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顺里弄堂（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供图）
 兴顺里15号（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供图）  杨斌  上海大戏院旧照 ◆马尚龙 嘉善路140弄（原甘世东路兴顺里）是一条幽静的弄堂，弄内15号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老式石库门住宅。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同年3月秘密建立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办事处就设在这栋石库门住宅里。当年在这里，人们步履匆匆，开辟了从上海去根据地的两条地下秘密交通线，陆续安全护送了近1700人，还为根据地购置了电台设备、医疗器械、药品等，搭建起了申城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特殊的桥梁”。我们的故事，就从1942年3月的那场电影说起。 看一场电影 1942年3月的一个下午，辣斐徳路亚尔培路（今复兴中路陕西南路）路口的上海大戏院，第二场电影快要开场了。这一天放的是《鸿运大盗》，最新的好莱坞电影。 有一对男女姗姗而来，男人西装外披着大衣，女人则裹着裘皮大衣，挽着男人的手臂。 进了电影院，男人买了一张电影说明书后，两人便走进放映厅。因为《鸿运大盗》还是头轮，票房很好，好位子都没有了，这一对男女坐在后排的边座上。 这是当年上海西区再寻常不过的闲暇生活了。就如同这一对男女，也是再寻常不过的夫妻档，应该都是住在附近的小康之家。 他们是夫妻，却承担着不同寻常的使命。男人，是新四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杨斌，他身边的妻子王力维，也是中共党员。与其说他们是来看电影的，倒不如说是利用上海大戏院来接头的。上海大戏院是他们经常用来接头的地点，隐蔽且符合他们的身份。后排边座是杨斌特意挑选的，这是观众视线之外的角落。 杨斌夫妇的邻座，也是一对看似夫妻的男女，他们是打扮成夫妻来和杨斌接头的。 杨斌摘下礼帽，向邻座欠欠身，邻座回礼。坐定，灯渐暗，开始放片前广告了。在银幕上出现“美女牌香烟”广告时，杨斌一阵咳嗽，他尽力克制着，稍转过头问邻座：“请问有‘维克斯润喉糖’（美国产的止咳糖）吗？”邻座答：“我没有润喉糖，只有宝塔糖（一种儿童祛蛔虫的糖药）。”这一来一去非逻辑的对话，是他们的接头暗号的开始。 妻子王力维从包里掏出手绢，杨斌用来捂了捂口鼻。电影正片开始了。杨斌将手绢夹在了电影说明书里，黑暗之中，手肘与邻座微微碰触，两人手里的电影说明书就此交换。 夹在电影说明书里的手绢中，藏着极其重要的机密。这天晚上，邻座要从上海去苏北抗日根据地，有人会在“乔家栅”门口接应，带着十几个从皖南撤退到上海、继而要转移到苏北的同志，明天夜里就可以在海门青龙港登船，前往苏北了。那一块手绢里夹着的，便是联络地点、联络人还有联络暗号。 由上海护送各类人员去苏北根据地的交通线主要有两条：东线是经南通的任家港、天生港，海门的青龙港等港口，到苏中四分区的掘港镇一带；西线是经如皋的张黄港、靖江的新港等港口，到苏中三分区的芦港一带，由当地的交通联络站转送苏中区党委、华中局、新四军军部；1942年又开辟了由扬州经天长等地进入淮南根据地的路线。 电影放了一半不到，杨斌咳嗽有些止不住，便向邻座一笑告别，和太太一起退场了，走到电影院检票口，还咳嗽着向领票解释了一句：咳嗽太重了，要影响别人看电影。 杨斌接头的时候是装出来咳嗽，此时却是真咳嗽。虽然年纪轻轻，只有29岁，肺结核病已经不轻了。 从上海大戏院走到家里甘世东路兴顺里（今嘉善路140弄）15号，只不过十来分钟。王力维还是挽着杨斌的手臂，既是夫妻的做派，也是轻语复盘着今天接头的前前后后。 对于杨斌来说，这样的接头，已是他作为新四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常态了。今天在电影院，他需要王力维一起成行，有时候去亚尔培路上的明复图书馆接头，那就只需要他自己去；电影院是成双作对的地方，图书馆则是更适合形单影只的男人。 兴顺里15号，杨斌夫妇推门进去，便有楼下邻居主妇说：“杨先生回来啦。”“是啊是啊，王家姆妈。”旋即有一少年，十五六岁的年纪，下了楼梯来接应：“舅舅回来啦。”杨斌把礼帽交给了外甥，和王力维一起上楼了。 建三个联络站 整幢楼，乃至整条兴顺里，谁都不可能知道，新四军驻沪办事处就在他们的弄堂里，他们的邻居、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杨先生，竟然就是新四军驻沪办事处的主任，担当着极其重大的使命。那一个和杨斌外甥舅舅相称的男孩子，居然是联络处年纪最小的联络员。 到了房间，坐定、喝茶。杨斌为又一次完成了自己同志的转移而感到小小的欣慰。每次完成转移工作后，杨斌总是喜欢坐在沙发上，想想自己，想想自己的使命。自己原本并不姓杨，而叫谢远源，在南京、北平上学时候改名杨佛如，1935年参加一二·九救亡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他到延安学习，后被派往新四军工作。 1940年冬，国民党蒋介石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至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严正驳斥了这种错误的命令，但为了顾全大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撤到江北。为了部队行动方便，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将一些干部秘密转移到上海，然后转往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江苏省委为配合做好这项特殊工作，决定上海至苏北根据地的地下交通机构，划归由皖南派来的东南局青委委员杨斌接替管理。