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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建东:中、美、德三足鼎立是全球化贸易新常态

时间:2016-12-25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邵媛媛 点击:
主讲人 :鞠建东(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主题 :安泰问政去全球化是我们的未来吗? 主办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时间 :2016年12月21日 【编者按】 12月21日,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鞠建东在安泰问政论坛上

      主讲人:鞠建东(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主题:安泰•问政——去全球化是我们的未来吗?

      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时间:2016年12月21日

      【编者按】

      12月21日,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鞠建东在安泰·问政论坛上表示,以2012年为分界,全球贸易从“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旧常态已经向“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全球治理新框架的未来既不是美国试图恢复的G1,也不是美中对抗的G2,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价值链的“三足鼎立,互相合作”的G3体系。

      对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鞠建东认为,“一带一路”,以横向调整促布局优化;亚洲/华夏共同体,以纵向调整促产业升级。两者互补,构成中国在全球贸易新常态下的“一体两翼”,将会是中国开放的新战略。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鞠建东发言的摘录:

鞠建东
 
      全球贸易新常态
 

      首先,我用数据来说明结构的变化。国际贸易的增速在2012年之后急剧下滑,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在2012年之前国际贸易的速度是7%左右,是全球GDP增长的两倍,2012年后,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已经低于全球GDP增长,尤其去年的增长,今年好一点,但是仍是负增长。
全球贸易增长速度的下滑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的理解,这个下滑本身,不仅有周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有结构性的原因,最主要是全球化的结构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结构性的变化最重要的是由以前的全球贸易以美国为核心,转变成三足鼎立的状态。从数据上看,还是以2012年为分界线,在2000年,美国是全球贸易第一大国,比第二、第三名加起来都多,中国才3.6%多。不仅如此,美国还是全球最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在我们的数据168个国家里,把美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有47个国家,也是大于等于第二、第三名的之合,而中国只有4个。所以2000年美国是作为世界贸易的核心地位。

      但是到2015年数据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大家知道从2013年后,中国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2015年中国全球贸易的占比达到了11.92%,美国低于中国,11.48%了,德国是7.17%,是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国也变成全球最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24个国家,美国是21个国家,德国是21个国家。

      我总结一下,全球贸易结构已经从以美国为核心转变成美、中、德三足鼎立。再去看全球贸易的网络结构,1995年全球前30大贸易国之间的关系。第一,欧洲国家的贸易在1995年更多的是区域贸易的概念,就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以另外一个欧洲国家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大部分是以德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当然法国、英国也有一些。

      在美洲,美国是那里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亚洲,日本是大部分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是从数据上可见,亚洲和美洲的联系非常紧密,韩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大国还是以美国为最大伙伴,所以不是很清楚,美洲价值链和亚洲的价值链是不是能分得开。



 
      但是这个数据到了2014年有很明显的变化。在欧洲总的没有太大变化,德国的贸易核心国地位在加强,大部分国家都是以德国为贸易核心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英国原来的贸易地位在下降。亚洲有特别大的变化,亚洲的核心国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在美洲,美国还是大部分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从联系来看,亚洲对美国的依赖性在逐步地减弱。所以如果我们去分析2014年的数据,差不多能看到全球形成三大价值链:欧洲、美洲、亚洲。

      从数据结构看,全球贸易结构变化已经是长期相对稳定的态势。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这三大地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完整地区域,欧洲有科技发达的国家,德国、法国、英国,同时也有相对劳动力富裕的东欧国家;美洲有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有相对劳动力富裕的墨西哥等;亚洲有日本、韩国、中国,有相对技术前沿的国家,同时又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地区。所以三个地区基本上可以形成相对独立的价值链体系。

      旧常态是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新常态是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过去高度增长的全球化由是中国驱动的,这里总结了四个原因: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和分工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两到三亿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进入世界市场。我们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沿线、沿海的这些城市,大部分是进入了全球的价值体系,大家不要小看,我们二三亿的劳动力进入市场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全球化这个力量是最主要的力量。

      第二,以集装箱技术、交通运输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贸易成本的大幅下降;中国的高铁、高速公路或者航海的技术在过去二三十年有非常大的变化。

      第三,贸易制度成本的下降。正是由于中国低成本劳动进入全球体系,和美国的外包、美国全球价值链建立是相一致的,主要大国一起推动了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制度成本的大幅下降。1980年代关税45%,现在的关税在发展中国家是15%。

      第四,全球生产垂直化分工所推动的中间品贸易的迅速增长。以美国和中国所代表的价值链的两端迅速推动了全球方面发展,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同时带动资源市场国家巴西、澳大利亚的发展,形成全球价值链的发展。

