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养老”，听起来很美：可以找个距离上海不远、有山有水的地方，空气好，价格又实惠。

记者跑了数年长三角，知道不少“上海后花园”都惦着上海人养老这个市场。比如湖州长兴水口乡，农家乐提供接送吃住游的一条龙服务，多年前就在上海打出名气，干脆叫“上海村”。又如南通如皋等地，凭着“长寿之乡”的美誉，吸引着上海老人。另外，泰州、绍兴新昌等地，意在凭借医药产业上的优势和相对清秀的山水，提出“大健康产业”，更流行的说法是“医养结合”……在嘉兴市民政局提供的一份《沪嘉同城养老服务一体化材料》中，清晰可见一条：“鼓励民办大型养老机构开展异地养老，吸引上海老人到我市入住”。

程陆飞2010年3月和老伴搬来嘉兴时，唯一认识的嘉兴人是一位老客户。而今，他手机里“0573（嘉兴区号）”的座机号码，不下百个。

程陆飞自封“异地养老的先行者”，早在1998年，忧心养老问题的他就在长三角买过一套景观房，最终因距离上海较远而脱手。

异地养老，冷暖自知，但实际上并不能听任老人们“冷暖自知”。这不仅是“产业”和“生意”，更需要跨行政区域的政府间协同关怀、全社会理性认知。

“出走”

“我是来养老的，要点熟悉味道，所以把旧家具都搬来了。”程陆飞的客厅里摆着一架施特劳斯牌钢琴，“喏，上海搬来的”，他指着钢琴不无自豪。

这套位于嘉兴南湖区一个中档社区底层130平方米的房子，是他住了7年的家。

王剑华搬得更早些。12年前，她76岁。老同事听说她要离开上海去嘉善县养老，便送她两块浴巾，泪着眼说：“你要是觉得不好，就赶紧回来。”

从那时开始，“异地养老”便进入了上海老人的视野。王剑华忆起，嘉善这家老年公寓是她无意中发现的，600多个床位只住了20多人，每月每人只需约1000元，而且对上海老人，公寓工作人员连声欢迎。那时，王剑华夫妇已在上海市郊一家养老院住了半年，收费较高，服务也有些不称心，便下了“出走”的决心。

12年过去，王剑华一见记者，便郑重其事地澄清：我来嘉善住养老院，不是因为子女不孝顺，也不是上海无房住，更不是丧失自理能力，而是觉得这里适合我养老。“来嘉善时，打算80岁再回上海。到现在，不想走了。”

适合的，便是好的。对嘉兴而言，沪上养老客来，也大约是2005年左右的事。

74岁的李凡（化名）家在杨浦区，她于2005年买下嘉兴一套93平方米的期房，最看重的是开发商打出的牌子——“华东地区第一家养老社区”。当时，长三角各地类似广告不少，还有班车免费接送上海人去各地看房。

“即使是6层楼的房子也有电梯。”李凡记得，那时听售楼处的人这样介绍，觉得憋了三四年的一口气终于喘了上来。为了把上海的老房子腾给儿子做婚房，她曾在沪苦寻三四年养老房，有时夜里入睡，都会莫名醒来。

自2005年起，和李凡同一小区，陆续住进来不少上海老人，包括程陆飞。程陆飞至今难忘当时开发商的“噱头”：只有持上海户口者才能买房，并为上海人养老提供便利。他告诉记者，他于2009年斥资50多万元购置了嘉兴这套房，“很大很便宜”，他决定留给他们老夫妻。

70岁的王安君也是这小区的上海老人，她曾在微信给记者留言：“我在上海看牙齿，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记者起初以为“回去”是指上海的家，可她解释，回去的是嘉兴。

王安君给记者看了一张照片，画面中上海的一家公园人头攒动，之后便自豪介绍“阿拉嘉兴南湖区”的公园，“地广人稀，适合锻炼”。

压力

弹钢琴，是程陆飞晚年拾起的手艺。他弹琴时，老伴在一旁微笑。20多年前一次中风，让她的行动、表达大打折扣。

儿子成年后，这对老夫妻就和孩子们分开住了，从2008年起由小保姆照顾。保姆跟了他俩4年，老夫妻还曾自掏积蓄为她看病。

这些异地养老者，有些是“空巢老人”，更多却非“空巢老人”。

“我们在嘉兴养老都是先斩后奏，把钱交了再带孩子们来看。”一位上海老人的话，在异地养老者中颇有共鸣。退休大学教授郑天民，挑选了嘉兴的养老院“独居”，“要是在上海市区住高档养老院，退休工资不够，还要向子女伸手要钱，有什么意思？”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心理学教授张结海调研发现：在上海，50岁以上人群，大多数观念上已不依赖“养儿防老”。“上海老年人对自身养老问题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非常突出，无论是居家养老、社区养老还是组团养老，他们都会从实际出发，理性分析和行动，而传统的以子女照料为核心的家庭式养老观念正在为越来越多老人抛弃。”张结海说。

