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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家驹
惊慌失措的难民。 相关新闻： 东方网5月11日消息：七十多年前，上海饶家驹区（南市难民区）里发生的故事，是抗战的另一种样本。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争中，你可以触摸到国际友人援手的温度，感知到普通人坚韧生存的勇气、教育工作者永不放弃的执着和地下党员们默默无畏的付出。这是一个不低头的民族，书写的一部抗战传奇。 【壹】 这是一段几乎被忘却的历史。 1937年的上海，当无数战士为抵抗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轰隆炮火的背后，上海这座城市的无数普通人也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抗战”。 他们与敌人斗智，与疾病、饥饿与恐惧斗勇。最终，他们拯救出一个个平凡而又鲜活的生命。在废墟中，他们与这些生命一起，从未放弃生活、学习，也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冀。 这场抗战的战场就是“南市难民区”——战争爆发时，获得交战双方认可，最终保护了30万平民的避难区。它开创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先例；它是《拉贝日记》主人翁约翰·拉贝学习的母版。而继南京之后，它的模式继续在武汉、杭州、广州、福州、汉口等多地被复制推广，保守估计，至少让50多万中国难民幸免于难。1938年，这段事迹被美国《时代》杂志报道。 最重要的是，这一“上海模式”被写入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从此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于全球践行。 至今，在世界战火纷飞处，只要看到国际红十字会的身影，就依然能看到它背后深潜的上海历史记忆。 时隔70多年后，在南市难民区的故土上，或破损的老屋、或崭新的楼宇已无法诉说尘封往事。这块覆盖着城隍庙的地标地段几经变迁，如今依然是上海文化与商业的象征之地。九曲桥下每一块黑压压的石砖、每一道抹不平的刮痕，或许曾经都是难民的陪伴者和安枕处。它们在褪去岁月的沧桑后，涌动出的是热腾腾的繁华烟火气。这大概是多年前，难民们躺在此地风餐露宿时、摸着石头喃喃自语时，对未来生活最美好的想象。 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拨开历史的灰烬，以期告诉更多人，这段普通人的抗战故事。 【贰】 1913年，一名法国神父来到上海。从黄浦江远望时，他大概未曾料到，24年后，这里有30万人的命运与自己牢牢维系在一起。 他叫饶家驹。 他的右臂在徐汇教书时被烟火炸飞，从此成为“独臂神父”。《申报》报道说，他精通英、法、中、希腊、拉丁等语言，是天生的演说家。他有着一抹浓须，满面微笑，身躯颀长，且爱好交际，与盘踞上海的各方势力私交甚笃。关键是，他乐意运用这些关系救助难民。 1931年长江水灾，饶家驹积极救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为被困妇孺四方奔走；而当时间流走至1937年8月13日，他已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上海国际救济会的常务委员和救济组主任。 1937年8月13日，是上海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满目疮痍的城市，浸满死亡与恐怖。侵略的日军在焦土中继续烧杀掠抢。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哀嚎声在狭窄的街巷与弄堂里此起彼伏，人们死于轰炸、死于饥饿、死于无力救治的疾病、死于妻离子散的晕厥。 而难民们的信念只有一个——逃出上海，或躲进租界。租界顿时人满为患，最多时集中了70多万难民。全城的难民如蚂蚁般密密麻麻，迅速填满外滩、外白渡桥，几乎没有一丝缝隙。露宿街头的成年人每日冻饿死者逾百，儿童死亡人数翻倍。