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残疾人孕前甚至婚前咨询

　　新华医院是上海市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会诊抢救中心，因此不仅上海，江浙一带最疑难的产妇都集中到这里的产科。

　　3月10日早上7点，产科早交班，医生挨个汇报手上的疑难病例。一则奇葩病例引来热议:孕妇是神经纤维瘤患者，瘤体让她的背是佝偻着的，打小的残疾让她躺在床上慢慢演变为瘫在床上，病久了，认知能力也差了，后来索性辍学在家。成年后，这姑娘加入了残疾人俱乐部，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也是一个领残疾证的，上面写着两个字:智障。

　　产科医生熊瑛第一次跟这个老公对话，对方自述“我不是智障，就是小时候发高烧脑子有点烧糊涂”。熊瑛也把他们当正常人对待，清晰地陈述妊娠的风险。

　　但现实摆在那里———孕妇已到中孕期，检查显示胎儿肺中度呼吸障碍，两肺像捏瘪的矿泉水瓶，有限的氧气交换令婴儿的每次呼吸变得困难。

　　“这个家庭能承受残缺的孩子么?”医生揪心，孩子还可能出现遗传问题，小到皮肤上有难看的斑点，严重到跟母亲一样的畸形。畸形矫正手术的费用至少十多万元。

　　“这个孕妇到底能承受怀孕到几周?”“她是否能承受妊娠这个过程?”医生们激烈讨论。

　　了解到各种利弊风险后，这个家庭决定:放弃这个孩子。

　　“这对夫妻的认知和行为能力是有限的，这提示我们，社会、家庭应当如何做好残疾人的孕前甚至婚前咨询，这涉及对残疾人的保护与保障。”结束这个病例，熊瑛并不轻松。

　　没有一个产科医生没被打过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手术室。产科夜急诊，熊瑛当班，孕妇早产了，胎儿29周。当时婴儿已经出现脐带脱垂，眼看5分钟就要出来了，但家属态度强硬:孩子不好，不要了，就等胎死腹中，引产回家。

　　如果要开刀救孩子，手术必须家属签字同意。好说歹说，家属提出新想法:保证孩子好，我们就同意开刀;孩子不好，就不要开刀。

　　医学哪里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熊瑛一阵着急。这夜，若这孩子死了，属于“围产儿死亡”，对于这类明明到达围产期的婴儿去世，是要列为反省病例讨论的。“抛开一切行政上的考核，一个小生命放在那里，怎能不救?”紧急时刻，熊瑛和同事想到一点:不及时开刀，对产妇的子宫也不利。基于这点，产妇的父母同意开刀了。

　　来不及去手术室，就在接生台上开刀，熊瑛麻利地给产妇做好腰部局部麻醉，划刀。

　　1700克的男孩出世了。早产儿可能出现脑瘫、并发症等，需要去新生儿科做些检查。但奇葩的事发生了，产妇的父母抱着孩子走了!他们没有回家，而是抱着孩子去了医院附近的一家小宾馆。

　　那夜之后，孩子被饿了36个小时，家属想让他“自生自灭”。可孩子就是活着。两天后，家属把孩子抱回医院寻求治疗，还拼命找熊瑛。

　　“怎么可以这么残忍?!”熊瑛感慨，第一反应是生气，第二反应是害怕家属来闹事。几乎没有一个产科医生没被人打过的，理由五花八门:生的不是儿子是女儿，你可能要被打;产妇没睡到包房，你也可能被打。

　　这次等来的不是拳头。见到熊瑛，产妇的父亲扑通一声跪地:“对不起!”

　　“这个父亲应该是愧疚不已。生命就是可以顽强到这种程度———回到医院，小家伙吸了几口氧气又活蹦乱跳了。”熊瑛和同事们管这孩子叫“顽强弟”。

　　熊瑛说，当产科医生，在如何动脑筋说服病人和家属接受治疗方案上耗费太多精力，结局也十分考验心脏承受力:前一秒恨不得杀了你，后一秒突然跪在你面前。

　　当产科医生最轻松的时刻反而是开刀

　　手术室里，还有一个刚出世的孩子没等来“顽强弟”这样的命运反转。小孩出生后检查发现有轻微脑室扩张，要待查随访。对于这个未知数，家长选择了消失。过了几天，熊瑛接到一个陌生来电，是孩子父亲打来的，“这孩子我们不要了，捐给你们医院做科学实验……”又一个弃婴。

　　“二孩放开后，父母们的心态有明显变化，他们会更淡定、坦然地面对问题，相比之下，头胎父母更容易放弃，都希望第一胎是完美宝宝。”熊瑛理解父母的心态，但看着在产科、儿科监护室里一天天长大的无名宝宝，她只能叹息，很多问题不是医生能解决的。

　　“如果大家都相信你该有多好———该手术的就手术，该顺产的就顺产，该检查的去检查。”熊瑛说，产科医生最轻松的时刻反而是开刀，走进手术室，没有社会上对医生不尽如人意的偏见，没有家属的不理解、误解，手术室里，你把生命交给我，我定竭尽全力拼到最后一刻，纯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