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文洁若
萧乾、文洁若和巴金
萧乾与文洁若
◆宋 强 2021年4月26日下午，“繁荣新时代文学创作暨庆祝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宾馆举行。一位老人坐着轮椅出现，虽然年事已高，但她仪容整洁，衣着考究。很多人都过来向她问好，与她合影留念。人文社社长臧永清看到这位长者，赶紧上前热情地迎接和问候：惊动您老人家了！您多保重！ 她就是著名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是作家、翻译家萧乾的妻子，我们可敬又可爱的前辈文洁若先生。 1 杜绝浪费的好习惯 我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就听到各种文洁若先生的轶事，其中最多的就是关于她生活极度节俭的故事。据说，每次社里组织离退休老干部聚餐，文先生会坐着等到最后，绝不允许浪费一丁点饭菜，如果有剩下的，一定会坚持打包。有一次下班后，她看到两个年轻编辑在聊天，径直过去把他们办公室的灯关掉，理由是，聊天不用开灯。文先生每次下班路过洗手间，都会主动把灯关上。文先生还把绝不浪费的习惯带到了国外，有一次到日本出差，她看到酒店大堂居然在大白天开着灯，气愤不过，走到开关处把灯关了，搞得服务员大吃一惊，以为出了事故。 大家说起这些故事，往往带着开玩笑的心态，谁也说不清文先生极度节俭的生活习惯是如何养成的，细想一下，也许是经历过艰苦年代的困难，所以看不得一点浪费吧？ 文先生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我也见证过几次。就在去年冬天，我和老干部服务部的董文权老师前去拜访文先生，录制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70周年社庆祝福视频。她的保姆是董文权帮忙挑选的，所以二人相熟。保姆见了我们，开始大倒苦水，诉苦重点之一就是文先生的节俭给她带来的麻烦：洗脸水不能随便倒掉，必须用来冲马桶；电灯必须随用随关，绝不能白白亮着。保姆为了电器使用方便，买了一个插线板，结果文先生与插线板“干上了”，每逢不用时必须关掉插线板开关，理由是插线板上红色的小指示灯总亮着，费电……为了不让文先生觉得“浪费”，临走时，我赶紧关掉了文先生家里因录制视频打开的几盏灯。 对于文先生的极度节俭，我心生敬重。老一辈艰苦朴素的生活在今天已然成为“奢侈品”，我们身边充斥着大量的浪费。过度的物质欲望带来的异化，已经让我们浑然不觉。正是文先生这样的人保留着可贵的节俭习惯，对我们反而是一种有益的提醒。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同事，像文先生一样，一直保持着极简的生活方式，十年间没有买过新衣服，理由是衣服又没有穿破，所以不用添新的。他专注于工作的姿态让我们不会去关注他的衣着，而且过去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没有丝毫过时感。难道说这里面没有文先生这代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2 乱中有序的家 除了节俭之外，文先生让我印象深刻的另一个方面，是她家里的“乱”。文先生给人的印象是，她并不注重生活细节，也许是小时候家庭条件优渥，让她不用去管家务，所以也就不会收拾。 我去过文先生家里几次，每次看到的场景都大同小异，凌乱的物品随意堆放，各种书或翻开或横七竖八地躺着。她想起要给我们展示什么东西时，便跑到另一间屋里，拉开抽屉稀里哗啦地找上一通。有意思的是，居然每次都能找到。但也有找不到的时候，她会很着急，四处打电话问近期来过的人有没有借走。有一次，我跟老干部服务部的谢施基老师去文先生家，因为文先生需要住几天院，我们是专门过来送她去医院的。正好有一位在日本读博士的女学生为了写论文，专门来拜访文先生，我们进门的时候，她们刚好聊完。为了方便，文先生便邀请那位女博士一同前往医院，说到医院安顿下来后还可再聊聊。然而几个月之后，这位女博士跟我联系，言语中充满了委屈，说是文先生有一部译稿怎么也找不到了，问是不是被她顺手拿走了。女博士很认真地说，希望我和谢施基老师给她作证，她走的时候是空着手的，什么也没拿。我对此已经毫无印象。