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奖获奖者和中央领导的合影（局部），前左二是周恩来总理，前左四戴眼镜者就是杨小仲。
 杨小仲  杨小仲和家人在一起。  杨小仲指导小演员拍戏。 这是一张被损坏的黑白照：1963年，中国第二届电影百花奖获奖者和中央领导的合影。中央领导是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共二十人，前面坐一排，后面站两排。周总理坐哪里？前左二位置。陈毅副总理则在右一座位（已被撕）。前排中间坐者为谁？一微胖戴眼镜穿深色中山装的笑颜长者。此照第二天在报上刊出，众人惊疑：总理坐边上，这中间的“重量级领导”是谁？ 不是“领导”，是“双百导演”杨小仲。“双百”指：一生编导百部电影，恰逢当年喜获百花奖。 那天，电影界各路英豪要周总理居中坐，总理说：“今天主角是你们。中间位置我不坐。”遂有了这张因导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获最佳戏曲片奖的杨小仲坐中的“群英照”。 这张放大的旧照，当年杨小仲从北京带回上海，一直压在居所的写字台玻璃板下，后抄家时被撕去一部分。杨小仲当年居所：乌鲁木齐中路400号，一幢顶层斜坡红瓦、细条玻璃长窗、外墙白色的法式洋房。 在家里，杨小仲童心未泯 1899年出生于常州的杨小仲，今年121周年诞辰。 1963年，杨小仲最小的儿子杨勉9岁。他当时看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父亲编导的电影《兰兰与冬冬》也看过，之后印象深的有《宝葫芦的秘密》。其时全国少年儿童几乎都看过这部电影，为其中的电影特技着魔，一起做充满魔幻想象的宝葫芦美梦。电影在哪看的记不清，不是在上影厂大礼堂，就是自己买票到电影院看。父亲当年的特别待遇，是可以拿几张上影厂观影票回家，随后挈妇将雏去看一场自己拍的电影。 童年，父亲留给儿子的印象和电影有关又无关。杨勉一年级时，在家里那间30多平方米大屋子里，父亲或沉思，或昂首，踱起方步，在打蜡地板上走来走去，突然叉腰对儿子说，“我神气吗？”在沙发上的儿子仰脸看，父亲已花甲，不高的身材，玳瑁眼镜，还胖。儿子不会恭维父亲，也不知父亲拍了40年电影的“丰功伟绩”，口无遮拦冲出一句：“你这样胖，像电影里的鬼子小队长。”父亲一愣，笑起来，随后对儿子说自己20多岁时，真演过一个人：卓别林。肥裤子，破礼帽，小胡子，大头鞋，还手握一根拐杖，嘴唇涂成黑色，走路迈着鸭子步。演出效果怎样？当时有几个不解风情的警察，冲进他演戏的咖啡店，要抓这个“疯子”。所以他对儿子说：“说我鬼子小队长，不是的。疯子卓别林，才是的。”然后他们一起笑哈哈。 父亲从来不打骂孩子。不但不打骂，还和他们一起玩。当年父亲培养的女导演殷子，为讨论《宝葫芦的秘密》剧情，一次次上门。来杨家，她常看到：杨导和家中几个孩子趴在地上，玩五颜六色的游戏棒。赢了，笑如顽童；输了，也会脸赤。殷子知道他是在“体验生活”，也笑，蹲着看，不打扰，让杨导童心挥洒。然后，他们关起门，碰撞宝葫芦的“奇奇怪怪的表现手法”。 平时杨小仲在家时间少。一是他要拍电影，二是他拍电影喜好实地实景，不喜欢摄影棚。实景常在外地，家里就少他身影。但他回家，要享受天伦之乐。最小的两个儿女杨勉和杨吉全，会缠父亲。父亲一人睡一张三尺半床，兄妹俩在床上为父亲敲背揉腿，得到的回报是教他们诵读毛泽东诗词。诗词在哪里？在家里抬头可见的墙壁上，悬挂的诗书卷轴，一首《沁园春·雪》，一首《清平乐·六盘山》。他们给父亲肩背敲一下，父亲就教他们一句，他们给父亲揉一下，父亲就纠正他们一句。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画意诗情。 旧居围墙，原来是戗篱笆的 今天的乌鲁木齐中路400号外，是两人多高的一长溜围墙，黄色。萧瑟梧桐在黑色的铁门外伫立。门紧闭。紧闭的门里就是那幢白色墙、红瓦顶的法式洋房。