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任杰参加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

她是典型的重庆小美女：身材娇小，巴掌脸，五官精致。回忆年轻时，她会既羞涩又骄傲地说：“当年追我的人有好多。”

23岁那年，她患上“视网膜色素变性”。医生说，大部分患者在数年到数十年间失明。正惶惶不可终日，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医生建议她拿掉孩子，因为分娩极有可能对眼睛产生压迫，导致视力功能迅速恶化。要孩子还是保视力？她决定“赌一把”，生下孩子。

结果是：她输了。

女儿一岁时，向她伸长了小手，满嘴喊着“妈妈”，可她已看不清女儿的小脸。

25岁，她完全失明。

生活连串打击

“我曾经跟我妈说，当白天和黑夜在我眼前消失的时候，我坚决不活。”

今年42岁的任杰，忆起当年仍心有余悸。当时丈夫在部队，她一个盲人，照顾自己都有障碍，还要照顾一个婴儿。孩子是软绵绵的一团，就那么一点点大，她给孩子穿衣、洗澡、喂奶、换尿布，老怕自己看不见会磕到碰到。那种全心全力的小心翼翼极耗精力，白天累得抱着孩子站着都能睡着。该睡的时候又睡不好，老梦到自己会伤到孩子。烦到极点的时候，只能狠命抓自己的头发。有时看孩子睡熟，会突然觉得万念俱灰。

母亲把婴儿抱到她面前：“你看看孩子啊，孩子这么小，她离不开你啊。”

女儿确实谁都不要，特别粘她。

她看着女儿落下泪来，又使劲熬下去。

没想到更大的打击在等着她。就在失明那一年，她工作的建设集团大规模裁员，有眼疾的她被迫下岗——那时她还不懂得用残保法保护自己。

失明又失业，母亲怕她想不开，给她读书、读报，拉她出门。知道她喜爱写作，母亲鼓励她多写：“你说，妈妈帮你写。”

她开始写诗、写文章，慢慢挣到一点稿费。人们夸她写得不错。她开始有了被需要的感觉：被孩子需要、被父母需要、被朋友需要，这将她从无尽的黑暗中拉了出来。

正当她以为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命运再次面露狰狞。

女儿三岁时，丈夫从部队转业，进入某媒体工作，每天采访和应酬都极多。回到家的丈夫总是特别疲惫，而她渐渐敏感地觉出疲惫之外的压抑、不耐和烦躁。丈夫把她藏着掖着，生怕同事和战友知道老婆是个瞎子。

不久，丈夫出轨了，不止一次。

2006年，她提出离婚，女儿跟她。所有人都说她犯傻，没有任何稳定生活来源的她怎么活下去？

她没有答案，只能试着四处投稿，用“聚散依依”的笔名写诗、写网络小说挣稿费。有人注意到她，让她做网站论坛的管理员，有一点点工资。喜欢唱歌的她学唱戏曲、京剧，演出挣钱。她也尝试过和朋友合作开淘宝服装店。收入时有时无，在低保线上挣扎求存。

女儿当时还没满七岁，她没敢说离婚的事。但孩子很敏感，外公发现小姑娘会蹲在角落里蜷成一团哭泣。她知道，女儿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2009年，她组建了一个残疾人艺术团，认识了一个叫项玉杰的男人。男人是先天性四级盲残，意味着即使戴了高度眼镜，矫正视力也在0.3以下。项玉杰个子不高，皮肤白皙，不善言辞，但歌唱得很好听。他也离过婚，和她一样带着一个女儿。

“怎么有这么漂亮的盲人？”项玉杰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任杰的感觉。当时任杰36岁，虽然有了岁月的痕迹，但面容姣好，身材窈窕，语音柔糯。如果不仔细看，一般人看不出她是个盲人。她不戴墨镜，眼睛清澈，黑白分明。只有离她很近，才能看出她的瞳孔是放大的，并不能像常人那样聚焦。

项玉杰是个温柔的男人，只比她大八个月。他会跟她讲看到的东西，牵她的手去触摸。她怄气的时候会让着她，逗她笑。

一年后，她决定嫁给他，但却遭到双方全体亲友的集体反对。亲友们觉得两人都是视力残疾，无法互相照顾，也没有太多经济来源——项玉杰在一家福利企业从事设备维护工作，月薪只有1500元。