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一部分突围的军政干部和医务、后勤人员陆续来到上海，急需妥善安置和转送苏北根据地。3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将上述交通机构正式命名为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杨斌为办事处主任。办事处成立之初没有固定的处所，分散在几个点，包括巨籁达路（今巨鹿路）2号一幢坐南朝北沿街房子的亭子间。1942年春，办事处迁至甘世东路兴顺里（今嘉善路140弄）15号。 办事处利用“孤岛”时期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的条件，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设有三个秘密的联络点和一个报关行。一个联络站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益星商店”；另一个联络站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震旦大学附近，由一名党员开了爿烟纸店。这两个站都由杨斌亲自掌握，作为华中局、苏中区党委与杨斌特殊联系之用，也是华中局与江南其他地区联络的中转站。第三个联络站设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412号“华北煤业公司”。报关行设在福州路，有专人运输医药、医疗器械、教学用具、电台等军用物资。 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秘密输送各类人员去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同时，为根据地购置各类通讯设备和药品等。 杨斌常会想到经由办事处转移，已经在苏北驰骋抗日战场的同志，比如饶漱石、李一氓、余立金、夏征农、钱俊瑞、薛暮桥、胡立教、苻确坚等约200人。 一个办事处，三个联络站，三十几个人，都很年轻，那一个和杨斌以外甥舅舅相称的男孩子沈讴，仅16岁，年龄最大的蔡瑞庭也只有30岁出头，他们思想纯洁，不计较任何个人名利，满怀革命激情，夜以继日地工作。许多政治交通同志不辞艰险，机智灵活，出生入死地奔波于大江南北。战斗力和意志力实在太强了。 含一颗润喉糖 杨斌在欣慰中略有倦意，却又被咳嗽咳醒了。妻子王力维递给他润喉糖，劝他：“你也应该抓紧去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看医生的。广慈医院这么近，用不了多少时间的。”杨斌说，等这一段时间忙好了，一定去看医生。其实好几次苏区领导到上海看病，杨斌都鞍前马后地布置周全，如新四军1师政治委员刘炎、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等，都曾经在办事处的掩护下在上海治病，但杨斌却一直顾不上自己。 想到了治病，杨斌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想到了第二天要做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去明复图书馆，那里也是杨斌常去接头的地点，去图书馆借书看书，很符合他的读书人个性，隐蔽性很强。为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收集和输送报纸杂志和进步书籍，是新四军办事处的另一项工作。办事处运送了大量马列著作、抗战读物和革命文艺刊物到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卫生部为培训医务人员，委托办事处设法印制教材，于是，几位地下党通力合作，将1000余册《医师必携》送往了新四军卫生部。这些工作的接头，常常就是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完成。看似文质彬彬的两个读书人，却是一对胸怀全国的革命者。 明天的第二件工作是要去送药。苏区需要大量的药，最主要的输送渠道，就是新四军驻沪办事处。虽然是由其他同志去经办，但是作为办事处主任，杨斌要想得更周全更精密。万无一失，是办事处每一个同志的自我要求。 第二天下午，杨斌戴了礼帽，穿了大衣出门了。走在兴顺里，有邻居打招呼：“杨先生出去啊？”“是啊是啊。”杨斌照例欠欠身，非常读书人的做派。只是忍不住地咳嗽，从大衣衣兜里，拿出一盒润喉糖。 这样的秘密工作，从1941年3月以来几乎日复一日。到了1942年10月，深秋到了，又要落实给苏区送药的工作。这一天，杨斌去办事处的报关行。岂料报关行已经被日军特务侦破。杨斌还没有得到情报，一进报关行，就被特务扣留盘问。杨斌毕竟是有着地下工作的经验的，镇定地自称是来上海治病的南洋华侨，想到此处托购西药。杨斌一边说，一边又咳嗽起来，从大衣袋袋里拿出维克斯润喉糖，剥了一颗含在嘴里。日本特务没发现破绽，只好放人。 华中局考虑到杨斌等人不宜继续在上海工作，且原定转送人员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同时，我华中抗日根据地正进行反“扫荡”和反“清乡”斗争，部队和党政机关频繁转移、流动性大，加之又正在贯彻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方针，暂时不需要从上海大量吸收人员到根据地去，遂决定于1942年底撤销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 离开兴顺里15号的那天，杨斌有点依依不舍，却还是不露痕迹。下楼见到了邻居：“王家姆妈好。”“杨先生出门啊？”“是啊是啊。”兴顺里弄堂不长，走到弄堂外的甘世东路，一阵西北风迎面刮来，杨斌忍不住又咳嗽起来…… 1947年5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斌在上海被捕，1948年春在南京牺牲，年仅36岁。 如今，这幢砖木结构的两层老式石库门为民宅。1991年6月，徐汇区人民政府将其列为徐汇区文物保护单位。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