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均表示“束手无策”。 公共租界指示：“不要卷入难民事务，而是把这个问题留给国际红十字会，其他国际组织，以及传统的中国救济组织。”法租界更是干脆，与华界交界口安装起铁栅门、架设铁丝网，阻止难民继续涌入。“大批民众被摒门外，万头耸动，号泣救援，秩序混乱已极。” 无数难民集聚在南市。他们挤在民国路（今人民路）上，眼巴巴地望着法租界的大门，缺衣少食，处境悲惨。 救济会的收容所难以为继，救济组主任饶家驹想出了一个主意——“就商于中日军事当局，将方浜路以北一带，划为安全区，为难民避难所”，这便是1937年11月9日成立的南市难民区，亦称饶家驹区。 【叁】 斡旋于每一方的顾虑和利益，最初的谈判无比艰难。 饶家驹需保证，安全区不会成为扩张的租界，不会成为中日双方的军事用地，不会成为任何一方的“后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要赞同、中方要赞同、日方也要赞同，交战双方都签署书面协议，安全区方名正言顺。 这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居然让饶家驹凭借高超的交际技巧办成功了。 1937年11月4日，上海市政府首先同意。随后日方也勉强同意，这得益于饶家驹一贯积累的人脉和声誉。而后来在南京试图建立安全区的拉贝，由于没能获得日方认可，在其压力下，南京安全区不到半年便被迫关闭。 书面协议的好处马上体现出来。11月11日，日军占领南市大半，沿街纵火，连烧数日，但南市安全区没有被波及。 烽烟蔽日中，7根竹子支撑的临时帐篷缓缓撑起，充满希望地出现在震旦大学校园里。7000多名难民挤在一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门诊部、难民登记处、培训班、分发定额食物处、煤供应部等基础服务设施紧张有序地建立起来。 而南市难民区开放的第一天，城隍庙、小世界、学校、公园、教堂、寺庙，但凡有空间，收容所就如雨后春笋一个个冒出来。 安全区面临的是另一种孤岛般的挑战：一个被围住的区域，生活着几十万惊慌失措的难民。维持秩序，相当于管理一座中等城市。 安全区是自治的，监察委员会首先成立，饶家驹任主席，各国外籍人士任委员。这是高明之举。不少委员其实在租界、商会担任要职，他们独特的身份便于协调矛盾，更便于募集资源。 难民区被划成9个分区。各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消洁、登记、调査、医务等职，工作人员均由中国人担任。总办事处下设难民组、居民组、警卫组、卫生组、给养组等。财政预算分4块：食物、衣服、医院和其他。 这哪是“小小的难民区”，这几乎就是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日子久了，难民们自己发动起来，与慈善组织分工合作。最终，大家一起让这个孤岛社区拥有了行政机构、警察、医院、学校、手工工场甚至刑事法庭。
南市难民区能被写入《日内瓦公约》，其独特的范例价值正在于此。因为它不仅孕育而生，而且还创造了一套战时难民管理体制，这套制度至今都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 1937年11月9日，铁丝网围住了方浜路。许多人还未意识到，30万人的命运即将被改写。
起初，难民们闻讯涌入，人口迅速超10万。然而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水没电、少粮少衣。委员会和法租界协商，法租界的水电供应延伸到难民区。最终，安全区建立了24个开水房，为104个收容所提供服务。 接着是吃饭问题，形势不容乐观。每一天，通往法租界的西大门口，隔着厚厚的铁栅栏，难民们总是伸出手乞食。 法租界居民出于同情，有时会隔门给难民投食。但结果总是年富力强的人抢到食物，有人因此受伤，也有人把食物再转卖给他人牟利，弱者和儿童永远得不到食物。委员会出面阻止这种做法，尽量把食物送到捐赠中心。 而饶家驹的头等使命就是募捐。 上海的慈善机构、企业、官方机构都纷纷出钱。饶家驹觉得日本负有责任，甚至还去找日本人要钱。然而在战火中，这座工商业城市已经凋零，快被掏空，几乎捐无可捐。1938年5月2日，饶家驹开始海外募捐。 他先去了日本，变相“敲打”日本继续遵守诺言，不要占领难民区。然后他又去了加拿大、美国。 