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保卫看望都贵玛额吉。
都贵玛（右二）在北京领奖。均受访者供图
■见习记者 李楚悦 敕勒川，阴山下。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不到3小时就能到达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再向北驱车100公里即可抵达隶属乌兰察布市的四子王旗。61年前，来自上海的孩子们，乘坐绿皮火车，经历了漫长的旅途，才来到这里。 只有21万人口的四子王旗，得名于成吉思汗胞弟后代的四个王爷。四子王旗的羊杂汤堪称一绝，而这里更知名的，是草原额吉都贵玛。 1959年到1961年，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灾荒频繁，孤儿院里涌入大量幼儿。在政府的安排下，这些孩子被送往物资相对丰富的北方。从1960年初至1963年，内蒙古自治区多地先后接纳了3000余名孤儿。 孩子们从上海启程的时候，刚刚被聘为四子王旗保育院保育员的都贵玛，也从脑木更苏木跨上马背出发了。一路辗转，孩子们抵达的时候，她已在乌兰花镇上等候。那时她才19岁，对即将开启的新工作充满期待。 照顾28个婴幼儿的重任，让这个尚未成家的姑娘有些手忙脚乱。而对于那些南方来的孩子来说，从此以后，命运将在草原上重启。饥饿、疾病与贫寒将成为久远的记忆。半生过去，伤痛抹平，关于幼年的坎坷，这些儿孙满堂的老人，已能平静笑谈。 孙保卫是“三千孤儿”之一，他笃信自己是幸运的人。“孤儿”的称呼早已不再贴切，命运中被褫夺的父母之爱，很快在1800公里之外，被一些力量重新赋予。“国家的孩子”长大后回望幼年，才发现自己身上满是时代的痕迹与奇迹。 在央视录节目的时候，“国家的孩子”扎拉嘎木吉告诉主持人，“我有4个母亲：亲生母亲、都贵玛额吉和两任养母。” 孙保卫纠正他，“不对，是5个。”“怎么是5个？”扎拉嘎木吉急了。“党不是我们的母亲吗？”孙保卫问。 人民楷模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都贵玛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去北京之前，都贵玛准备了那套她最常穿的蒙古袍。紫色衣服配橙色头巾和腰带，在大多数公开场合，她总是穿这身。旗里打算给她做几套新的，她拒绝了。衣服好好的，干干净净，做什么新的。 9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即将举行。上午10时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与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们一同步入会场，依次落座。都贵玛掏出手帕，擦了好几次汗。 领奖的前一夜，都贵玛有些激动。在酒店房间里，她摩挲着即将穿上领奖台的蒙古袍，眼神里满是期待。她快80岁了，陪同她一起去领奖的四子王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干部图格拉格担心老人因为情绪激动而血压上升，叮嘱她早些休息。 “明天咱们什么都不带，您就换好蒙古袍就行了。”图格拉格安抚老人。 “那党员徽章可以戴吗？”都贵玛问。1974年，都贵玛提交入党申请，成为共产党员。 人民大会堂里掌声雷动，都贵玛从左侧缓缓上台。习近平给都贵玛颁奖，叮嘱她保重身体。转身合影的时候，发现老人行动不便，习近平搀扶了一把。图格拉格看到，都贵玛领完奖走下台时步伐轻盈。 “这是我一辈子难忘的时刻。”都贵玛说。 10月1日，都贵玛和其他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一起，来到天安门观摩国庆阅兵仪式。老人一人前往，回来的时候，图格拉格发现她左手攥着什么。拿出来一看，是小饼干的包装纸。因为长时间攥着，塑料包装纸已经被汗水浸染得变了形。 她在车上吃了小饼干，下车没有找到扔包装纸的地方，怕给别人添麻烦，就攥在了自己手里。