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化解中年危机，孙林泉开了这家黄鱼面馆，生意火爆。小店的成功无疑给他带来底气，这从店内遍布的各色标语和面点的价格上可见一斑。他坦言：“命运蛮眷顾我的。”在五十多岁的关口，他又证明了自己“蛮来事的”。

　　到辰光侬就会对我讲：老板，侬价格贵点吧

　　柜台边，两个女孩在点单。

　　点了两碗黄鱼面之后，她们又寻思着加点小吃：“春卷一人一只，炸猪排一块。”

　　那个长发女孩嘀咕了一句：“哇，现在两个人吃面，要100多块了。”

　　“小姑娘，我帮侬讲。现在100多块，侬（下午）3点多还吃得到。如果我卖30元一碗，就全卖完了，没了。我一天只好处理200斤黄鱼，这不是肉丝面，我炒一大盆放着好了。到辰光侬就会对我讲：老板，侬价格贵点吧，否则阿拉吃不到了。”在柜台旁出声的男人穿着一件白色工作服，中等个子。他就是这家明呈黄鱼面馆的老板孙泉林。

　　这家店个性十足。在门外就是一条长长的广告语：到撒地方气缺咖好切额黄鱼面（到什么地方去吃这么好吃的黄鱼面）。进到店内，满是标语：“本店出面慢，心急有事、无耐心、斤斤计较者请去别家店”，“请不要将随地吐痰的陋习带入本店”，“为了保证面碗不带病菌，请不要将面巾扔在面碗里”，“本店面不便宜，请量力而入”，“老板不在时，做出面不好吃，可直接要求退货，仅限于刚吃时”……

　　这些密密贴在墙上的或打印或手写的标语，像是“丑话说在前面”，它们可能会撩拨起顾客的某一些情绪，用网友的评论就是，爷叔的标语很霸气。不过店内生意很不错，已是下午三点多了，还是三三两两的有客人进来。有一个女孩子坐在靠窗边，点了黄鱼面和春卷：“我是宁波人，很喜欢吃海鲜。朋友介绍说这里的黄鱼面不错，我就过来试试。”

　　终究是过了饭点，店内没那么忙。厨房的工作台上摆满了黄鱼，几个店员各站一边在进行处理，剖下鱼肉，剔除鱼骨，动作一气呵成，非常熟练。

　　“我身上有黄鱼味道的，上次去剃头人家就问我了，怎么有黄鱼味道，上次乘地铁也是。”孙泉林已换下他的工作服，换上了黑色修身的夹克，又戴上一顶鸭舌帽，整个人显得年轻又有精神。他今年52岁，“老朋友碰头，就我看上去最年轻。我在管理别人，心情总归好的呀。”他笑得挺得意。

　　不要东一枪西一枪，要有踏实感

　　明呈黄鱼面馆开在大木桥路斜土路口，孙泉林的家在大木桥路上。从家到面店，走路就十分钟光景。

　　面馆是2011年开的，孙泉林介绍了开店的客观事由，比如朋友盘下了店面，拉他一起合作，后来朋友不做了，他来接手等等。他说自己在这边开店，也是因为他对附近吃的东西相当不满意。“有一趟我想吃馄饨，在这边跑了三家店，都咬了一口就吐掉了，情愿回去吃泡饭。菜肉馄饨，菜都发黄了，有啥吃头。我相信我做的东西总归有人欢喜来吃的。”

　　不过更多推动他开店的，是有特殊的心理缘由的。“我想我大概80岁死掉，还有30年，我要弄点事情做做。”

　　这算是孙泉林人生过了半辈子，做的第一件让他有踏实感的事情。

　　朋友们叫他“大学生”，他们说：大学生，没想到开店噶辛苦的事情，侬坚持下来了。孙泉林年轻的时候确实上过大学，不过他一语带过那年轻时光：跟人打相打，退学了。1980年代的上海，充满了社会规则还没建立起来的机会，即使你只是一名没正式毕业的大学生，也不乏掘得第一桶金的机会。

　　“我打桩也混过的，哎呀不要讲过去了，现在那些人中混得好的有老多。”孙泉林在店门口的上街沿抽着烟，摆了摆手。

　　1990年代初，上海有一股去日本留学打工潮，孙泉林也赶上了这“闹猛”。“我有个朋友先到日本，后来他让我也过去。去了之后开过一年卡车，后来就七支八搭做了老多事情。哎，这些事情不要多讲了。我是1996年回来的，回到上海之后，侬晓得的，还是有老多七支八搭的事情。我开过酒吧，不过要吵架打架的，做不长，后来自己做过点生意，炒炒股票……后来么，岁数大了，精力不足，也不想白相了，我想找件事情做做，我希望这件事可以做蛮长辰光，不要像投机生意一样，东一枪西一枪，要有种踏实感。”

