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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还记得中央巡视组在办天津“首虎”武长顺案时斗智斗勇的惊险故事，比如，为了拿到第一手证据、保护被约谈人员的安全，将约谈地点从天津转移到北京，比如，被约谈者“一路上换三次车牌”。相比省部级高官的被查，基层纪委查办案件无疑距离民众的生活更近，虽然只是“苍蝇”，但也会有阻力。5月15日，《中国纪检监察报》以《强化履职担当突破办案瓶颈》为题，刊发了对山东、福建、四川、浙江等多地的市县纪委书记的采访，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小编试图从他们的回答中，为大家勾勒出基层纪委书记们眼中的办案困扰和难点。 1 查办“小官大贪”面临同级党委“意见” 在吉林市丰满区纪委查办“小官大贪”典型案件时，常面临同级党委“意见”的干扰。县（区）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同级党委对大局的意见和建议，纪委必须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办案工作。 2 以“集体研究”、“会议决定”等应付调查 江苏省睢宁县纪委书记在文章中直言，有些时候，涉案人员所在单位不配合，给调查取证增添了阻力。特别是查一把手，其他人员怕被打击报复，或牵连到自己，办案人员在调查取证时，被调查者常遮遮掩掩，欲言又止。而且因为涉案人员家人不理解，所以追缴赃款赃物也有阻力。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纪委书记使用了“地方、部门保护主义较重，怕出事、怕惹事”来形容这种遮遮掩掩的现象。他并进一步解释，有些干部受人情关系、部门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有了问题“捂着”或假装不知道，一些干部信奉“法不责众”，往往以“集体研究”、“会议决定”等应付调查，很多案件发现不了，即使发现了也大而化小、小而化了。这样的情况在宁波市江北区纪委的办案工作中也会遇到，部分领导干部发现问题不上报甚至进行掩盖。 3 本单位发生违纪案件领导跑到纪委来说情 多地纪委负责人都不约而同的提到说情风、关系网的干扰问题。江西省宜黄县纪委书记明确表示，县城范围小，熟人多、同事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查办过程中，一些调查对象就会利用各种关系找人说情开脱，给办案人员施加压力、设置阻力，致使案件查办工作立案难、取证难、处理难、进展慢。个别纪检干部也担心案子办多了得罪人，遭到打击报复，对自己不利。浙江省海盐县纪委副书记就在受访中透露了这样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的本单位发生了违纪案件，作为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非但不反省，反而跑到纪委来说情，为下属开脱，抓业务工作和抓反腐败工作“一手硬、一手软”。除此之外，山东省德州市、福建省政和县的纪委负责人也坦承，在纪委办案时，会受到说情风、关系网的干扰，案件一旦深查细挖就会得罪人，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难免有顾虑、有包袱。 4 基层腐败问题存量大，办案力量不足 山东省德州市纪委书记这样概括基层反腐情况：“基层腐败问题存量大，新型违纪问题多，市县纪委人员少，办案骨干更少，力量不足的问题非常突出”。“有的办案领导及人员从事办案时间短，对查办案件的基本法规、程序和技能熟悉、掌握不够，突破案件能力不足”。福建省政和县纪委书记用“不会办案”和“不想办案”来总结此类现象。一方面，县级纪委一线办案人员大多“半路出家”，在查办失职渎职类、贪污贿赂类等专业要求较高的案件时，经常出现不懂调查、不会取证、调查时限超期等问题。另一方面，尽管县级纪委每年都开展岗位目标责任考核，由于考核的方式不够科学，考核的结果运用、评价不到位，影响了纪检监察干部查案的主动性、积极性。而在有些地方，本就不足的基层纪委人手还经常被抽调。四川省武胜县纪委书记就提到，“上级纪委办案过程中，为弥补工作力量不足，有时会从县级纪委抽调人手。这固然有助于提升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办案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办案骨干被抽调，少则数月，多则一年，难免会使县级纪委办案力量更加匮乏，有时甚至导致原来承办的案件迟迟不能结案”。 5 动用网络跟踪等办案手段受到法律、制度制约 还有的纪委人士表示，市县纪委办案人员既从事案件查办工作，又从事科室业务工作，精力难以集中。面对当前腐败问题呈现出智能化、科技化、隐蔽化的趋势，纪委办案设备落后，动用网络跟踪等办案手段受到法律、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制约，协调金融、通讯等相关部门难度较大，常使案件突破错失良机。 6 反腐败“过头论”、“刮风论”等甚嚣尘上 除上述几种困难外，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纪委书记还指出这样几种办案阻力：当前案件进入了易发多发期，加大了案件查处压力；违纪手段越来越隐蔽，办案壁垒越来越多，加剧了案件查处难度；从发案规律趋势看，腐败潜伏期越来越长，影响了发现案件的准度；从办案环境看，反腐败“过头论”、“刮风论”、“影响论”、“拐点论”等错误认识甚嚣尘上。这些都对基层纪委查办案件产生影响。
资料|《中国纪检监察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