嘉兴当地人对此举皆赞“观念先进”，但事实上，异地养老让不少上海老人承受过压力。

年逾八旬的老居，丈夫过世多年，她育有一子一女，女儿移居日本，儿子在沪居住。多年过去，她始终记得，选择搬去嘉兴湘家荡风景区的养老院时，搬家车在小区门口停着的一会儿工夫，邻居们议论纷纷：老居要被“逼”出上海养老了。素来孝顺的儿子心里别扭：“老妈，你给我压力了。”侄子也感慨：“没想到，您会走这一条路。”可如今，对老居的同情声少了，来嘉兴探望的邻居和姐妹们，纷纷打听养老院是否还有空位。

老居在上海的房子很大，但“电视机不关就没有声音，嘴巴不开就没有人声，总是莫名其妙眼泪汪汪”。2010年，她75岁，先后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和子宫癌，一年内动了两次手术。出院回家，她变得愈发暴躁——女儿在约定时间没有打来国际长途，她次日早上会冲着女儿的来电勃然大怒。

现今，她在养老院的床头挂着一幅女儿最喜欢的油画，“我像蚂蚁搬家，慢慢搬空了上海的家”。女儿来电问候时，她有时甚至主动掐断聊天，“老姐妹在客厅等我了”。

60岁的何根娣是这家养老院最年轻的入住者之一，她随丈夫来疗养。住了一段时间后，她动员自己在沪近90岁高龄的父母也搬来养老院。

89岁的老周，3个子女已定居海外，她做出“大胆的决定”——把户口迁到嘉兴。她卖掉上海的房子，买下嘉兴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余下资金，准备存着缴纳养老院支出。老周解释迁户口的原因：“我没力气往返上海看病了，迁户口能享受嘉兴人的医疗报销等便利。”有时，她会希望离世时子女在旁，可又拼命遏制这种想法，她觉得这是“旧观念”……

“吐槽”

不久前，程陆飞去嘉兴一家养老院住了9个月，却又“逃”回嘉兴的家。

“房顶隔热层没有做，蔬菜煮得太烂，小护士很尽心但不完全懂护理方法……”虽然忍不住“吐槽”，但他也理解，养老院“众口难调，这样不错了”。

这家养老院在嘉兴名声很大。目前住着平均年龄约78岁的350多位上海老人，占总入住人数的50%以上。2010年，浙江老板汝才良创办这家养老院时，就想着要开拓上海市场。他明确表示“嘉兴养老市场不行”——即便在本地努力宣传，可开张那天只住进10位嘉兴老人，其中一位还是汝才良的父亲。开业一年，养老中心实际入住不足100人。

为了“自救”，汝才良带着员工去了上海大街小巷推广。很快，上海人来了，尽管月收费要比嘉兴老人贵出四五百元，可每月3000多元就能包吃、包住、包护理，让一些上海人觉得性价比不错。

或许是看中了嘉兴创建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的利好，一家嘉兴房地产企业的老总陶卫忠也决心跨入养老行业。他计划把铁路嘉兴南站的闲置商业用地，变为“医养结合”的养老基地，一部分是医院和护理院，另一部分是供居家型养老的、可买菜烧饭的小区。

陶卫忠去过日本各地养老院多次，发现“最高配置”是一位工作人员照顾两位老人。在他看来，未来嘉兴的养老产业，七成要依靠上海人，这不仅能带动就业，还能因子女亲属的探访带动整体消费。

记者在桐乡乌镇、昆山花桥、嘉善西塘、芜湖等地见识过一些民营养老项目，“医养结合”并非新事物。一些养老基地不仅配备一流的康复、护理设备，还请来德国医生，建起老年学校；各类细节被反复展示，比如球场地面是特制的，很有弹性。但若细细算账，便能发现，养老服务的包装之下，最终产品是房地产。