好在文先生后来找到了译稿，赶紧告诉了这位女博士，是自己误会了。这件小事，又能看出文先生在不拘小节之外，还有一份诚恳和率真。 文先生以前住的是两套打通的小房子，其中一套作为专门的书房，但前几年文先生卖掉了作为书房的那一套，在一进门狭窄的过道处放了一张书桌，就是她每天大部分时间工作的地方。她今年94岁了，仍然每天守在书桌前，坚持做着翻译工作，沉浸其中，乐在其中。 对她来说，工作就是生命，翻译就是一切。 3 萧乾仿佛从未离开 文先生喜欢送书给别人，每次都会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上某某先生女士惠存，认认真真地写上自己的名字，还会盖上自己的印章。对于重要的人，或重要的场合，她还会郑重地盖上萧乾先生的印章。 萧乾先生出生于1910年，比文先生大17岁。他们相识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由翻译工作结缘。2013年，人文社组织了口述历史采访计划，我是其中组织者之一，因此有幸在采访过程中听她聊了她和萧乾先生之间的很多往事。当时，文先生经常就编辑过程中遇到的翻译问题去请教萧乾先生。有一次，文先生就同一段内容的不同翻译方式，去问萧乾先生，孰是孰非。萧乾先生耐心地对她说，在翻译问题上有一种伤叫硬伤，就是把黑翻成白，叫“黑白错”；可是也有的不是硬伤，是“软伤”，译者既可以这么译，也可以那么译，编辑就不能说他错了，要尊重译者本人的意思。这次求教经历让文先生对萧乾先生肃然起敬，产生了仰慕之情，很快便进一步相识相知、结为伉俪。几十年后，文先生回忆起这段往事，仿佛又回到了他们最初相识的岁月，神情中也充满了温柔和煦，说：“这个他教会我了，你不能硬逼着人怎么着。两样都可以翻的时候，即使你喜欢这么翻，也不能强迫译者。” 当时，文先生嫁给萧乾先生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那时的萧乾正背着处分。据文先生说，1950年时萧乾先生去了一趟英国，因那时中国与英国还未建交，他只能绕道苏联前往，但苏联不让他过境，怀疑他是间谍云云。这因此成为他的一个“历史问题”，因而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萧乾先生一度没有被安排正式工作，只能靠翻译为生。在萧乾先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时，一家人就只能靠文先生每个月固定的工资生活。在“文革”期间，极度压力之下，与他们同住的姐姐精神失常，突然有一天将萧乾先生所有的书和资料都扔到院子里，付之一炬。火势很大，还惊动了消防队。在那一劫中，萧乾先生的很多珍贵资料都被毁掉，包括他早年写下的日记。 他们虽然经历了种种磨难，但二人的感情却历久弥坚。他们的生活条件很艰苦，直到八十年代后才开始慢慢改善，此时的萧乾已经成为中央文史馆馆长。他们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话题。他们一起翻译的《尤利西斯》成为他们感情的最好见证。萧乾先生去世后，文先生一直将他的大幅照片放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就好像他从未离开。直到今天，文洁若还经常将她的著作与萧乾的著作同时赠送给朋友，有时落款还同时写上二人的名字。前不久，文先生托人送给我一本书，前面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封信，那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给萧乾先生的信。可以说，萧乾先生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融为一体。 结语： 丰富而强大的心灵 有一次，我跟社长一起去拜访王蒙先生，他问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一辈编辑出版家时，特地问到了文先生的近况，说她是一个率真的人，能保持至今，十分不易。 从文先生身上，我们确实能学到很多可贵的东西，她的率真让她专注于工作，专注于翻译，专注于简单的生活。她类似“苦行僧”般的外表之下，有着丰富而强大的心灵。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