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学史》 钱穆 口述 叶龙 记录 天地出版社 1953年，钱穆先生虚岁60，我刚满25岁。在那一年，我第一次坐在钱师创办的新亚书院的课堂上，见到了严肃、不太有笑容的钱师。钱师讲课前必备课，授课时挥洒自如，时详时简，讲到兴之所至，更有个人体会或独到见解，并不囿于一家之言。时隔60年，我仍记忆犹新。 钱师一生从不重视物质享受，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希望每一位中国人能多读一点中国的典籍，能多学习一些中国的历史文化，让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何等的伟大。因为那时候的香港，新文化一统天下，传统文化的地位并不高。钱师和唐君毅等一批大师级学人从大陆来到香港办新亚书院的目的，就是复兴儒家精神和传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钱师讲中国传统文化，他自言有种“以死者心情来写死者”的悲怆。 那时候新亚书院刚刚创办，钱师担任院长，即便校务冗忙，他仍会每学期开讲一两门课程。他曾开讲的课目有《论语》《孟子》《诗经》、中国通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史等等。看上述课程如此广泛，相信中国自开办西式大学以来，没有一位教授能同时开如此多不同门类的课程。而且无论讲哪一门课程，钱师都有精彩独到的见解。 在新亚书院，钱师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因他的家乡口音，其他同学有部分听不明，或者做笔记不够快速，我则是用自创草书，笔录较快，且能完全听懂其“无锡国语”。我虽首读哲学教育系，读新亚研究所的硕士论文是《孟荀教育思想比较》，但因为我研究所毕业后留校担任助理研究员，钱师指导我研究中国古代散文多年，直至1963年钱师辞职前一年。我又在1958年至1959年这段时期听钱师讲宋元明清时代的文学史，那正是我攻读研究所时期，有空就去听，约有十多次，也记下了些笔记。因我“做笔记极为仔细，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在钱师查阅笔记时得了高分。 2012年冬某日，在夏仁山学长的介绍下，有幸与新亚老校友黄浩潮、叶永生诸兄一同茶聚，谈起我有一份钱师的“讲学粹语”稿和二十多封钱师亲笔函件，还有曾在香港《信报》连载的钱师讲的“中国经济史”笔记。上述多位学兄异口同声赞同我整理钱师笔记，且都认为值得出版。于是我便开始潜心整理“中国文学史”的笔记。使我惊异的是，钱师开讲的第一天，他竟说：“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这句话，我当时如实记录下来，没有增添、减少，用字修辞甚至造句，丝毫没有改动。钱师一向说话谨慎谦虚，说出这句重话岂不是会得罪好多曾经撰述并出版过《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和教授？钱师当时如此批评，实在少见。直到自己做了老师，教那些读ABC长大的香港年轻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生计与理想的日益撕裂中，才渐渐明白，钱师当年的巨大悲凉。在传统文化于中国难有立锥之地的背景下，钱师之所以那么说，并非瞧不起人，而是怀着“新文学新生，旧文学已死”的悲凉，呼唤一部像样得体的中国文学史，为的是“使死者如生”，对新文学提供一份可能的贡献，这其中饱含着在绝望中建设的大勇气。 时隔60多年，我再次翻看这本中国文学史课程笔记时，纸页已泛黄，却依然保存完好。我用繁体竖排记录，每一页都有注释和眉批，红色和蓝色笔记爬满了缝隙。看着这些笔迹，思绪仿佛又回到了课堂。钱师第一次站在三尺讲台讲“中国文学史”时挥洒自如的情景重新浮现。希望这部讲稿整理出来后，能够有益于当代的青年人，为他们打开了解中国文学的一扇窗，就达到我的心愿了。 我开始整理钱师中国文学史的讲稿时，第一个想法就是边整理边在报上连载，希望看到互动——哪怕这互动来得太迟，钱师再也看不见。因为钱师曾言，关于中国文化的学问首先是“讲”出来的，是活的，是有听众的。它不该被供在书斋，而是让贩夫走卒、江湖蚁民也听得兴致盎然，是本应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血脉。 所以我一边整理，一边先由《深圳商报》连载一部分，刊出十天左右，即引起了众多学者之热烈讨论。《商报》 记者刘悠扬小姐说：“这本尘封60年之久的钱穆版《中国文学史》，犹如一场学术地震，引发了海内外中国文学史家的激烈争论。一波又一波争论把中国文学史——这过去只属于象牙塔的学问，推到了大众眼前。” 三个月后，我将钱师的中国文学史讲稿整理完毕。讲稿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31篇，近20万字，自成一套完整体系。书中保留了钱师生前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 (责任编辑：树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