图格拉格看着都贵玛额吉那双手，鼻子发酸。 在四子王旗，大家都称呼都贵玛为“额吉”，额吉是蒙古语母亲的意思。在牧区操劳一生的额吉，现在从牧区搬到了旗里，政府安排她住进了楼房。 在家的时候，她喜欢坐在饭厅的餐椅上。正对座椅的墙上，挂着一张四世同堂的全家福，抬头就能看见。都贵玛也常常在手机上看新闻关心国家大事，或者和宝德等她抚养过的孤儿微信聊天。 宝德在红格尔苏木的草原上生活了60年，家里养着三五百只羊。2021年3月15日，受蒙古国沙尘暴影响，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也经历了十年不遇的恶劣天气。都贵玛惦记着牧区的孩子们，在微信上问宝德，家里有没有受影响。 成为母亲 与远在1800公里之外的上海相比，杜尔伯特草原安静宽阔，四野茫茫。从乌兰花镇到红格尔苏木的路上，偶有牛羊群穿过马路，汽车停下等待。大羊走至一半，扭过头，看着走在身后的羊羔。阳光穿越头顶的树叶，落在洁白柔软的羊背上。 从四子王旗乌兰花镇驱车1小时，在草原深处，能找到宝德的家。宝德60年前从上海来到草原。在这里，她遇见了都贵玛。 “当时我年纪小，听说自己要去旗里照看孩子，能从牧区出来工作，觉得很新鲜。”都贵玛回忆。1960年，在四子王旗保育院里，她见到了宝德、孙保卫和其余26个孩子。 “孩子是医院派了大夫接回来的，我们四子王旗接了28个。”都贵玛记得初见孩子们的模样。他们都太瘦小了，像小羊羔一样。最大的不过5岁，有两个最小的尚未满月。舟车劳顿，孩子们哭成一片。 保育院的土房里，都贵玛和另一位姑娘负责28个孩子的生活。做饭、洗衣、煮牛奶、教蒙古语，和孩子们一起玩、哄孩子们入睡……每天忙得四脚朝天。 “一开始觉得很有劲头，后来发觉，照顾孩子是白天黑夜都要看着，哪儿也去不了。”都贵玛缓缓地说。她也有过厌烦的时候，但想起孩子们的身世，总能咬着牙坚持下来。和28个孤儿相似，都贵玛幼时双亲去世，她在外婆与姨妈的照顾下长大。 几个月后，孩子们的身体调理好了，领养工作转至牧区。都贵玛一人，在脑木更苏木的蒙古包里，和孩子们一同等待来接他们回家的第二任父母。 在草原上，19岁的都贵玛，成了28个孩子的额吉。 她把自己的床铺安置在蒙古包的中央，孩子们的床铺则围成一圈，这样夜里起身照看的时候，离每个孩子都尽量近一些。成为保育员之前，都贵玛在四子王旗接受了几天的培训，保育员职责要求细致，不能打骂孩子、不能让孩子尿在被子里…… 孩子们陆续长出新牙、学会走路、喊第一声“额吉”。他们长大了，日子也溜走了。相处500多个日夜后，分别的时刻到来。每隔几天，就会有养父母带着新缝的蒙古袍来接孩子。离愁像草原上的云，轻轻柔柔压在都贵玛的心上。 她期待每一个孩子都平安健康，和养父母们离开，开始新的人生。离别之际，又难免感伤。她不放心孩子们在养父母家的生活，有时候骑着马去偷偷地看，远远地望。扎拉嘎木吉的第一任养父母，不太会照顾孩子，都贵玛发现后把他接回了自己家，直至找到能够胜任父母职责的第二任养父母。 都贵玛照顾了近一年后，宝德被红格尔苏木的养父母接走。他们只有宝德一个女儿，视若珍宝。宝德不喜欢放羊，但她热爱草原。成为牧民的女儿后，她重获了父母之爱。 “国家的孩子” 宝德总是笑。从大衣柜里找出珍藏的邀请函和登机牌，说起陪同都贵玛额吉去北京领奖的经历，她在笑；穿上宝蓝色的蒙古族特色风衣，对着镜子照，她在笑；指着30年前和养父母在家门口的合影，她在笑；望向窗外，日光和煦，丈夫和儿子正在照顾羊群，她在笑。 八九岁的时候，宝德听说了自己的身世。下乡的知识青年说她是“上海娃娃”。宝德不信，跑回家向爸妈求证。父母如实告知，她仍不信。虽然条件艰苦，但养父母对宝德向来疼爱有加，从不让她干重活。 为了照顾养父母，中学毕业的宝德选择放弃继续考学，她不愿离开草原。20岁的时候，宝德嫁给了大她4岁的达瓦。为了不离开宝德的养父母，达瓦做了上门女婿。结婚那天，达瓦赶着牛羊，骑着骏马，来到红格尔苏木。在草原上，他们育有一儿二女，牧羊为生，现在已经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 牧区刚刚结束最忙碌的时节，年初的这两个月是羊羔出生的高峰时间。以前没有温室大棚的时候，宝德和达瓦会轮流值班，一个人看守上半夜，一个人负责下半夜。