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仁济医院南部院区医护人员在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查看监测仪。 新华社 发
■记者 李楚悦 进入6月，上海的大部分地区已重返正轨。但在定点医院，与奥密克戎的较量并没有结束。 4月3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部院区（以下简称“仁济南院”）被划定为市级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 对于这家以综合实力见长的医院，让新冠阳性患者“转阴”只是最基本的任务。治疗患者的基础疾病、解决各类突发状况、应对心理危机等各种棘手问题，才是定点医院更为重要的任务。 也因此，医院很多原有的“框架”被打破了： 转运来的病人病情不详，不能迅速分诊，病区无法严格按专科分类；医生们需要面临那些过去从未考虑过的选择，比如，新冠治疗和肿瘤治疗之间的矛盾如何平衡？即将生产的孕妇，丈夫能不能一同住进妇产科？ 甚至在患者新冠治愈后，医院的责任依然没有结束：病人出院回家小区接收吗？血透病人回去了有地方继续做血透吗？养老院还没有开，孤老没人管怎么办？这些都需要医院和其他部门一一沟通、协调。 5月底，各级医院在院治疗的新冠患者人数降到了四位数，仁济南院的在院治疗人数也从最初的近900人降至280人左右。这可能是这座城市最后的“战场”。 重建 6月1日7时50分，和过去两个多月里的每一天一样，仁济医院党委副书记闵建颖乘坐闭环车辆前往仁济南院工作。 街道上是久违的喧闹情景。一切都快回来了。站在仍处于闭环状态的仁济南院里远远望向马路对面的小区与商铺，闵建颖的心一天比一天踏实。 城市正重返正轨，定点医院里的医护们并不敢放松警惕。“未来的十天对医护来说，是最关注的节点。”闵建颖担心，随着社会面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病例数字会有所反弹，“但无论如何，我们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两个月前，仁济南院刚刚转为定点医院的时刻，焦急、紧张和忙碌的景象犹在眼前。 4月7日中午，闵建颖和副院长王争站在医院北门口，准备迎接第一批入住的新冠肺炎阳性患者。 “怎么还有人往外跑？”闵建颖着急得不行。病人一旦入住，医院的建筑主体都将成为污染区。看见大楼里仍有零星的工作人员走出来，闵建颖立即通知在楼里逐层检查，确保患者入住前所有人撤离。 从一家综合性三甲医院转型为定点医院，需要进行一番动作不小的腾挪。4月3日接到通知后，留给仁济南院的准备时间只有96个小时。 在这段时间里，仁济南院将原有的200多位住院病人转运至仁济医院的东西两院，一部分孕妇分流到了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行动自如的患者乘坐大巴离开，危重病人则靠十几辆救护车来来回回分批转运。 内部设备和流程的改造也在紧锣密鼓地同步进行。医院原本核定的600张床位迅速扩容至将近900张。为了提高效率，病区按照“准备好一个，开放一个”的标准陆续收治病人。第一天，仁济南院就收治了100多位患者。 一周之内，这座12层楼的定点医院里，892张病床就住满了病人。 改变 为了迎战奥密克戎这个捉摸不定的对手，在定点医院，医疗流程发生了诸多改变。 妇产科主任医师吴震溟从医这么多年，没想过妇产科竟然收了男病人。 那是一位怀孕39周的孕妇的丈夫，夫妇俩因为感染新冠被安置在临时隔离点。街道紧急联系后，孕妇被送往仁济南院等待生产。 “收进来之后，他们说她老公也阳了，怎么办？”吴震溟说，“怎么办，救人要紧。肯定还是收下啊。”很快，待产孕妇和丈夫住进了同一间病房。 这在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成为定点医院后，收治病人的变化其实从患者入院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最明显的是，分诊的环节被置后了。