程陆飞也组团去过西塘古镇景区附近，考察以上海老年人为目标群体的养老社区。负责人告知：老年公寓于2015年开业，收费参照上海人的退休工资水平，但以租赁为主的老年公寓入住率并不高，而打“养老牌”的商品房却销售一空。

记者调查发现，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民营养老项目，选择异地养老的上海老人自有分辨——有人观望许久，有人投石问路，也有人觉得有竞争就有创新，服务更好。

65岁的老许，在嘉兴养老的同时，竟做了件“反客为主”的事。几年前，他在嘉兴凤桥镇一景区买了房，“蜻蜓点水”住了几年后，以其经营经验在镇汽车站对面开了一家音乐茶吧，填补镇上夜里没有休闲活动的空白，一时高朋满座。当地人盛传：“上海人开的店，好玩得不得了。”日子久了，老许家中蔬菜越来越多，来唱歌的农民常带一大包新鲜蔬菜送他。“日子过得太快，我也分不清，在这里是养老还是工作了。”老许说，他已“彻底”住在当地。

困惑

“这次从养老院回来后，我明显发现小区里冷清了。”程陆飞在小区里散步，猛然察觉到很多上海老人都回去了。

他最近一次回沪是参加老友聚会，发现“七八年前的两桌人，走得只剩五六个人……”刚去嘉兴时，程陆飞78岁，他管那会儿叫“年轻时”，“年轻时每年夏天，我一个猛子扎到南湖里，从6月游到国庆”。而今，他甚至不敢像几年前一样大步流星，害怕一旦摔跤就再难爬起。

看病，也是王安君眼下最大的心病：“现在我的腿脚还好，还能上海、嘉兴两头跑，以后万一跑不动了，怎么办？”几个月前，王安君的丈夫被电瓶车撞断3根肋骨，就在嘉兴家中缠着绷带静养，只吃了当地医院配的消炎药。

而王天华和丈夫，则在每次决定去外地住养老院时都捧去一个大药箱，药箱里是夫妻俩治疗“三高”、心脏病、骨质疏松、肾功能退化的药。74岁的她，把自己折腾得仿佛长三角养老院的“试睡员”，几年内取得了好几家养老院的会员资格，上海和外地两头跑。每到一家养老院，她就尽可能对所有卫生细节提出质询：“桌子是用软布包的，细菌多；麻将室的麻将牌应该多擦；自来水每次在出水前10分钟有点味道……”

“我和老伴还在观望，到底哪里是我们最后的落脚点。我今年还走得动。”王天华说。

目前，嘉兴市民政局设有工伤生育待遇处（上海人医疗保险代办服务中心）。处长俞晓斌介绍，从2008年4月起，已有约480位上海退休人员签署代办服务协议，上海老人在嘉兴治疗所产生的费用凭借单据交至民政局相关科室，由代办人员代为报销。可“480”这个数字，恰恰说明了在嘉兴养老的上海老人中，签署代办服务协议者不多。原因在于，签订协议就意味着老人将嘉兴作为医疗关系的主要所在地。

自2009年起，每年在嘉兴凤桥镇会住上几个月的老张，坚持不在镇上看病，每次来住都带足药。这几年，他发现小区里越来越少听到上海话。干脆回上海去吧？老张萌生了这个念头。

李凡说，她在2012年就发觉，一些上海人离开得很彻底，连房子都卖了。她分析：“嘉兴只是他们养老历程中的歇脚一站。”

同在这个小区的张新华认定了，要搬回上海的养老院，叶落归根。

去年10月，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针对上海市老年人的养老意愿调查发现，68.4%的老年人“不会选择异地养老”，29.4%的老年人表示会“短期异地养老”，仅2.2%的受访者选择“终身异地养老”。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去年在汝才良开办的养老院访谈，特意问及老人们在年龄更大些或健康状况恶化后的选择，大多数回答是：回上海。

这几天，程陆飞很懊恼：他做了当地养老院宣传片的“品牌代言人”。

那是他刚刚入住时，面对镜头，神采奕奕。但回家后，他心里有些不舒服，“我觉得自己像是没有说假话的骗子，因为住那里的老人并不都带有我镜头里的笑脸”。

“到底异地养老是不是上海老人内心的第一选择？我们这群在外地住得看似热闹的上海人，究竟自主选择的占几成？”程陆飞开始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