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吉林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40余位鲁迅研究专家济济一堂，纪念这位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共论鲁迅传统与鲁迅精神在中国与世界维度的现实意义。
       一、鲁迅：一个地地道道的百年前的“80后”

 理解鲁迅的关键出发点，在于切近他所处的时代。上海社联专职副主席、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常务副理事长刘世军在致辞中认为，对鲁迅而言，我们更愿意纪念他的死，因为鲁迅先生的死真正体现了向死而生的精义。“鲁迅传统”是中国人对待文化应该持有的根本态度和立场，即文化包容和自主自信，这显然切入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要旨。进行主旨演讲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文系教授陈思和颇为风趣地指出，若从代际来看，出生于1881年的鲁迅，是个地道的一百年前的“80后”。在1910年代，鲁迅和胡适、陈独秀这些知识健将，正是处于当今“80后”、“90后”的年龄，他们取得了知识话语权，并推动了20世纪中国相对激进主义的文化潮流。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时代。那个时代需要的不是常态的、循规蹈矩的人物，而是鲁迅这样充满先锋性的桀骜不驯的个体。鲁迅碰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时代，他的才情性格正合时宜。陈思和教授认为，鲁迅是一个在动荡时代中产生的独立个体，其超然卓绝的独立性，成就了他始终抗拒主流的战斗精神。
   当然，鲁迅并非简单地顺应潮流，而是积极地处于时代浪尖，引领时代前行。虽然鲁迅时常在文字中保持一种孤独的笔触，但从早年参加光复会，到后来参加五四运动、北伐、左联，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寻找了中国社会最尖锐的政治力量”。可以说，鲁迅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遇上了伟大的时代。不过，他得益于时代的恩赐，也受制于时代的束缚。鲁迅那代人，处于新旧杂糅之间，面临着中西对冲的时局。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教授所言：“他们没有老师，他们自己找老师，他们自己特别痛苦，可能是特别痛苦的一代，要在中西古今之间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
2用世界眼光讲述中国故事
本次论坛的关键词由“拿来主义”、“文化主体性”和“鲁迅传统”构成。经过一轮轮历史演绎，在鲁迅被简化为爱国主义者的符号后，本次论坛首先以开阔的全球化视野，谈论鲁迅及其拿来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相互主体性思想，追其本源，皆立于全人类视野和精神之中。
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张福贵认为，在“民族魂”的定义下，鲁迅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属性长期被强调和放大，而他对于民族主义的批判一面则往往被忽略和误解。当鲁迅将“任个人而排众数”、“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的判断组合在一起，来探讨中华文明辉煌传统时，所谓的民族主义元素就已经变成了以个性意识为内核，重构民族精神的思想武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民族主义思想可以凝聚人心，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愈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世界主义思想才愈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体现出一个民族的胸怀和视野，而且也决定着民族性格的构成和文化发展的方向。相反，拒斥世界主义，偏执于民族主义，最后伤害的恰恰是民族本身。鲁迅用世界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平复了民族主义的激情，他的思想总是比时代快半拍。当历史走完了某个时段，人们再回头品味鲁迅的判断时，才发现他的思想早已在这个时段的终点处等待着我们，平静地接受我们的敬意。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张文江教授认为，从中国范围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的出现，跟清末“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有关。以3000年计算，此一变局可以上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殷周之际，也就是由远古而来的中国文化奠基期。以集权帝制的确立而论，可以上溯公元前200年左右的秦汉之际。以中西文化的交流而论，则可以上溯明末万历十年（1582年）利玛窦入华。