4月初，上海疫情处于高位暴发期。为了让病人尽快入院，刚刚转为定点医院的仁济南院不再以专科形式进行分诊预检，而是只作简单的内外分科完成收治。 每一位转运至仁济南院的病人都会直接被引导至病床前。“尽量让患者先住下，很多病人从方舱或是隔离点过来，路上颠簸辛苦。”护士说。 这样的改变让收治环节的效率大幅提升，但对于医护来说，压力几乎是瞬间从四面八方涌来。 五楼东病区的护士长乔跃华曾以为，在定点医院肯定是以照顾新冠患者为主，进来之后她才意识到，“这里是穿了‘大白’的市级三甲医院，各类疾病都要处理”。 按照流程，病人抵达前，定点医院会收到一张转运单。转运单只提供性别、年龄、生命体征等基本信息。碰上自己说不清病情的老年患者，需要逐个打电话给家属确认病史和用药禁忌。 疫情发生前，肾脏科主任医师顾乐怡的诊治对象以肾脏疾病患者为主。 但现在，顾乐怡要处理不断冒出的新问题。每天查房成为重要环节，“刚入院的时候，病人只是按照新冠病情做了分类，基础病情不清楚，患者诉求也不明确。而且病情每天都会变化，尤其是老年人本身基础病多，合并新冠后情况更复杂，可能住着住着越来越差。”他说。 ICU是危重症病人最集中的地方。因为人手紧张，仁济南院的ICU最开始只开了六七张床位。随着病人仍在增加，医院不断从各个院区紧急调配人手，加开床位。 ICU护士赵晓玲记得，4月底5月初是最紧张焦灼的一段时间。她所在的内科ICU里有一半以上是气管插管的患者，还有不少需要血透、ECMO的患者。监护室里，各种仪器的报警声滴滴答答响个不停。 最高峰的时候，内外两科的ICU共近40张床位上都躺满了高龄重症患者。有三分之一患者年龄在80岁及以上，合并有三种以上基础疾病的患者占一半左右。 抉择 面对有复杂基础疾病的新冠患者，诊疗的思路也发生了改变。细分的专科专病治疗模式被多学科、定点医院和总院联合会诊制度取代，成为保障定点医院治疗中极为关键的一项改变。 4月中旬，仁济南院收治了一位从其他医院转来，盆腔巨大肿瘤合并急性肾衰竭的新冠阳性患者。患者输尿管受到肿瘤挤压，出现无尿的情况，肾脏功能几乎为零。 病人入院后，顾乐怡立即安排了透析治疗，维持患者的内环境稳定，避免患者因为无尿肾衰竭而死亡。 接下来，先治新冠还是先处理肿瘤？ 这是定点医院的医生们为了一位肿瘤病人不得不做的一次重要抉择。 最初会诊时，来自不同科室的专家们争论得很激烈。有人觉得患者肿瘤问题严重，要先上化疗。反对者则认为，一旦进行化疗，患者抵抗力会下降，新冠就难以痊愈。 在非特殊时期的医院里，很少有参与人数如此众多的多学科专家会诊。“以前，病人涉及到不同科室，医生之间分别打电话，或者直接遇到简单讲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处于闭环的定点医院里，整个医疗流程和思路发生了改变，那索性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反倒效率更高。”顾乐怡解释道。 这场由七八位主任专家参与的讨论，最终将焦点落到实际操作层面。 阳性环境下，负压病房里进行手术需要严格遵循三级防护规范。麻醉医生要背着有新风系统的机器进行插管，主刀医生则必须隔着护目镜、面屏进行操作。此前医院里进行的一台宫外孕手术就比平时多花了3倍时间。 把阳性患者转运出去做手术，则有可能污染其他院区。一番讨论后，大家达成一致意见：确保肾脏能够支持的前提下，等核酸转阴后再对患者的肿瘤进行治疗。 紧随而来的是一整套治疗方案，透析要继续做，泌尿科要进行插管，保证排尿正常，同时对新冠肺炎的治疗也不能耽误。 在第二次会诊现场，除了顾乐怡代表的肾脏科之外，妇产科、ICU、泌尿科、放射科、营养科、普外科、病理科、肿瘤科、放疗科、感染科、麻醉科等都参与了讨论。 放射科的专家参与度最高，几乎每个病例都需要通过影像学观察病灶。妇产科、泌尿科和普外科需要制定好手术的方案，肿瘤科和放疗科则协助制定肿瘤内科治疗方法，肾脏科要给出患者透析和手术过程中如果发生肾衰竭的处理预案…… 新生 在定点医院，并不只有在抢救生命时面临选择，迎接新生时同样需要斟酌。 