到的不是一点点自私而有限的欢乐，他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他们为社会所做的事情虽然平凡而且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多少年后，凡是高尚的人面对他们的骨灰，都将肃然起敬。人类如果只有功利而没有理想，世界就会毁灭。 知识青年的人生价值只有在与工农相结合中才能体现，革命事业接班人只有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中才能培养！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