一旦有母羊生产，需要有人照看，保证羊羔能够温暖地存活下来。 在草原上，迎接新生命到来是尤为艰辛的事，都贵玛深有体会。1974年，她参加了四子王旗医院的培训，成为一名助产士。30年前，“国家的孩子”扎拉嘎木吉的妻子即将临盆。都贵玛刚好路过，机缘巧合，接生了扎拉嘎木吉的三女儿。命运蜿蜒缠绕，守护的人总会在身旁。 2006年，乌兰夫诞辰100周年之际，政府组织“国家的孩子”参加纪念活动，他们又相聚了。相同的经历，让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家庭。线上线下，几乎每天都有交流。因为养父母都是蒙古族人，宝德会说蒙古语，还会唱许多蒙古语歌曲。在“国家的孩子”微信群里，总能听见宝德的歌声。 “国家的孩子”彼此相认，还曾相约去看望都贵玛额吉。2007年，额吉还住在牧区。孩子们去的时候，她早已煮好奶茶，做好手把肉等着儿女回家。这是他们久别后的第一次重逢。都贵玛看着孩子们过来，激动得双手颤抖。她拉着孩子们进屋坐下，吃饭的时候，要亲手把肉割好，喂给孩子们。 孙保卫总是难忘额吉的那双手。因为住在镇上的缘故，这些年，他常有机会去看望都贵玛，每次去，额吉总是一把攥住他的手，絮絮叨叨说上许多家常。 幸运儿 孙保卫个头超过一米八，会说地道的内蒙古方言，看起来是个标准的北方汉子。“别人问我哪儿人，我不用想，内蒙古的。”年过花甲的孙保卫，在四子王旗乌兰花镇上经营着一家兽药店。 孙保卫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养父是退伍军人，在司法系统工作，他自幼生活在优渥的家庭环境中。“小时候，我兜里永远有糖。戴红领巾，布的是一毛八一条，绸的是三毛五一条，我从来没戴过布的。”回忆起童年生活，孙保卫至今觉得幸福。他不愿意称呼“养父母”，这些年接受采访为了作区分才这么说。 孙保卫是在儿时玩伴的口中得知自己身世的。“小孩闹别扭打架，人家就说我是抱来的。”他跑回家告诉大人，养母要拉着他去找人家理论。孙保卫不敢跟她再提这件事，“再有人说我，我就打架，打得过就打，打不过拉倒。” 孙保卫是四子王旗28个“国家的孩子”里年纪相对小的，身份证上写着的出生日期是1960年11月14日。但事实上，他们都无法确认自己的出生日期。没有人不好奇自己的来处，这与后来的生活状况无关。 名字是身份的关键信息。和其他“国家的孩子”联系上之后，孙保卫知道有人去查过资料。仅存的档案显示，福利院里的孩子们统一姓党，后面跟着一串数字。有些孩子一辈子沿用了党姓，也有姓国家的国。 1979年，孙保卫第一次去上海出差。城市庞大而陌生，孙保卫结束手头工作，打听到福利院的地址，独自前往。他没有打算进去，也不准备寻找查证什么，他只是在门口站了许久。 他仍觉得自己拥有幸运的一生。 “如果没有来内蒙古，我大概是个上海人，但是饥荒灾害，我能不能活就不知道了。”孙保卫说。来到内蒙古，遇见都贵玛额吉，遇见养父母，在孙保卫看来，是个奇迹。“这是咱们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我现在年纪大了，有时候就想跟抹黑咱们的外国媒体对质，我自己就是证明，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是我们国家人权最好的证明。”兽药店柜台后，孙保卫拍着胸脯说，有些激动。 宝德也觉得自己幸运。“我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这么好的父母和达瓦。”她觉得日子甜蜜，幼年时代的颠沛流离，早已被太多人的爱抹平。 她刚参加完呼和浩特的聚会回到草原。每次聚会，宝德都要骑摩托车穿过草原到相邻的村庄，搭车去镇上，再辗转至呼和浩特。路途并不轻松，但宝德并不觉得麻烦。 “老乡聚会！”她满脸笑意，展示着手机里的照片，“我们都是内蒙古老乡。”宝德说。 宝德说的老乡，是锡林郭勒和乌兰察布的“国家的孩子”。每隔几个月，他们就会带着儿孙相聚。饭桌上，有人唱起蒙古族的长调，悠扬舒缓。全桌人开始轻声相和，音韵绵长。 “这是歌颂母亲的歌。”宝德说。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