他们执拗地要在一起。那是真正的裸婚。带着各自的女儿，一家四口租住四十平米的小房子。房租每几个月就要涨一次，什么都没有，生活拮据，但在一起还是快乐。

2011年，他们申请了公租房，本来不敢抱太大希望，朋友们都说人品爆棚才能摇到号。但他们成功了。收到手机短信通知那天，她要老公一遍遍读给她听，“配租成功”的字句给她的感觉是“眼前一片光亮”。两个人一直傻傻笑着互说恭喜。

在随后一年多的等待中，两人最喜欢的“郊游”就是去公租房的工地上走走，听挖土机的轰鸣、工人们的吆喝，老公告诉她哪一栋高楼旁还竖着脚手架，哪一栋高楼正在装饰外墙，哪一层楼里的灯光最多最亮。她只觉这片土地与她呼吸与共，每一方泥土被修整成水泥地，每一处沟壑被填成花圃，乱石成堆的荒地逐渐开阔成路。

2013年，他们终于拿到钥匙。进入那个两房一厅、五十多平米的小小公寓，两人喜不自胜地发呆，爱不释手地摸摸雪白的墙，光洁的地砖，散发着木香的房门，从小小的阳台开始一间房一间房地逛，甚至傻气地按按抽水马桶的开关，敲敲洗手池的瓷台，把每盏灯都打开。

真好啊，有家了。

图片：项玉杰（左二）、任杰（左三）和两个女儿的全家福。这一年任杰37岁。

街头卖艺

如今项玉杰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八点出门，步行半小时去上班，晚上五点下班回家。任杰会在家把菜洗好切好。“冰箱里拿出来的菜，有些已经烂了黄了，她看不见，全洗了。我炒菜时才发现好多烂叶子，”说这话时，项玉杰怜爱地摸摸妻子的头。

简单吃个饭，两人就带上家当，坐公交车到大排档去唱歌，给孩子攒学费。大女儿在上大二，小女儿今年刚刚高考完，也要上大学了。

刚开始说要去街头唱歌挣钱，项玉杰犹豫了很久。毕竟是三十多岁的男人，“二十多年一直都在单位上班，现在跑到街头去卖唱，觉得尴尬，面子放不下。”

可是毕竟再想不到别的办法挣钱了。他们曾想贷款开个小店，资料和钱都准备好了，倒是出租商铺的人忍不住好心提醒，这一带经济不太好，很多小店开了又倒闭，别人亏了就亏了，你们是盲人，还是贷款，输不起啊。

确实没什么别的出路，那就上街卖艺吧。

夜灯初上时，他俩一家一家大排档走过去，请客人点歌。她的专长本是京剧，但为了生存也要学流行歌曲，《三生三世》呀，《刚好遇见你》呀，《生日快乐》呀，客人最喜欢点了。歌单上有六百多首歌，她要利用白天的时间将歌词全部背熟。

“90%的客人都很善良，点我们的歌，还鼓励我们，”她有点羞涩地说。有些好心人纯粹是照顾他们生意，还点《好人一生平安》祝福他们。

当然也遇到过糟心的事。有时唱歌的人太多，客人心烦，甚至会用易拉罐砸他们，让他们滚。两人礼貌地道歉，退开。

因为任杰看上去完全不像盲人，有人会质疑他们假装盲人骗钱。“假的吧？你把盲杖扔了吧，不用装了！”他俩把残疾人证、免费乘车证掏出来，人家还是不耐烦：“这种假证到处都是，你骗谁啊！”

虽然心酸，他俩也不多作解释，只是讪讪笑着，低头离开。

“我的心理是很强大的，有时老公会受影响，说人家是不是不欢迎我们，情绪就有点低落。我说不要介意，你看人家还给你掌声呢，你听听看看，人家也有喜欢的，没事，”任杰鼓励老公。

他们一般只在室外的大排档唱歌，因为怕室内音响声音太大，客人会烦躁。即使在室外，他们也会小心调整音量，唱歌尽量轻柔，自觉变成“背景声”。

收入全靠运气。有一次他们唱了两个小时，换了三个地方，总共才得了十块钱。

通常都要到夜里快十一点，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休息。

“有很多盲人比我更不幸”

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爱美。

“每次见都觉得她特别精致，穿衣、化妆都很漂亮。”在重庆残联，几乎人人都知道任杰的名字。“她虽然是盲人，但对生活不将就。”