红瓦顶上还矗两根排烟的小烟囱，楼墙外，挂着一个个窗式空调外机。 杨勉和我，就站在他们旧居的马路对面。那堵院外的黄墙一直向南延伸，到淮海中路口，再向西拐去。两条路的交叉口，说是现在上海网红拍照打卡地之一。原因是此中心街区，有棵百多年巨樟，树干粗茁，树冠铺展四围几十米，浓荫遮天蔽日。那棵百年巨樟，原是在他们家院子里的，现在路拓宽，巨樟被“贡献”到围墙外的马路上了。再有那旧居的围墙，现在是砖墙，过去则是竹子编起来的戗篱笆，一色的黑。一根根细长竹，编成厚厚的篱笆墙，遮蔽了院内，又留有想窥视却见不到的细丝空间，墨竹通幽径，体现雅致建筑的神秘情调。 黑色戗篱笆里发生的故事，现在听来，不神秘，反而很富“革命激情”。 1956年，这幢法式洋房的杨小仲家，发生一件振奋人的事：杨勉的大哥杨纪高考考上了北工大，要去首都北京。 大哥临行前，父亲送他一本笔记本。打开扉页，两页通栏上部，是工农兵劳作与扛枪保卫祖国的形象，下部空白处，父亲写下密密麻麻一段话，竖行繁体字，如诗如歌—— “给纪儿：十八年的抚育，今朝把你献给祖国。我为你庆幸，为你祝贺……从此你踏上祖国需要的岗位，给了你终生奋斗的方向。努力吧，做到三好，莫辜负了祖国对你的培养。不要想念家，不要忘记家。生活在光辉的毛泽东时代，不论年轻人，老年人，都同样感受到无穷的幸福……为了壮丽伟大的祖国，为了光荣灿烂的将来，把一切献给党，把一切献给人民。不容许有点滴的个人打算。我再向你说一声：‘前途珍重’。我期待你获得巨大的成就。” 为表达郑重，杨小仲在工农兵图像和文字间的右边，贴上自己一寸头像照；文字右下角，端端正正，盖上自己的红印私章。 可以感受，杨小仲当年的信仰，热烈，激动，感慨。他对孩子们不止一次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要学习，要改造。尽管，他受教育的“学历”，仅小学三年级。他在22岁时，即编剧完成中国第一部长故事影片《阎瑞生》，并一炮走红。年仅26岁时，他独立编导完成电影《醉乡遗恨》，连映爆棚，好评如潮，震撼中国电影界…… 离开小家，方能行闯天下 现在回想，20世纪60年代初，是杨小仲电影编导生涯的最后时日。《宝葫芦的秘密》（1963年）后，他不再有电影传世。最辉煌的日子，也是落幕时光。 那天，我行走在他们旧居附近。乌鲁木齐中路400号，右拐即到淮海中路1480号，还有两条交叉路口的大樟树。淮海中路对面，现在是美国驻沪总领事馆。这一带风景我熟稔。50年前，我和杨勉一起就读康平路上的中学——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从他家走过去十分钟即到。这个地域还连接着复兴中路、吴兴路、武康路、安福路、五原路、常熟路。我也曾居住在这附近，童年、少年和青年。 杨勉的童年、少年，除父亲的电影，还和父亲的人生经历相连，和家庭内一次次变故相连。 二哥杨浩的故事，在家里涌动波澜。 1963年，杨小仲《宝葫芦的秘密》大功告成，名扬海内外，而在家里，杨浩高考时，突发高烧，落了榜。一喜一忧，人生起伏。这对杨浩是晴天霹雳。他一直功课上佳，人聪颖，动手能力强，喜欢摄影录音，自己装配收音机、录音机。他喜欢电影，钟情电影新技术。父亲是不是将他视为“可能的接班人”？家里有此一说。但那一天，当杨浩提出“复读一年再高考”时，他竟得到一个明示——父亲杨小仲、母亲郑莱对他说：有一个更好、更激动人心的选择，考虑吗？ 是的，响应“国家号召”，很神圣：去新疆。 不单因为母亲是里弄干部，要上门动员其他知识青年去新疆建设，固然有这个原因——打铁需要自身硬。更重要的，是国家需要。有国才有家，道理很简单。 去了。杨家二儿子没继续争辩，办手续，行李打包，自觉自愿，走出乌鲁木齐路上的灯火楼房。或许，住在上海的乌鲁木齐路，去真的新疆乌鲁木齐，是“天命”。挥手自兹去，乘上几天几夜往西往北的绿皮火车，流过泪，但父亲说的“诗和远方”，一直在激励他。 很长时间，杨家三兄弟住二楼内一小屋，十平方米多，一张四尺半宽的床，三兄弟挤挤挨挨。1963年深秋那晚，原来挤蹙的床一下宽松，只剩下三哥杨扬和杨勉“哥俩好”。少年不知愁滋味。