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震后的唐山空军机场架起抢救生命和抢运物资的空中通道。 40年前，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中国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度里氏7.8级地震。地震持续约12秒，顷刻间，唐山毁于一旦，满城废墟，满目疮痍。包括京津在内的所有受灾地区，24万余人丧生，16万余人重伤，轻伤需治疗者达36万，7218户家庭全家震亡，15000户家庭解体，3817人截瘫。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唐山震后，兄弟省、直辖市、自治区纷纷伸出援手，陆海空三军赶往现场抢险救援，各地医疗队紧随其后。 一座上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震后余生，更需“疗伤”。当时占据全国60%工业总产值的上海，向唐山派出无数精兵强将：上海建工集团派出抢险队，帮助唐山开滦煤矿机械制修厂排险重建，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交出令人满意的“新唐山”规划，宝钢集团派出支唐队支援唐钢恢复生产……所有这一切，将上海与唐山这两座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 40年后，我们翻阅历史长卷，是为这座光荣而伟大的城市上海寻找那个特殊时代的亮色，也为向参与唐山震后抢险救援的无数“台前幕后”奉献者们献上崇高敬意。
上海建工:建机修车间
 严时汾:1950年6月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68年9月进入上海市机械施工公司 (现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施工队，后调入机施公司技术科，历任机施公司技术科科员、副科长、机施第四分公司经理、机施集团副总工程师等职务，2012年6月退休后返聘至今。1976年10月，加入机施公司唐山抢险队，参与唐山开滦煤矿机械制修厂震后排险和重建工作。1977年6月中旬，返沪。 唐山发生大地震后，上海建工局机施公司第一批先遣队10月上旬就去了，我们是10月下旬去的。 1976年5月，我读书后重新回到公司，属于施工组内的技术人员。同组的王大年对我关照得多一点，他40岁出头，已事业有成。进组后，他让我做了个夹轨器的设计，可能给他留下不错印象。支援唐山抗震救灾动员后，我出于自身历练的考虑，积极报名。王大年进入了去唐的名单，他提出要带个助手同往。两者不谋而合，成就了我的唐山行。 到达唐山，所见很惨烈，一个接着一个街区的废墟，到处残垣断壁。路边空地上遍布老百姓搭起来的“抗震棚”。说是“抗震棚”，其实只是在地面上砌段七八十厘米高的墙，上面支个木条做成的简单窗户，连玻璃都没有，就是一张塑料薄膜，屋面也只是用竹片、油毡等简单覆盖。 我们施工队在唐山睡的是双人铺的下铺，出于防震考虑，上铺不睡人，放比较小的行李，带去的木箱当床头柜或办公桌。尽管有食堂，但供应的东西十分有限，几乎顿顿白菜，一个星期偶尔有一次猪头肉，还必须早点去，晚些可能就没了。伴随劳动强度的增加，我的饭量从3两蹭蹭直升，一周后，半斤下肚没一会儿还觉得饿…… 开滦煤矿机械制修厂距离唐山市中心约有三四十公里，有的厂房已经塌成了建筑垃圾，有的厂房外观看不出有什么大破坏。所以，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排险，把遭到破坏又未完全倒塌的部分拆除。其实，这很危险，因为充满了不可预见性。有时，没有现成的工具可使，大家群策群力，在现场设计制作了专用工具，如用于拆墙的“拉墙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1977年5月16日，拆除金工车间厂房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从外观上看，这个全混凝土结构的车间损坏得并不严重。四个人准备拆一块屋面板，每个人负责挂一个点的钩，其中一人负责指挥。刹那间，屋面板“啪”的一声就从中间断裂开来。除了指挥者，其他三人正在挂钩，猝不及防，跟着屋面板一起掉下去，造成两伤一死的惨剧。伤势较轻的孙冬林，脾脏大出血，马上被送往医院诊治。伤得较重的韦修林，掉下来后休克，颈椎压缩性骨折，一周多不省人事、不断说胡话，头上还被打上了两个洞，配了支架牵引。