42岁的她，仍然保留了窈窕有致的好身材，总穿长裙和高跟鞋。皮肤底子好，日常她不需要涂抹粉底，只是自己摸索着画眉毛涂口红。她知道自己眉目本就清秀，不需要浓妆。

她的衣服大多在淘宝上购买。她会告诉女儿想要什么样的衣服，而女儿会详细描述，这条长裙是什么材质，是“烟灰色底子，纤细的墨竹图案，有缥缈的感觉”，她会自己想象。她知道自己穿什么样的衣服好看。

社区里有人嚼舌根，说她穿得好，怀疑她有别的收入。其实她的衣服都很便宜。“难道我们盲人就只能穿破洞衣服吗？”她有点忿忿不平。

她仍然好学，甚至跑到重庆师范大学去读了一个心理咨询的学位。因为是残疾人，学费全免。她用学到的心理学知识来帮助其他残疾人。

“盲人主要靠听，如果环境比较嘈杂，就很容易暴躁。听不清的时候会加大嗓门跟人说话，别人如果不理解，说他一两句，他会很委屈、生闷气，甚至动怒。”她说，盲人通常容易敏感、暴躁、自卑，退缩到封闭世界里，产生社交障碍。

她细细讲述如何为盲人疏解心理。家人的配合非常重要。因为长期照顾，家人免不了有厌烦或忽视的时刻，盲人又比较敏感，很容易吵架、伤心。她教盲人及其家属“情绪管理”，避免矛盾。

也是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她发现还有很多比她更不幸的盲人。曾有个盲人来自农村，家里养鸡，鸡蛋要拿出去买，从小很少舍得吃。来重庆接受培训时，发现每天都有鸡蛋吃，特别开心。

这位盲人离开时，人们发现他的床铺特别臭。原来以为是不爱卫生，结果床底下发现三十多枚熟鸡蛋——他是想留着带回去给父母吃。但很少吃鸡蛋的他不知道，熟鸡蛋要放冰箱里。重庆夏天三十多度的高温，鸡蛋放床底下早就全坏了。

“还有好多人比我更不幸，”说这个故事时，她几乎有点哽咽。

参加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

今年夏天任杰特别忙，因为要参加第九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

她的专长本是京剧，但却被要求演出她从未接触过的“四川清音”。这是四川的传统戏曲剧种，已被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唱者需全程站立，左手打檀板，右手敲竹鼓，自击自唱。

好强的她还是接了这个任务，从零开始苦练。两斤多重的檀板，对身材娇小的她来说相当重，几个月下来左手全是茧子。虽然是盲人，她还要注意表情和眼神变化，下巴要抬高到什么样的角度，上千遍地练习。

8月22日决赛，她老早就到了剧场。团里给她找了一条白底蓝花旗袍，全丝绸的，她不敢坐下，怕把旗袍弄皱，不好还给人家。等待上场的两个多小时里，她一直穿高跟鞋站着等。那天的重庆41度高温，后台空调开得很猛，她受了凉，鼻炎也发作了。

终于轮到她上场。志愿者把她牵到舞台中央。她开始唱《数城门》。

“她紧张了，”项玉杰在台下关心地盯着妻子，敏锐地发现她并非最佳状态。下来后，她自己也懊恼；但还是微笑着接受了记者采访。记者们发现她右手小指贴着胶布——她看不见，手指磕在鼓沿上，指甲整块磕掉了。

“盲人需要人喂饭么？”

曾有人问她：“你们盲人多不方便呀，需要人帮忙喂饭么？”

这样的问题，她觉得好气又好笑。

“事实上，盲人除了视觉障碍，其他感官都非常敏锐。我们的生活能力和适应能力是极强的，征服陡峭的山路、险峻的大峡谷、蜿蜒无尽的古栈道对我们来说是挑战也是乐趣，你相信吗？”她在博客里写道。

偶有天气晴和的假日，一家四口会到歌乐山去爬山、游湖、划船。任杰最喜欢骑自行车，两个女儿一人一辆，她和老公则共骑一辆并排的双座自行车。老公负责掌舵，坐在一旁的她也可以手扶“方向盘”，感受转弯时的“操作感”。那真是让她快乐。

她喜欢微风吹起她的长发，阳光洒在她的脸上，听老公跟她描述，湖水是多么清澈，垂柳如何好看，蝴蝶蜻蜓如何在四周飞舞。

失明17年了，她记忆中的世界，仍然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