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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再认识 此文原登载于2017年3月15日印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十八期《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登载此文时的编者按说：作者本人是下乡知青，此文摆事实，讲道理，有说服力，值得大家一读。特此推荐。  一、上山下乡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6页。尽管很多社会现象是以政治形态出现的，但都取决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状况，并且随之发生变化，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上山下乡也是如此。 第一，新中国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要靠农业积累发展工业。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们明白了，只有发展工业，国家才能强大，不受列强的欺负。然而，1949年我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连自行车都生产不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开始经济建设的。发展工业需要大量资金，而连年战争的破坏，再加上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走了国库里几乎全部黄金和外汇，造成建设资金严重缺乏，社会主义制度又决定了我们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侵略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来发展工业，只能靠当时占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70%的农业来积累资金。这是当时面临的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必须服从这个主要矛盾，所以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的配置中必然要首先考虑农业。因此，国家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方针。 第二，发展农业需要大量的有知识的劳动力。当时农村人口文盲达到90%以上，几乎无法推广农业机械化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种落后的情况不改变，就无法发展现代化农业，也无法完成为工业积累资金的任务，更无法解决发展工业必需的新增工业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而要尽快提高农业粮食生产水平，只有增加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两个办法。这就需要大量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去发展农业。所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和政府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一方面大力号召，安排城镇青年到边疆去，到农村去，上山下乡开垦荒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第三，城市经济不能充分满足城市知青的就业。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教育，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存在着受教育的人数激增与薄弱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949年，中学数量为4045所，在校学生103.9万人，到1966年中学数量增长至55010所，在校学生1249.8万人，分别增长了13.6倍和12倍。因为经济基础薄弱，高中教育不能普及，平均只有37.1%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升入高中，其他人需要安排工作。高中毕业生也大都不能上大学。新中国成立时，公立加私立高校一共205所(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5页。)。几经调整，到1966年全国有高校434所，到1989年有1075所(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8页。)。1965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只有2%(《大学教育科学》2009年第5期。)，1970~1985年大学毛入学率停留在1％左右，1986~1991年在2％左右徘徊，1995年达到5％(杨明：《中国教育离现代化目标有多远》，《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8期。)。所以，高中毕业生也大多不能上大学，也需要安排工作，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还是这样。 这些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能否都安排到工矿企业呢？根据我国1953~1983年平均每亿元投资可增加劳动力的统计，轻工业平均每增加一个劳动力需要6250元；重工业每增加一人需要20000元(金大陆、金光耀：《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以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为例，基本建设计划投资为850亿元，重工业所占比例为51.1％，轻工业占4.4％，其中还有续建工程(周道炯：《当代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按照均衡投入，到1968年底，还剩下340亿。按照轻、重工业比例，重工业剩有173.74亿，轻工业剩有14.96亿。即便全部用来安排知青，轻、重工业总共能安排110.81万人。“老三届”的一部分人被安排到了工矿企业，而“老三届”总共1001.6万人，不具备安排所有城镇中学毕业生到工厂去的能力。 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人+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工业劳动的生产工具价格昂贵，农业劳动的生产工具价格相对低廉，又有土地作为劳动对象，知识青年到缺少先进文化知识的农村去，很快能形成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所以毛主席1955年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刘少奇1957年说：“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1963年，周总理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的建议，我赞成。这种安置法给农业生产带去了文化。要把城里人下乡参加农业生产造成一种社会风气，并着重指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地编制15年安置计划。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1964年9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在1963年12月4日接见参加城市青年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上的代表时说，知青下乡有三个必要性，一是建设新农村，建设现代化农业，没有有知识的农民是困难的，需要知识青年去当农民；二是城市青年下乡，可以团结农村青年，稳定农村青年，改变他们不重视农业劳动的精神面貌；三是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消灭流氓、阿飞产生的根源，消灭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还指出，改造农村生产落后面貌主要靠青年，靠我们加强领导，培养又红又专的新一代(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1975年，邓小平全面主持党和国家工作时，城镇动员了236.86万人知青下乡，是第四个五年计划中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1975年10月20日，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知青代表联名写了《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决心。邓小平在信上批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由此可以看出，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是党和国家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具备可行性的情况下，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前就已经制定，“文革”中继续执行的一项政策，并非“文革”的产物。只是因为1966、1967年应该安排的没有施行，集中在1968、1969年。从每年安排1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考察，第三个五年计划应该安排近600万知青，实际情况是安排了573.46万(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页。)，完全在计划之内。 到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固定资产投入1400多亿时(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为了满足工业战线对有文化劳动者的需要，知青从农村一批批有计划地被抽调出来，笔者所在的大队到1975年底知青就全部回城了。到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时，固定资产投入2200多亿(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1979年回城的知青达到1490.46万人(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09页。)