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上午在寓所楼下 钱亚飞 供图
解放初，青年钱李仁与夫人郑韵，在富民路上海团市工委院子里的合影 钱亚飞 供图
20世纪80年代，钱李仁在社长办公室
◆李泓冰 老同事来电，说8月20日，是人民日报社老社长钱李仁虚龄百岁的大日子。 仁者寿啊！一时间百感交集。 很喜欢和老人聊天，年轻时是张“白纸”，能把长者的思想变成新闻，算是“取巧”。而今关注的，是向世纪老人打捞历史的细节。他们，已然成为大历史的一部分。 对老钱，有肃然起敬，也有一种温暖——他们代表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以及他们肩负起的百年历史，还生动地存在着，呼吸着，支撑着我们。 “他们忠于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诚地、不声不响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他们身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发光的东西。”巴金赞美过的，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我想其中应该包括老钱。 这束“光”，无远弗届，也包括离他八丈远的我。 喜欢别人叫他“老钱” 说起来，我和老钱——对，他爱听别人叫他“老钱”，某次饭桌上，有人不顾他的提醒，一直称呼“钱老”，他很不开心——是同一年走进金台西路2号大院的，我还比他早了四个月。当然，地位判若天壤。我是就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当时这个系，因“文革”结束后新闻人才青黄不接，主要为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培养“新血”，上课、起居，都在人民日报大院9号楼。我们和人民日报的大记小编，也就走同一条路、去同一间食堂吃饭。 1985年12月的一天，餐桌上有师兄指点：看呐，新社长钱李仁来打饭了！那是一位头发花白、个子不高的长者，笔直的腰板让人印象深刻。大家议论起他在全社职工大会的履新讲话，“除了一位秘书兼司机，我一个人也不带进报社！”并承诺秉公办事，一碗水端平，不会任人唯亲。 这话，磊落，且自信。 那个大院，有点没大没小。年轻人和社领导碰上闲聊几句，或偶尔在食堂一张桌上吃饭，都习以为常。我就曾经在路上“捡”了一位说没吃午饭的总编辑，带他到集体宿舍7号楼，和舍友一起用楼道里“非法”的煤气罐，下了一大碗速冻水饺，老总吃得挺香——他叫老范，范敬宜。 而老钱，和我所在的教科文部办公室，在三楼同侧。一次，因为对本报有篇引发争议的评论不甚理解，傍晚，路过老钱办公室，门虚掩着，传来新闻联播的声音，正播着那篇评论，便忍不住敲门，听到“请进”，便走进去直抒胸臆。老钱听我说完，不响。把目光转向电视机，说：一起看看新闻吧！ 他退休后，有次来上海，我向他提起此事，他笑，我能和你们小孩子说什么呢？他还说起，女儿也姓李，我很奇怪。他笑说：“‘文革’时，女儿觉得，文艺作品中姓钱的都是坏人，就跑到派出所改名，用我名字中的第二字，做了姓氏。” 老钱对年轻人宽厚，律己却甚严。 我的研究生同学、文艺部的袁晞说，老钱有次打电话问，能不能给几张演唱会的票，“过了两天，老钱要交钱，说是女儿去看的。”在报社电信室，袁晞遇到老钱也在交电话费，说他上个月有两个上海长途电话，是私事。 被这样平实宽容的大领导“惯”坏了，在形形色色的采访中，我一直“没大没小”。然而所遇到的大领导，似乎都不以为忤。 “如果打官司，我钱李仁上法庭！” 有件轶事，我听亲历者、华东分社老领导吴长生说过N次。 那是1988年，记者蒋亚平花3个月采写的调查报道见报——《“丰收”的折扣》，批评北京某郊县在推行规模经营旗号下，动摇包产到户政策，虚报粮食产量。为了搞规模经营，撕毁了与农户签订的果树承包合同…… 这下捅了大马蜂窝。县领导威胁说，会有20万农民到报社抗议。北京市主要负责领导也要求报纸发文更正。 老钱叫来时任经济部农村组负责人吴长生，详询报道依据是否充足。 吴长生送上记者的采访笔记等一大摞资料。老钱窝在办公室整整看了一天，踏实了，对吴长生说，“我告诉你一句话：如果打官司，我钱李仁上法庭！” 面对重重压力，老钱坚持，报道是根据一线农民的诉说写成，基本事实准确，没有捏造。应该严格执行中央政策，维护合同的严肃性，保持家庭联产承包制稳定，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切实纠正不当做法。 吴长生说，在危害农村基本政策的行为面前，确实不能退，否则会在全国造成灾难性后果，我们有过历史教训。 这件事，让我深受震撼的一点是：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对记者而言最可倚仗、最牢不可破的有力保护。 还有则反例。有则一版报道《中南海里购股票》：“中南海国务院大院里，汇集了很多人，都在踊跃购买一种从来没买过的东西——股票……”一时哗然。老钱经过调查，发现只是在西安门大街某国家机关大院试发售金杯汽车股票，并不在中南海，报道明显失实。老钱指示在同样醒目的位置，发了更正。 对新闻真实性的正反两“鞭”，让我铭记了一辈子。 老钱在回忆录《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中记载了一件事。报上刊发呼吁关爱改革者、不要吹毛求疵的系列报道，他和编辑商榷，“尽量不用或少用‘改革者’这个词”，人为划线，会导致“另一部分人被认为是‘非改革者’甚至‘反改革者’”。那组报道，突出了沈阳电车公司总经理夏任凡。老钱后来自嘲：提醒并未得到重视。两年后，本报又刊发关于夏任凡的通讯，仍冠以“改革者”。 十余年后，老钱惊异地在报上看到：巨贪夏任凡终审被判死刑。他仔细摘录了这则报道，淡淡加了一句，“特附注于此”。 有的时候，新闻报道要用放大镜打量；有的时候，则要把年轮拉长了再掂量，方看得出新闻的质量和重量。政治家办报的水准，就体现在类似判断之中。这种判断，有时甚至是下意识的。改革要有问题意识、过程意识，做新闻又何尝不如是？不轻下定论，不生造概念，切忌“一好百好”“概念先行”，不让抽象去遮蔽具象，党报记者方能尊重事实，持中守正。 