　　做饮食小店是最需要踏实的生意，毕竟，那一碗碗面，都是实打实烧出来的。现在一切步入正规了，每天孙泉林中午时分过来，对食物口味把把关，再站在柜台前收银，记住客人所坐的位置，指点店员把面和小食放到正确的桌上。“阿拉都是要面子的人，要保证质量。我东西不好做坏脱，否则不就没面子了吗？阿拉店不是靠附近的人支撑的，人家都是老远过来的，做坏脱难为情伐啦？老板有这个思想，员工只能达到70%，80%，侬要经常让伊拉晓得这个思想，伊拉才会执行下去。如果老板自己都没这个要求，下面不就一塌糊涂了。”

　　回顾刚开店的时候，“从来没噶吃力过。”孙泉林说。那时他每天早上10点左右到店里，开发产品。做黄鱼面倒是一开始就有的计划，“我是宁波人呀，小辰光阿娘（奶奶）就烧这个面给我吃的。阿拉这家店，都是我的思想，我摸索，实践，自己烧，还要经常和客人交流。刚开始店里每天只有几百块生意，最少的一天只有300块。”旁边相熟的客人插嘴：“现在3万了喽。”

　　“没呃。”孙泉林继续说，“那时蛮滑稽的，中午有人吃，晚上没人吃的，要到半夜才有人吃。所以每天我做到凌晨3点多再回去。虽然那个辰光生意不是老好，不过进来吃过的人，过段辰光又来了，是回头客，这让我信心蛮足的。营业额一点点在增长，到两年之后一下子蹿上去了。”

　　生意好，孙泉林话说起来也底气十足：“阿拉这家店在上海滩上名气蛮响的，菜哪能做，我不好讲的，要被人家都学去的。阿拉每天用150斤到200斤黄鱼，就是这个结果。阿拉黄鱼春卷，9块一只，价格贵，这就是特色，阿拉一天卖掉150只，包都来不及包，就是这个结果。”

　　侬什么事情不做，别人怎么尊重侬，欣赏侬

　　孙泉林说话语速很快，有他固执的价值观和逻辑。“有的人对阿拉不了解，觉得东西贵。阿拉店的定位是和我生活水平差不多的人，过分太低我不做的，因为那样东西做不好了，商家也要追求合理利润。”“到日本去的六年，对我后来经营起的作用挺大的。第一东西的质量老重要的，第二，价格不能紊乱，阿拉从来不打折的。日本人做事情认真，虽然我自己是混混的人，但我蛮欣赏伊拉的。”

　　店内或许是熟识的老客人比较多，他说话明显有一些顾忌，“这个不要说了”。等站到店外，抽着烟，他似乎安静了下来。

　　这家玻璃门窗上都贴满标语的店，看上去有种张牙舞爪的倨傲感，但它却更多地满足了孙泉林的心理需求，是他消解自己中年危机的一个方式。“对，侬讲得对。”他听到这个描述，笑起来，带着一点羞涩。

　　那时他46、47岁，依然是一个“闲人”。下午起床，晚上和朋友出去喝酒，白相。之前做各种各样的生意积累了一笔财富，让他当时不管是在酒吧还是夜场消费，都有一掷千金的豪爽感。“1990年代出去用钞票，感觉钞票像用不光一样。到了2000年之后，想要达到那种钞票豁出去无所谓的感觉，就有点吃力了。2000年之后社会变化老大的，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出来后，产生了许多成功人士，财富重新分配了。而阿拉还木知木觉呢。其他人上去了，侬没上去，就下来了，落伍了，有危机感了。”

　　从2002年到2010年，孙泉林觉得这对他来说是最没什么事情做的一段时间，人没什么斗劲，就整天到处玩玩。只是，这种玩的背后，潜藏着深深的不安。“那时身体不是老健康，白相到早上明显感到吃力。再讲了，坐吃会山空，老婆也不上班的，我还有女儿呢。混十年不要紧，但物价在飞涨，万一到70岁，80岁我没钞票了呢……一个人活在社会上，不难的，再困难，政府也会给低保的。但是要活得有尊严，是要侬自己去找事情做的。侬什么事情不做，别人怎么尊重侬，欣赏侬。人家尊重侬，一方面是看侬怎么用钞票的，平时出来钞票不大用，老节约的，别人谁来睬侬啊，这个社会现实来兮的。我一生中，人家一直觉得我是蛮来事的人，我那时总觉得马上人家要觉得我不来事了，这种感觉我不喜欢。我又不是70岁，80岁，还有力道呢，还不肯死，不肯放弃。还好，命运还是蛮照顾我的。”过去玩乐的生活说断就断，孙泉林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自己的坚持，他说身边的朋友对他还是很佩服的。开店这件事对他最直接的改变是，生活变得更为规律，现在他正常早上起床，晚上睡觉，身体状态变好了，也有更多时间和女儿聊天。“女儿7月份要出国了，阿拉在一起的辰光越来越短了，伊一去要去9年呢，我现在52岁，伊回来我几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