，占到1962~1979年上山下乡的1776.48万人的83.9%(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30页。)。1980年，中央书记处原则批准了国务院知青办《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明确提出：“能够做到不下乡，可以不下。”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56页。由此宣告了上山下乡即将停止。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发展加速，城市有了更多就业岗位。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固定资产投入3300多亿元(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各地基本立足于城市消化中学毕业生。需要解决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插队知青只剩96万人，占1962~1979年上山下乡的1776.48万人的5.4%(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根据世界人均需要热量和粮食转换成肉、蛋类的指标，当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时才能觉得吃饱——达到温饱(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人”》，海南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388页。)。只有超过温饱线后工业才能大发展。我国人多地少，新中国成立后，全党抓农业，知青到农村去推动了粮食生产，产量不断提高。1949年人均粮食209公斤,1968年275公斤，1970年289公斤，1975年306公斤，1979年340公斤，1983年突破温饱线360公斤(数字来源于中国统计信息网/年度数据/1996/2009/人口、主要农产品产量。)。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投入850亿元与第六个五年计划投入3300亿元和人均占有粮食(1979年340公斤/人，接近360公斤/人）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知青大规模的返城，完全是我国人均占有粮食能够基本满足工业快速发展、生产要素中劳动力配置的主要方向改变的必然结果，也完全符合人类社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规律；而不是社会上所说的，是知青“闹”出来的。 由上述分析可知，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去做建设强大工业国的基础工作——发展农业，解决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解决新增加的工业人口吃饭问题。正是广大知青和农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使我国每年的人均粮食数量，在1979年达到340公斤，1983年突破了世界公认的360公斤的温饱线，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同时，知青架起了城乡之间交流的桥梁，把科学和文化、城市文明带到广大农村和边疆去。大批知青担任了农业技术员、教师和赤脚医生，不少知青还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推动了农业科技的发展，普及了农村的中小学教育，提高了农村的卫生健康水平，缩小了“三大差别”，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可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尽管是以号召、动员等政治形态出现，而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变化。 二、上山下乡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西方国家看到用武力已经无法颠覆社会主义中国，提出了对中国的第三、第四代进行“和平演变”，使中国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沦为他们附庸的设想。 1959年，毛主席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指出：“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这里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4页。“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会是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 能否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破产，使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并始终保持下去，对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挑战。出于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首先寄希望于最有朝气、最少保守思想、世界观正在形成的，像早晨八九点钟太阳一样的青年一代身上。另一方面，生长在新中国的“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由此，中共中央提出了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知青上山下乡,就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制定的“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抵制“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措施。 1967年5月，毛泽东在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1968年7月，他在接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时指出：“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他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从毛主席关于“再教育”的指示将大学毕业生也列入其中可以看出，上山下乡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因为当时的大学生不存在就业问题。 “存在决定意识”，社会主义觉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三大革命”的实践中来。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造成了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那里的“三大革命斗争”最突出。青年人到农村去，经受大风大浪，才能真正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贫穷，感受到青年一代的责任，了解工农大众的利益诉求，转变思想感情，和工农大众成为一体，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 一代人的思想和行为也不能脱离那一代人的整体环境和认知。甚至蒋介石也在他的日记中表示：用三年的时间培养10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三年(金大陆、金光耀：《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663页。)。他还说：“凡是能够到乡下去服务的人，一定是有志气的青年，凡是能够牺牲个人安乐而去助人的人，必定是最有血心的第一等人格。”师永刚：《蒋介石自述》，华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阎锡山的父亲曾经对阎锡山说：“早知道你如今要负一省的责任，我一定让你背几回炭（到煤窑背煤），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平民的生活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进步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作家文摘》2011年10月21日。 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角度出发，新中国成立后，党的老一辈领导人一贯提倡青年人到实践中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周恩来总理1963年6月在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上说：“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侯隽：《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1956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与传统的所有制决裂后，必然要与传统的观念进行决裂。而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是“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劳动，这种传统观念不摒弃，帝国主义针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就存在思想基础，就可能变为现实；而使千百万知识青年，永远牢记和自己同甘共苦的农民群众，是关乎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能不说是“大事”。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中国革命的基础在农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了解了农村、农民，才能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新中国抵制“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举措。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