而考量清末以来的大变化，就不得不涉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而我们今天依然处于此一格局的变化中，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才有意义。我们刚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又接着纪念鲁迅诞生135周年、逝世80周年，其中呈现出来的关联性，意味深长。如果把时间放长，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在鲁迅逝世300年左右（以3000年对300年，不算太过分），假设还存在相当广阔的中文世界，那时候除了少数研究者以外，很多现代作家不再有人关心，而我相信还会纪念鲁迅，尽管那时候的认识和今天可能完全不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这样的特殊时刻，鲁迅的最重要贡献是和传统彻底决裂。《狂人日记》（1918年）中的宣言振聋发聩：“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后世在探讨鲁迅思想遗产时，往往偏重突出鲁迅充满民族魂魄的爱国主义，对鲁迅的世界主义研究却寥寥。然而，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国际主义并不是朽去的概念。鲁迅一方面始终注视着脚下的大地，对本民族有着深沉的热爱；而另一方面，恰似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京华引介前人评论：“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鲁迅后期的国际主义，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观察。第一个方面，鲁迅首先是一个文学家。他在坚持早期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世界主义立场同时，于文学中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压迫与被压迫社会结构关系，并在后期上升到阶级关系的认识高度。第二个方面，鲁迅积极参与实际的社会斗争和政治团体的活动。
环顾当今世界，全球化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世界大同的图景，从美国到欧洲，世界秩序即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反而遇到全面的危机。与此同时，世界财富的两极分化，区域主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各种国族复兴的浪潮彼此起伏，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不安而人心越发难以沟通。历史上，在敌对的民族和国家之间，人们可以依托某种超越性的“共同精神”，比如国际主义等，构筑起反抗法西斯和专制统治的跨国跨民族界线的国际联合现象，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反而不再容易见到。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虽然它在历史上未能最终阻止资本的全球扩张与帝国主义战争，其本身在体制和组织上亦有种种问题，但它试图联合世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以实现民族解放并最终达成世界革命，包括扶贫济困、同情弱小，以反抗斗争实现人类自由平等和普遍公正的高迈理想，作为一种精神遗产，是可以帮助我们破解今日之种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壁障，并获得追寻“新国际主义”愿景的灵感。这是我在此重新检视鲁迅后期国际主义问题的主要目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远东教授则认为，近现代东亚地区思想意识的最大公约数当非鲁迅莫属，而能够超越国家政体、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的主导意识就是鲁迅的“相互主体性”意识。“立人”思想和“相互主体性”意识正好构成鲁迅思想的两面：“立人”思想是鲁迅思想的原点和正题，其“立人”命题实乃对人如何确立或人的主体性如何确立问题的回答；而“相互主体性”意识则把“立人”命题扩展到相互关系领域，使单向度的“立人”问题社会化，使其从“立人”到“立国”的建构完成了最关键一环。鲁迅的思想中出现“相互主体性”意识是中国和亚洲思想现代化进程中非常值得捕捉的一瞬：它不仅是鲁迅对中国旧文明整体批判的结果，也是鲁迅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的结果，更是鲁迅对中国近代以来追求现代新文明进行批判的结果。它使鲁迅能够立足在新的思想高度、广度和厚度上，俯瞰古往今来东西方的一切思想、文化和社会体制，重估一切价值。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准确性、全面性、超越性和先进性，都植根于这种“相互主体性”意识，与其“立人”思想熔于一炉、前后递进、各居一翼、相互作用的思想结构。纵观环顾一下会发现，实际上20世纪世界精神文明的制高点也在这里：现代世界人类几乎所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问题，其症结并不在于不允许有人做主人，而在于只允许一方做主人，这也是以欧洲思想牵头发展的现代文明能把“人”的内核与殖民主义扩张合为一体的原因。