病情稳定后，他被送回上海继续治疗。最悲惨的是，小青年朱国富 (1957年9月生)摔在钳工作业平台上，当场身亡，献出了年仅19周岁的生命。 我清楚地记得，1977年春节，唐山工地的临时团支书杨怡林和我还去过朱家家访。朱父年近六旬，老来得子。事发当晚，工地为他做了个木盒子，把遗体运回上海。事后，不知道独子的离去会给老人带来多么大的伤痛…… 第二项任务是春节过后，修建、新建厂房。为了加快进度，我们常常是白天干自己专业的工作，吊装厂房结构；晚上，趁天黑前又义务加班，为土建单位吊运木板、油毡等屋面铺设材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为的是唐山重建。我们给这个厂建了好多车间，还帮他们盖了一些设施，比如幼儿园。那是我第一次做施工平面布置图，在图纸上一笔一笔，认真地画构件。恰是这些有限的工程实践，让我有了对结构吊装专业最初的认知和积累，影响一生。
规划唐山: 15人百日功
 谭企坤:1940年4月生，1963年参加工作。曾任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上海市土地管理局局长，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地铁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1976年，赴唐山参与城市重建规划工作。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8月中旬，上海城市建设局革委会接到任务，组织了一个13男2女共15人的城市规划工作者队伍开赴唐山。其中，10位是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当时叫上海城市建设局规划室)的技术人员，有2位来自上海市城市建设局建筑管理处，还有3位来自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当时，我是城建局规划室的普通技术人员，领队是孙平、副领队是周镜江。 8月20日左右，我们一行坐火车先抵达天津市规划局，再转大巴。到了唐山市丰南县时，我们的心情就变得很沉重，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丰南县城全部坍塌，只剩下一堆建筑垃圾堆 在那里。到了唐山，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小型的军用机场里，15人住一个大帐篷。大家都睡帆布床，中间拉一块帆布，把13个男同志和2个女同志隔开。 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把“新唐山”的总体规划做好。前期调查的一个月，我们走路去现场，偶尔也会碰到已经装进袋子里、但还来不及清理的尸体。最典型的是唐山开滦煤矿医院，一幢八层楼的建筑，地震后就只剩下一排残壁矗立在那里。一般，一个单位总有一个人值班，派出所的民警就坐在废墟上办公，条件之凄惨、艰苦难以想象。 因为规划设计需要画规划图，在帐篷里面铺展不开，于是我们就到以前苏联专家住过的花园洋房里去画图。两周多以后，规划图的绘制工作差不多即将结束时，遇上了一次7.3级余震。 那是一天晚上的九点五十几分，震得很厉害，台子上的所有东西都倒在地上，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就逃到外面，在花园里站也站不稳。另外一间房，有三个人来不及跑，就躲在台子底下，没有从房里出来。在帐篷里的其他工作人员，想到我们六个人还在花园洋房里，就拼命地赶过来，声嘶力竭地呼喊我们的名字。如果是在平时怎么都不可能喊出这种声音的，非常惊恐，我们也没有力气回应他们。我们绘图纸的地方和帐篷之间有一个锅炉房烟囱，这个烟囱原本在地震的时候断成了三节并且发生转向。当时，他们看到那个烟囱被震得又转了回来，可见当时的地震强度。他们跑过来，看到我们还在，才放下心来。 还记得，帮助我们开车的司机是一名住在唐山郊区的公交公司驾驶员。大地震发生，他自救出来后，首先救的是这个村庄的年轻人，并发动年轻人继续抢救别人。之后，他才去救自己祖母，不幸的是祖母没有生还。 后来，他看到马路上有很多伤病员往郊区送，但没有车子，都是人抬着走，他就想到可以开车去救。因为公交公司的车都已损坏，他就跑到部队汽车连去借车。汽车连的士兵一开始不让，问他原因。他说：“我是公交公司驾驶员，要开车救伤员。”事实上，这个部队汽车连的官兵大都在地震中牺牲了。