父亲进屋，讲一件令他难忘的事：1936年冬，他为拍一部影片，到北平（北京），再往北几百公里，到内蒙古，那地方叫绥远。又远，又冷。零下20多度，山路崎岖，晚上宿营在草原城堡。彻夜闻枪炮声，白天看到为抗日而牺牲的血肉之躯……父亲说：“人，总要经历许多事。行闯天下，是这个世界为男人准备的正餐。” 当年听了父亲这些话，明白吗？有点模糊，但激荡起了内心憧憬。 前不久，杨勉和太太李家丽到上海图书馆，细细查阅父亲的“过往足迹”，赫然见其1936年的那次“远征”：实拍中国军队在绥远的抗战大捷：百灵庙大捷。那部著名影片的名称：《绥远前线新闻》。此片“历艰困险境，摄实地实战实景，撼动人心。后在上海等地连映，激起爱国热潮”。 岁月有痕，寒冬过后有春色 有人说，中国最早引入电影蒙太奇的，是杨小仲。有人说，中国最早拍科幻电影的，是杨小仲。20世纪30年代，他的《六十年后上海滩》，特技光效，想象丰沛，“笑翻上海人”。而其20世纪60年代初居住于乌鲁木齐中路400号这段时间，是他一生“黄金期”：充满电影前沿技术和想象力的《宝葫芦的秘密》，成为其压轴之作，大放异彩而出。 而今，在乌鲁木齐中路旧居门外，我想象著名电影导演杨小仲人生最后十余年在这里进出：辉煌后的奕奕神采，胖的身躯，但挺胸，若有所思，步履坚实。而到1966年后的“文革”，他一下缄默。缄默，是已退休的他，在上海一次万人集会上，被“上面人”点名，要打倒。然后专案组成立，上门抄家，大字报贴在戗篱笆门外。一个夜晚，家里几块玻璃窗，“哗啦啦”被人砸碎。 即便在这样晦暗的日子，杨小仲也不绝望。因长时间导演工作需要亲力亲为的劳作，年逾古稀的他疾病上身，甚至，连自己手写交代材料的能力也丧失——手指关节严重骨刺，无法捏牢笔。于是，读高中的女儿和读初中的儿子，将父亲口述下来的“交代”一一笔录。当年院子外的那堵戗篱笆围墙，成为杨勉和三哥杨扬无比憎恶之地。戗篱笆上，鞭挞父亲的大字报，成为这个家族的耻辱。风吹不去，雨打不落。便在沉沉暗夜，兄弟二人，从内而外，抡起砖块泥巴，扔向戗篱笆，想把外面的大字报震下来，却未果。 杨小仲自有定力。他的定力表现在即便日子煎熬，依然对毕业分配的儿女们未来前程有清晰考量。67届初中毕业的杨扬，尽管比68届高中毕业的姐姐杨齐小两岁，但先行分配。按政策，杨扬之上的三个哥哥姐姐均已在外地（姐姐杨薇1961年考入南京航空学院），他留上海属“硬档”。但杨扬想到比他晚一年毕业的姐姐杨齐。这个家庭男人要站出来，保护家中弱女子。于是，杨扬和父亲杨小仲，在这旧居小屋，有了如下对话—— “爸爸，我去外地农村，姐姐明年就可以留上海。” “我本来就想跟你这样说。男人闯荡天下怕什么。” “我不怕。这个世界我谁都不怕。” “但不许你为我，再和别人打架了。” “可我怕我走了，没人帮你写‘交代材料’。” “别担心，你姐姐还在。” 父亲给杨扬一支烟，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敬烟。杨扬会抽烟，拜父亲所赐：写“交代材料”至夜，杨扬困极，头如鸡啄米，可交代书天亮要上交，无奈，父亲递上了烟。 这是杨扬和父亲杨小仲最后一次“父与子”的交流。 杨扬离沪赴淮北第二年，1969年头，寒冬，骤然病重的杨小仲离世，时年70岁整。 当灿烂的春天重新归来，已是十年后的1979年。杨小仲获平反，电影《宝葫芦的秘密》重见天日。 1979年的春天，杨小仲的11个子女重归此家，探望“老家”：乌鲁木齐中路400号，电影《宝葫芦的秘密》编创地。大姐杨俭，二姐杨芳菁，三姐王淑珍，四姐杨琪，大哥杨纪……老幺，是1956年出生的女儿杨吉全。杨吉全的取名，也算幽默风趣的杨小仲在电影外的“杰作”。那后面俩字，拆开读：“十一口人为王”——全了，圆满。而这11人中的8个，当年都已是“闯荡天下的人”，分处北京、青海、安徽、云南、重庆、湖南、香港及上海。 难以忘怀那一天：他们聚一起，一起告慰，一起走，走在父亲走过的乌鲁木齐中路上。 （本版照片由杨小仲家人提供）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