现代文明不是致力于独立、民主、自由和解放的进程吗，怎么结果反而是出现新的奴役呢？我以为根源就在这里，而且它是由鲁迅为我们所揭示的。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谭桂林教授指出：“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来讲述中国故事，这是‘五四’时代以鲁迅为首的一代新文学家们最为突出的思维特点。采取这样的眼光，当然与‘五四’一班新文学家大都是留学知识分子有关，他们手里都掌握着丰富的西方文化资源，可以信手拈来。但更为深层的原因是，这群留学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受到了中国历史上文化变革的一个从未跳脱出去的怪圈，即揭橥主流文化的非主流因素来反主流。”

   如何书写乡村？一百年后的我们仍然没有超出鲁迅
   在鲁迅的世界中，驻扎着一个乡村的世界，那里有我们极为熟悉的阿Q、祥林嫂、闰土、未庄和社戏。鲁迅和乡村的关系，是本次论坛激烈争论的焦点。率先论述这一话题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
   在她看来，鲁迅“是一个预言者，他预言了一个村庄，他想象的村庄在一百年以后还有意义”。鲁迅在《故乡》里说故乡一出场就死了，一百年后我们的村庄出场还是死的，包括贾平凹老师写的乡村也是没有活气的，“我们其实是在死气沉沉的村庄上试图触摸某种东西，这仍然没有超出鲁迅对于乡村议题的设定。”鲁迅有着远较当代知识分子丰富的乡村经验，他所书写的乡村不像当代人书写的那样缺乏生活实感。对于乡村，鲁迅总有着一种强烈的痛感，以及由此而来的紧张和穿透力。“鲁迅关于乡村的小说语言气息不仅仅是修辞，他有一种自由的批判力和怀疑，这个和鲁迅的批判力是有关系的，使鲁迅面对乡村没有把它作为一种终极化的书写”。无论是近年来炒得火热的“乡愁体”，还是在其他相关文学作品中，“我们其实在用一种特别简单化的方式模仿鲁迅，或者说我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塑造我们心目中的农民形象”。我们仅仅抓住了鲁迅书写乡村的皮毛，而没有抓住他的内里，没有抓住乡村的“痛感”。
   在梁鸿看来，当前的乡土文学存在一种不良倾向：“我们把农民搞得特别农民化，这种悲情在文学里不公平，在于它把农民作为低一层的属性来讲，没有提升农民的人的属性……我们被阶层属性限制住了，促使我们往往在看待农民的时候没能打开心扉，没有把农民作为一个人格平等、真实的个体。相反，我们过于强调农民性、不公平性、阶层性，而滥用的悲情叙事是造成社会巨大分裂的一个原因。”
    我们现在显然处于和鲁迅完全不同的时代，在文学的意义上我们该面对的其实是城中村、农民进城等新问题，是如何在叙事中融问题于无形之中，并且让我们看待他们不是一个农民而是一个人。这些问题显然构成了新时代文学写作和评论的严峻问题。对于梁鸿指出的鲁迅乡村书写问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平敏锐发问：这“是文学内部的问题，还是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在黄平看来，梁鸿的提法，“本质上要重新恢复乡村书写的纯真的、自然的视野的问题”，是一种试图在写作中“去模式化”的问题，而今天的问题是乡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结构的巨变。正如南京大学文学院吴俊教授所指出的，与其说鲁迅关于乡村书写的方法不能用了，倒不如说是要寻找“新的讲述方法”，“当代人没有找到一种新的讲述乡村故事的方法，是我们当代人的问题。”

如何还原一个多元的鲁迅？

鲁迅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交织着文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等多张面孔，简单地给鲁迅定义必然面临着“偏颇”的指责。力求评价一个多元和丰富的鲁迅，才是接近鲁迅的正道。
   复旦大学中文系郜元宝教授借鲁迅常谈及的碎片化和整体性问题，指出当今的鲁迅思想研究亦存在碎片化，鲁迅智慧的经世致用确实值得认真思考，然而运用的前提基础是立足于历史语境，努力理解原本属于鲁迅的真实思想。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吴俊教授认为，学界内部的鲁迅研究必须自重，必须怀有学术的敬畏之心，必须牢固确立文献真实第一的治学态度。鲁迅的当代价值归根结底在于能够成为思想、学术、文学的再生资源，成为文化再生产的动力资源，而这一切都只能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们必须明白的一条学术底线。坚守这条底线，看似不过是回归常识而已，但底线意识多少能够抵御过度阐释的学术惯性。大多数时候，我们陷于过度阐释的迷幻而不自知，相反更会陶醉在过度阐释的兴奋中，在过度阐释中形成一种创新的认知假象。为什么很多专业人士的言论总会被嘲笑？原因无他，貌似专业，实则违背常识。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说的这种现象。如果缺乏对于学术常识的底线思维，缺乏对于基础文献的谦虚和尊重，我们就会偏离学术的初衷，与学术的目标越行越远。在这方面，当代的鲁迅研究领域可谓教训深刻而惨重。特别是对于鲁迅的意识形态利用或工具理性思维仍是今天的普遍现象，强调鲁迅研究的学术底线、常识意识，就是提醒我们自己必须明确学者的道德本分、坚守学术伦理、树立自觉的学术研究责任感。只有回归学术的本源，学术才会强大。面对工具化、娱乐化或边缘化的种种鲁迅言说企图，学术立论的唯一诉求就是真实。