      但是,这四个因素到了2012年左右全部没有了,其变化的核心是中国低成本劳动力不存在了。中国的经济过了路易斯拐点,剩余劳动力已经很少了。

      越过劳动力拐点之后,中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土地成本也迅速上升,这本身改变了整个全球化的进程。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中国、印度、美国、日本这些大国的贸易利益不再一致,所以在WTO框架下,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动力结构发生变化了。同时,全球价值链开始呈现出区域价值链的状态。

      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

      基于这样的状态,它就要求我们的全球化进入新的变化,我更愿意叫全球化新阶段。

      简单回顾一下,全球的经济治理新框架,首先是美苏对抗,苏联解体之后变成了美国独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搞不清楚,我提出我的观点,我说的是经济,不是政治也不是军事。我觉得在经济关系上,美国独大的局面是不现实的,也不是最优的,所以G1不行。

      第二个G2,中美两个大国对全球进行治理,我认为这也不一定是最优。原因很简单,美国、中国各自所代表的是什么国家也不清楚,而且G2容易演变成中美之间的对抗。我觉得从数据上更符合的是三足鼎立、互相合作的局面——欧洲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价值链。

      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希望出现这样的三足鼎立局面,在亚洲的我们很尴尬。在北美是已经有北美自由贸易区,在欧洲有欧盟。在东亚,事实上已经形成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或者亚洲经济结构,但是在亚洲并没有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治理框架,也没有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主要是中日之间的矛盾,日本提出亚洲自贸区,美国反对。后来还提出亚太自贸区,如果美国参与进来,这和WTO就差不多了。

      我的看法是,对中国而言,在亚洲地区形成深度的经济合作,符合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利益。指望亚洲的主要国家,尤其是中国、日本。而区外的主要国家,比如中国、日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一起合作推动亚洲的经济深度一体化是有困难的。所以对中国来说,更加现实的是以亚投行的形式,去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包括有意愿参加的亚洲国家,形成一个开放的亚洲经济贸易合作区域,这是我的看法。

      哪些国家我们认为是有意愿参加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合作区域的?我用“华夏共同体”的概念,为什么用这个概念?要想形成深度地合作,需要有价值的认同,比如欧盟,欧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民主体制和经济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如果在亚洲也要求这些国家有相同的政治体制是不现实的。但是抛开政治体制的貌似形式上的不同,亚洲文化是相联系的,尤其东方文化,我们的儒家文化是相联系的。

      所以我的倡议是以东方文化、儒家文化或者华夏文化、亚洲文化为纽带,来推动亚洲国家以中国为核心的大市场的深入经济合作。

      当然,我们也不一定用华夏共同体的概念,或者用亚洲共同体的概念,也不一定要求是本来有密切文化联系的地区,哪个国家只要愿意参加我们的共同体就可以,柬埔寨、老挝、巴基斯坦都可以。如果用比喻就是用亚投行的方式做一个贸易版的亚投行。

      为什么提出三足鼎立的框架呢?我觉得这是最优的。实际上,现在全球化结构性的变化,深刻反映了全球人力资本的变化,整个全球经济是由人力资本在驱动。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像以前那样占主导地位,是发达国家人力资本相对下降。

      如果从人力资本来看,自然而然全球的人力资本形成三大板块,美洲、欧洲、亚洲。整个全球在经济结构本身是有内在的区域化治理要求的。我觉得一个成功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框架是应该具有这样四个要素的:代表性、效率、合作而非对抗、多元化而非霸权。
中国人怎么看全球治理?我们不要霸权,我们也不要中美对抗,我们希望的是三足鼎立或者多元化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反映全球生产经济结构的治理。

      中国对外开放新战略

      在刚才提到亚洲共同体的框架下,我们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就可以叫“一体两翼”。“体”重要是纵向深度的开放,亚洲共同体,“两翼”主要是“一带一路”。

      现在整个对外开放有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核心问题是产能过剩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一带一路”主要解决的是这个。但它并不能解决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技术升级,产业结构向上的调整。技术升级的上升空间被发达国家压制。要想进行结构调整就需要有大的市场空间来实现的技术升级,因此亚洲共同体对我们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必须的。

      我的说法是,要打造亚洲价值链,冲破技术升级阻碍。“一体两翼”就形成了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我觉得对中国而言,全球化的结构性变化既是趋势的发展,也代表了我们国家整个结构的变化。我们提出以中国为主导,推动这样一个“一体两翼”的对外开放,我觉得新阶段的全球化是大有作为的。

      (本文根据速记整理,经演讲人审定)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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