士兵当时说：“我做主了，你开车去吧!”驾驶员就开走了车，开了三天三夜，奋力抢救伤员。 地震后的一段日子，当地老百姓用水极度匮乏，自来水中断，把游泳池的水都喝完了。当时，我们都让那个驾驶员去用解放军防化连队(同住机场)自带的淋浴设备洗一次澡，他身上脏得连衣服的颜色都已分辨不清，但怎么劝，他都不去。他说：“现在老百姓喝水都很困难，我洗了澡回去，如何交代？” 在唐山的100天，我们15个同志没有一个中途回来，勤勤恳恳坚持工作。主要的工作成绩就是帮唐山做出新的城市规划方案，这是国家批准的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以后，唐山城市建设就是按照这个方案来实行的。作为个人来讲，通过参加救援唐山大地震，我对我们国家、党的领导和解放军的感情是更深了一步。
工业援助:上钢帮唐钢
 李厚础:1952年7月生，上海第三钢铁厂 (现为宝钢集团上海浦东钢铁有限公司) 职工，今已退休。1977年初，作为第二批上海冶金工业局支唐队队员，参与唐钢第二炼钢厂机械设备检修工作，当年5月返沪。 我们进入唐山后，可能是水土不服的原因，有人开始拉肚子。当地逢初一、十五赶集，我便在市集上花一块钱买一只活鸡，回来煮一煮就吃掉了。年轻气盛的我，还得意地跟队友开玩笑：你们的肚子都不行，我就挺好的。结果，当晚就泻肚子，第二天人就脱水了，幸亏队友们把我送进了医院。原来是地震的缘故，水质都被污染了。 给我治病的医生叫缪卫，对我这个上海来的支唐人给予特别精心的照顾。出院后，她常邀请我去她家做客，还把家中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借给我用。唐山人把我们当亲人，我是有亲身感受的。 要重建一个“新唐山”，我们上海冶金工业救援的任务，就是要把唐钢的生产恢复起来。在唐钢工作期间，第一批“支唐队”主要是以“掺沙子”的形式融入进去，比如，某个岗位的工人在地震中遇难了，上海支唐队员就补充进去。 还有一种形式是三班运行。比如，甲班由我们上海来的队员全部承担，便于集中管理。当时，上钢三厂主要负责运行保养，就是设备在运转过程中，需要钳工、电工、焊工等多个工种值班。这种三班运行的模式更能凸显我们的工作成效。 比如，我们把“巡检”这个概念带进了企业管理。相比唐钢遇到问题被动回应，我们强调主动出击，每隔一小时巡逻检查一遍，防患于未然。在巡检过程中，以小黑板的形式，把在值班过程中发现的可能会出现的设备问题记录在案，以便下一班人员引起重视，做到重点巡检。这种“巡检制”，后来被唐钢采用。 在唐山工作时，我是团组织的临时负责人，每个星期都要想办法组织一些活动，包括跟支援唐山的上海医疗队搞联谊，这个群体是以年轻人为主，当然很高兴啰! 我听说第一批“支唐队”还和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医疗队进行过足球友谊比赛，就是在一块荒地上踢球。这多有意思啊! 其实，在唐山，下班后的空余时间不少，但报纸、电视、广播都没有，文化生活相当贫乏。后来，我们弄来一台电视机，就想办法竖起一根几十米的室外天线，终于接收到中央电视台的信号。接通后可热闹了，吃了晚饭，大家就出来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业余时间，我们经常被唐山人邀请去家里做客。地震过后，当地人有重组家庭的情况，我们第二批“支唐队”遇到不少。当时，所谓的“份子钱”很少，用不了两块钱，几毛钱也可以送。大家一起围坐在炕上喝酒，备好一些花生米、红枣，还有几块馍馍。还有去喝“满月酒”的，我当时还是小青年，就让我妈妈到南京西路茂名路的儿童商店买来几件儿童服装送给他们，他们高兴极了。 2004年5月，我去唐钢开会，故地重游，我的第一印象是，唐山没有像预言中那样，被一场大地震从地球上抹去，而是矗立起一座现代化的美丽新城，主干道新华路更宽广了，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回到我曾经战斗过的唐钢，特别是我工作过的第二炼钢厂，设备更新了，自动化程度更高了。环顾整个厂区，都是蒸蒸日上的景象，早已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唐钢。 站在唐山抗震纪念碑前，我的心被震撼了，唐山人民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抗震队员，树碑足矣! 这是对我们当年付出最好的奖赏! 对于未来，不求众人记住奉献者，但求大家记住这段历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