鲁迅必须活在真实中。这是所有鲁迅研究者的责任，同时也是鲁迅当下性价值的要义。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全之教授认为，在鲁迅笔下，“志士”常常成为他讽刺、挖苦甚至贬斥的对象。其核心就是虚假、虚伪与虚饰。在鲁迅看来，无论是来自西方的种种理论，还是从古代发掘出来的种种救国学说，都不是从提倡者的“渊深之心”发出来的，都是“不撄人心”的外在理论，与人的内心无关，自然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由此看出，鲁迅这时期的启蒙主张，不是借助西方的种种理论，来破除中国的愚昧和麻木，而是通过反诸内心的方式，唤醒“真的人”，他说“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就将“志士”和“人”对立起来，所谓“人”，就是拥有“心声”和“内曜”的独立个体：“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这种寻找诚与真的努力，是鲁迅启蒙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在日本时期思考中国问题的基本思路。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就说中国文化最缺乏的是诚与爱。可见，他将“诚”看作是破人荒的途径，为此他提出了“白心”的概念：“志士英雄，非不祥也，顾蒙帼面而不能白心，则神气恶浊，每感人而令之病。”“白心”一词出自《庄子·天下》篇，原文为：“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白心”即是表白心愿，或指赤子之心，都是在呼唤着“志士”的真诚。但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至诚”之音茫不可见，他只能从西方去寻找知音：“奥古斯丁也，托尔斯泰也，约翰卢梭也，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者也。”在鲁迅看来，只有如此真诚的“心声”才是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
华东师范大学杨扬教授认为，鲁迅生活的时代，兼跨非党治与党治两个时期。在他学习和成长的前期，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和留学期间获得的西方民主思想。五四之后，尤其是1920年代，鲁迅遭遇到国民党的党治统治，尽管有很多激进的新青年以革命手段反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但鲁迅与五四中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不同，他的人生记忆始终无法摆脱以前的教育和思想影响，一旦遇到与此相抵触的新思想、新思潮，包括形形色色的党文化，他总会与过去的经验对照一番。这种复杂的记忆底色，是鲁迅思想中最为复杂，也是最为精彩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栾梅健认为，我们平时给鲁迅的简单定义，通常两个字是“启蒙”，三个字叫“为人生”，五个字为“改造国民性”。但实际上，鲁迅往往富于流变。如果说鲁迅是中国的小说史家、是中国的小说史开创者之一，我们研究相关著作后便会发现鲁迅编小说史的观念是非功利、非教化、非启蒙、非改造国民性的，他强调审美、艺术的标准。尤其到了晚年，1920年代末30年代初，鲁迅越来越强调文学的趣味性与游戏性。鲁迅在写完《呐喊》、《彷徨》之后，有一个愿望就是创作一个长篇小说《杨贵妃》。其中，我们没有看到启蒙，也没有看到革命或改造国民性，可以说就是通俗文学。
   对鲁迅的刻板印象，也反映在语文教学上。长期关注学语文教育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怡指出，“我们长期以来还是在一种非常简单的二元对立中打量和评价鲁迅，一说鲁迅和白话文的关系，很容易引他对白话文赞扬和肯定的话，把他塑造成一个先锋角色……这肯定是鲁迅的大方向的追求，但也会严重忽略鲁迅实际状况的复杂性”。
    李怡分析说，鲁迅那个时候的语言资源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白话文运用者。在他那里，文言文、白话文等等都是选择对象，选择过程很丰富也很复杂。“我们今天因为传统文化复兴了，中小学要开国学班了，出于这类目的就把鲁迅当作一个靶子，这非常可笑。”
    在鲁迅思想遗产的代际继承过程中，存在显性和隐形两条并行线。显而易见的是，胡风、冯雪峰、聂绀弩等从左翼思潮和文学批评层面上进行的延伸和阐释；但只有徐梵澄是从学术层面回归鲁迅早年的原点，这一脉为世人所知甚少，却异常重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指出，鲁迅学问家的一面在徐梵澄那里得到了继承。“鲁迅年轻的时候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里试图回溯人类精神逻辑的起点，然而后来因为要解决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这样的工作没有持续下去。徐梵澄是他的学生里唯一继续了精神哲学工作的人”。从长远来看，鲁迅的学问家性格或许是他具有生命力的真正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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