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人的住房困难同样达到了积重难返的严重程度，1987年年初，在车队党支部书记施学余，场工会主席马月琴的亲自关怀下，单位在房源特别紧张的情况下，分配给了我一间位于延安东路213弄的石库门三楼亭子间，房子虽然只有12个平方，我很满足了，因为我心里明白，这是领导对我的照顾。 面对我的感激，施学余书记语重心长的表示：你就像一颗螺丝钉，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为人民服务，赢得了乘客那么多的表扬信，无私无悔的日复一日的为公司的声誉添砖加瓦，公司、车队应该为像你这样的优秀员工解决后顾之忧！ 马月琴主席不单为我安排搬场卡车，还和施学余书记一起为我搬家，着实让我感觉到企业是我家的一种温馨、温暖。 二年后，我那位于延安东路隧道口的石库门亭子间动迁了，新分配的公房在浦东，需要付差价款二千，根据有关规定，该差价款应当有夫妻双方单位共同承担，这在八十年代不是一笔小数（那个时候万元户就是大富翁了），妻的单位表示无能力负担，关键时刻，又是我们公司工会全部承担，马月琴主席全力以赴的为我们一线“的哥”排忧解难，让我们夫妻俩开开心心的搬入新居。 1989年年初，我搬迁到浦东竹园新村之后，我的工作单位随之也调动到位于浦东庄家桥的四场七车队，调动之前，很多同事都劝我：你在四场二车队的人脉已经很好了，年年评为先进生产者，二次百分之三比例的跳级加工资。荣获上海市首批文明安全车驾驶员称号、首批信得过驾驶员称号、上海市出租车首批信誉车驾驶员称号，年年疗休养。换一个车队可能就什么也没有啦！ 我是一个很固执的性情中人，从来不去刻意经营什么社会关系与人脉。我相信，从南定河边走来的知青，就是从地狱来到天堂，这一种幸福指数不仅仅表现在“的哥”的丰衣足食的物质生活方面，更多的体现在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这个工人阶级团体大家庭的精神世界里，因此，这段岁月里幸福总是环绕在我身边，这里再也没有捆绑吊打工人的现象、所有的人再也不会受到土制手铐脚镣的伺候。 事实证明，同事们的那些担心是多余的。四场七车队的党支部书记钱慕东同志是一个非常令人敬佩的党的好干部，他是一个来自于近郊农场的知青，与施学余书记这样老一辈党员干部相比，他们一样的忠诚于党和人民，但是因为我和钱慕东年龄相仿，因此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更多。因此，他还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国门渐开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严重束搏我们“的哥”生产力水平的经营体制已经明显不适应社会发展形势。在拜金主义思潮影响之下，此时变相贪污已经在“市出租”部分驾驶员里悄悄蔓延，最常见的就是大多数驾驶员都有了自己的老主顾，他们或者是“土方老板”，或者是房产商，甚至还有一些“倒爷”、“阿诈里”之类的生意人。他们用车一天，驾驶员只开几十元发票，或者开几张起步价上下的发票。老板当然心知肚明，另外会给驾驶员100元到200元不等的小费。要知道，1991年左右，上海工人的工资普遍在120元左右。可见这笔小费的含金量！ 因此，像我们这样循规蹈矩的“的哥”，面对这种不公平的经济体制，想改革的愿望日益强烈起来，我一直宣扬一种理想的出租车经营模式：就是，取消名存实亡的工资制度，每个月给“的哥”一天的营业收入为个人工资。 对此，有些“的哥”提出不同意见：觉得如果能够有二天的营业收入归自己更好，大家快乐的畅想着，只是在那个年代，每每谈论这样的话题，最后大家几乎是众口一词：这是我们的梦想、幻想，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于是，大家一笑而过。但是，我对此却是认真的，因为我从深圳特区这片试验田里已然看见了出租车企业改革开放的曙光！ 难能可贵的是，支部书记钱慕东同志竟然和我抱有同样的观点，这在当时一大二公的政治经济时代，我的这些含有浓郁“资本主义”色彩的思维方式能够得到他的赞同说明，钱慕东同志与时俱进思想太超前了，用当下流行的小沈阳的话说：他太敞亮了。 几个月后，1991年年底，我们四场七车队来了三个公司干部，他们分别是胡本初、金安强、乔国梁。他们是接受公司的委派，前来以我们四场七车队为主体，准备筹备、扩编、成立一个上市公司“浦东强生”。 对胡本初我是有深刻印象的，就在前年，我一调到浦东就立即安装了对讲机，那天，在虬江路，我所属的二频道里传来了业务信息，公兴路，我立即抢答，结果调度没有派给我。（当时是老式对讲机，需要按抢答键索取电话调度业务。）之后10分钟内又分别有鸿兴路、宝昌路，依然没有派给我，于是我提醒调度小赵，我抛在虬江路待客。之后，又有几差业务，我都积极抢答，他就是不派给我这个对讲机新人。每次都说我排在别人后面，特别可气的是其中有二差除了我“嘟、嘟嘟”地抢答声之外，没有其他人抢答，他竟然会在沉默片刻之后，点名他人从五角场赶到青云路，事后，同事们分析，这个业务一定是个大生意，所以调度要派给“自己”人。 第二天，我专程赶到公司调度科投诉，几位负责人打着“哈哈”委婉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正在我失望之际，刚刚上任的公司业务调度科科长胡本初回来了，众位和事佬如释重负，赶紧把我推荐给胡本初，胡本初认真的听取了我的投诉，承诺三天内给出答复。 胡本初没有食言，业调中心在下发给全公司下属各个场、车队的通讯可以作证。在那份公司简讯中详细通报了这次事件，认定我的投诉属实，指出调度员小赵的错误性质严重，给予警告处分，罚款一百元，给我通报表扬，奖励一百元。胡本初务实泼辣、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我对以胡本初为首的“浦东强生”筹备小组充满了信心！以成立“浦东强生”为契机，我们市出租的经营体制的重大改革终于拉开了帷幕，很高兴这次重大改革以我们四场七车队为试验田。 只是很奇怪，原本是久旱遇甘露的美事，结果在四场七车队的“的哥”中居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一些“的哥”以没有钱为借口，拒绝购买每位职工必须认购的30股“浦东强生”股票，（每股价格28.5元，二年后上市已经是800股了，至今为止市值已达27万）。当时我很愿意把他们弃权的这些股票统统买下，可惜规定只能凭职工身份证才能认购。后来听说这些弃权的股票被公司的协作单位统统认购，职工股的发行还是顺利完成的。 出租汽车必须改革才是出路，要在阳光下正大光明的挣钱，不要那些偷偷摸摸潜规则的“小费”，我始终坚持着这个观点，哪怕整个车队我属于孤家寡人，也毫不动摇！钱慕东同志真是一个说到做到、言必行，行必果的干部，现在回想起来，我想套用黄健翔的一句著名解说词：出租汽车经营体制的改革浪潮滚滚而来，南定河欢欣鼓舞，毫不畏惧的迎着风浪前进！前进！前进！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南定河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在他的身后,有着钢铁般意志的钱慕东同志始终如一的坚定支持！  1987年，在疗养院，当年，单位在房源特别紧张的情况下，分配给了我一间位于延安东路213弄的石库门三楼亭子间，房子虽然只有12个平方，我很满足了  这是身穿1986年的工作服，参加同事婚礼，主要是为他开车。  1988年，与老婆孩子去苏州东山为母亲购买墓地，当年的出租汽车车型为波罗乃茨。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