已成经典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改革阵痛中的觉悟》（记者罗荣兴、曹焕荣、祝华新），也是经由老钱拍板，于1987年10月6日和7日推向头版连载。报道密集采访京沪两地一大批专家学者，系统梳理当年思想界对中国改革动力、特征、代价的理性思考，成为改革40年进程中的代表性新闻作品。 重建记者站，一大批优秀报道“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老钱有一项“政绩”，间接影响了很多记者的职业生涯，包括我。 1985年底，他刚到报社履新，很多老同志找他，强烈呼吁恢复人民日报地方记者站。从1958年邓拓社长因“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调离后，次年人民日报记者站便与新华社地方分社合并，很不利于报社在地方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老钱同新华社领导穆青协商，提出方案，1986年6月经中办、国办批转《关于人民日报地方记者站与新华社地方分社分开设立的报告》。 老钱参加了9省市记者站的挂牌。很多地方党政一把手也出席了挂牌仪式，如时任上海市长江泽民、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此后，一版头条的地方新闻，每年一般都在100篇左右，“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荣获全国新闻奖的优秀篇什更是不胜枚举”，老钱满是欣慰。 如上海记者站记者章世鸿1988年发表在头版的《一个城市两种速度说明了什么》，剖析上海开发区与非开发区发展速度迥异的问题，对上海经济工作全局进行评述，《解放日报》次日转载，反响强烈；浙江记者站记者高海浩1988年采写《一人沉浮，千夫评说——步鑫生被免职后的种种议论》，第一次反思新闻界对典型人物的“捧杀”问题，引发全国讨论；西藏记者站首任站长卢小飞，于1987年夏先后采写了对访问西藏的美国总统布什和德国总理科尔的报道，科尔说，他见到的一切比他在书本上看到的更好。到了2001年，广西记者站记者郑盛丰独家报道南丹瞒报重大矿难事件，时任总理说，“要不是《人民日报》……差不多上百人就要冤沉水底了”（见《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 从记者站到分社，人民日报在各地影响力日益扩大。我自己也从北京调来上海，从华东分社到上海分社，一呆就是近30年。 “现在想得最多的，就是上海这段岁月” 老钱的职业革命家生涯，是在上海启动的。 说起来，老钱还是“王孙”，唐末吴越王钱镠的后代。 抗战时，钱家从江苏镇江迁来上海公共租界的表亲处。14岁的他，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小文，陈述逃难途中“无限的痛惜、愤慨”，结尾写道：“轮船顺利地到了上海，战争的遗迹——断垣残壁仍旧留存着。浦江中一只只的船上，都像贴上一张张膏药一样。踏上了‘孤岛’，又看见行人如蚁、车水马龙的升平景象了。” 为了贴补困窘的家用，他不断向上海报章投稿，这养成他关心时事和浏览报刊的习惯。1939年夏，他顺利考取上海中学高中理科，这年冬，他秘密加入“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后来，经上中同学吴绍基介绍，他在望志路（今兴业路）吴家阁楼，举行了入党宣誓——距党的诞生地，仅一步之遥。 上中很多名师，让他的物理、英文、国文都大为精进。他同时积极投身地下革命，发展新党员。1942年，上中党员达50人，“爱国同学是开除不完的，散布的种子总会有萌发的时候”。在上海市学联党组工作时，他考入圣约翰大学，组织领导多起学生运动，“反会考”“抗议九龙暴行”，成为斗争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终于迎来解放。 2019年，他对来北京做专访的解放日报记者郭泉真说：“我现在想得最多的，就是当年上海这段岁月。” 建议搭建世界先进水平的“信息高速公路” 也许是上海的开放基因，给了老钱国际化视野。他是很早就认识到互联网历史机遇的高级领导干部。 1993年底，退休的老钱在本报刊发《西方国家失业问题再探讨》，“在工业发达国家，新的支柱产业将不是再出现一种新的支柱性制造业（例如像汽车工业那样），而很可能是‘信息产业’。” 他描述“信息高速公路”：如果你想欣赏一部影片，只要在家按几下电钮，就可以从电影资料馆直接传输到你家中的电视机屏幕上……这将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变化，有的行业可能会消失，改变，也许更多的新行业可能出现。 这是30年前的预判啊！当时绝大多公众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 次年，人民日报连载老钱的《从“信息高速公路”看美国信息业》，这时，离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还有2个多月。 他与何祚庥院士为此还争论了一番。 1995年《人民日报》刊发何文《宣传信息高速公路应该降温》：我国能使用和掌握家用电脑技术的恐怕还不到1000万人！何来使用电子通信的“巨大的需求”？ 同日刊发老钱的商榷文章：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的起点低，唯其如此，如能在建设起步时就能既脚踏实地，又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稳步向高标准前进，是有可能接近那种“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要求的。 我国在信息化道路上弯道超车，这位老地下党员功不可没。 由于和上海的情缘，老钱95岁之际，曾将回忆录捐给上图，握着上图颁发的“捐赠证书”，他开心得像个孩子。 而今，百岁老钱行动不便，说话也少了，常坐在轮椅上，和煦地浅笑。他的生命，韧成一根坚韧的丝线，串起了跨越两个世纪的版面和版面上的共和国史……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