和丈夫住进同一间病房的待产孕妇，在仁济南院的产房里迎来了二胎宝宝。考虑到产妇之前生过一胎，吴震溟鼓励她选择顺产。 这是一个更有利于产妇健康的选择，但对于新冠时期的定点医院来说，意味着要时刻有人在舱内守候，准备接生。 4月16日中午，孕妇有了生产的迹象。“进入产房准备后，医院专门要求护士全程一对一陪伴。”助产士宋厚敏说。 刚开始，产妇的情绪有些不稳定。因为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总担心出生后孩子的安危。同样是母亲的宋厚敏对这种心情无比理解，她想尽可能传递些力量，隔着两层医用手套，拉着产妇的手始终没有松开过。 分娩的过程持续了12个小时。 护目镜早就被汗水模糊，防护服里也湿透了，戴着N95口罩呼吸都很困难。但宋厚敏还是一直喊着“加油加油，再来再来”给产妇鼓劲。接生的时候，宋厚敏把产妇的手交给了另一位巡回护士。直到生产结束，产妇放松，护士才发现自己一直拉着的那只手被“握麻了”。 17日凌晨，婴儿的啼哭声回荡在医院，绵长有力，充满希望。定点医院里迎来了一个新生命。 更多的孩子在亲子舱里得到“大白阿姨”们的照顾。 占四个楼层，总共7个病区的儿科病区是仁济南院成为定点医院后最先开舱的病区。这个体量庞大的亲子舱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市儿童医院和仁济医院的儿科团队共同承担患者救治任务。最高峰的时候，收治了超过230个家庭，近500张床位。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科护士长、定点医院儿科病区护士长陆春梅所在的十楼东病区原先是成人病房，开舱前护士们一直忙碌到深夜，终于把整个病区里所有床铺准备好。每间病房里可以住三个家庭，每张大床旁都放置了一张小床。 7日开舱后，第一批就住进来十几组家庭，病房里一下热闹起来。病区里70%的孩子都是3岁以下的幼童，最小的患儿刚刚出生25天。陪同孩子来的新手爸妈们自身也是新冠阳性患者，有些年轻的妈妈还在经历产后抑郁，低龄的婴幼儿基本上都是由护士们照顾。 陆春梅记得，“年纪最小的25天宝宝，一放下就哭，只能由夜班的三个护士整夜轮流抱着。” 抚慰 在定点医院，医护的选择有时候并不发生在医治的时刻，但同样治愈患者，抚慰人心。 病区里有个iPad，原先是为了舱内外的医护沟通工作信息。渐渐地，这个iPad的通讯录里加了越来越多的病人家属，它流转在每一个病床前，点开摄像头就能获得疫情中最大的抚慰——看见家人的脸。 在儿科亲子舱里，陆春梅和同事们在照顾孩子们之余，也为新手爸妈们做过一些更利于治疗的选择。 有一位带着七八个月大宝宝的新手爸爸，原本就经验不足，自身也处于生病的状态。身心双重压力下，手忙脚乱，情绪近乎崩溃。 陆春梅和同事们赶紧接手照料孩子，安排孩子的爸爸住进病房安心休养，还请了心理科的医生对家长进行疏导。得知孩子的妈妈在方舱治疗，又辗转联系让妈妈也住进医院陪伴孩子。在病房里渐渐平复心绪的爸爸，出于感激，主动在医院当起了志愿者。 相比于焦虑的大人们，小朋友显得“从容”许多，他们更关心每天发放的零食。“大部分都是社会捐赠的物资，我们每天都会分发，让孩子们开心开心。”陆春梅说。偶尔发晚了，会有小朋友围着护士转，仰着脸问：“阿姨，今天怎么没有奶酪棒、水果泥呀？” 和“大白阿姨”们的感情日益深厚，孩子们常常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感谢。开舱以来，儿科的护士们收到了50多封感谢信，好多是孩子们自己画的卡片。 6月1日，只剩下17组家庭的亲子舱里满是小朋友们的欢笑声。护士们忙着给孩子们分发儿童节礼物：零食、书包、乐高积木…… 陆春梅问病房里的小患者：“你在这里开心吗？你喜欢我吗？” 小朋友没说话，转身一下抱住了她。 5月底，各级医院在院治疗的新冠患者人数降到了四位数。曾经共收治了871组家庭的7个儿科病区，在6月2日正式休舱。 但定点医院仍在坚守，“我们准备好做坚持到最后的那批人。”医护们说。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