5月26日，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了他，慷慨地给他一大批小麦和一大笔美元。此时的上海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美国的小麦不断由国际红十字会免费运给难民，简直是送了一场场及时雨。 一张5分的票，换取6盎司大米。这是每个难民一天的份额。根据资料记载，安全区内共开办了24个粮食分发中心和24个集体食堂。每天，寺庙院子里队伍蜿蜒长达百米。分发者坐在桌子边，票券被一一盖章和打孔。大米从一堆麻袋中被舀出，倒入难民的袋子里。 最令委员会紧张的是医疗卫生。安全区内一旦暴发传染病，后果难以预计。这个工作太繁重，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单独处理，于是责任被分摊给各善团。生病的难民实在太多，就连路边被遗弃的婴儿，时常都染上性病。 1937年11月16日，城隍庙内设立了第一家临时医院，门诊部每天处理300多个病例，但是与难民人数相比，仍然不成比例。第二天，南市流通图书馆内成立了临时产妇医院。后来又陆续增开了灾童医院。这些免费义诊都需要一大笔开销。期间，委员会还募得一些防疫疫苗，免费给难民注射。 夜晚，火光和轰鸣时不时从毗邻处冒起，这样可怕的景象让安全区的治安形势格外严峻。法租界每晚派中西侦察员若干在区内巡逻，以防小窃和骚乱。每天白天，委员会的成员都会在安全区出现，他们一旦出现，难民们就心安了。 【伍】 每天，总有一辆黄包车，迎着晨光，从吕班路、老北门、新开河，出法租界铁门，一路行驶进入南市难民区。车上坐的正是饶家驹。 南市，像是一个由狭窄街道组成的迷宫。当两辆黄包车彼此驶过，都要小心翼翼。街道因铺有尖利的石头而崎岖不平。难民们涌入这里后，迅速占据所有空房，填满每一个角落。 饶家驹事必躬亲，他每天必到难民区，因为管理再妥善，也总有疏漏。 第七区区长任希彭虚报难民数额，克扣难民口粮。事发后，从他家中搜出赈米若干、赈衣百套、绸布棉被百余条，他受到了严厉处罚。 1939年4月，难民区委托恒达洋行采购糙米1000包，其中数百包搀入稗子、砂石。 难民区内还会发生吸毒、赌博、酗酒、斗殴等违规事件。刑事法庭因此而设立。 上海市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份珍贵材料，由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所写，上面描述了难民区的生活图景：商人们从浦东那里带回蔬菜、水果、肉类、大米；他们更喜欢将商货运输到南市去卖，因为在南市商品卖得更快更直接；道路两边摆了许多食品摊位，有猪肉片、成堆的橙子和蔬菜。商品价格则受到中国商会的控制。 大部分难民都携带一些钱财。由于南市几乎与周围隔离，这些钱只能在安全区内流通，它类似于一个孤岛社区。监委会做出种种努力，鼓励店主重新开店。这些“店铺”不单单只卖食物，还令人惊讶地销售由陶瓷制成的饰品、铜制品、廉价的刺绣以及卷轴字画，这些物品都是安全区第一次开放时发生的大肆抢劫的结果。 可以说，是上海的民众和国际友人共同支撑着难民区。它靠救济竟然维系了30万人口生活了近三年，不少研究学者都感叹“实在了不起”。 法文版《饶家驹的故事》小册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令人敬佩的上海，这座以其无法估量的慈善捐助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 安全区里，时而有低吟的读书声飘荡。是儿童与成年人，他们席地而坐，或找来粗糙的长凳、铁皮饼干筒坐上，听难民学校的老师教授知识。 编筐、结草绳、做纸花、编草鞋、做鞋、裁缝、刺绣等手工艺课纷纷开设出来。因为大家认为，总有一天，在某个值得期待的和平未来，难民们能用上这些手艺。 这里是让人绝望的战区，这里也是希望之地。 【陆】 尽管有铁丝网，日本人还是进来了。 1937年11月12日，新北门障川街忽然窜出30多名日本兵。他们在沙包上插着太阳旗，用枪刺驱散周围难民。下午又开出两辆轻型坦克，巡行民国路，14名日本步兵尾随，恣意查抄行人。饶家驹赶紧交涉，日军才未越过民国路。 12月16日，一名中国狙击手躲在难民区里，打伤了日军哨兵，日军冲了进去。饶家驹与日军的一个中佐谈判，最后日军还是让步，同意由委员会继续管理难民区。 虽然表面上承认难民区“不受武力攻击”，但日军的觊觎始终存在。不久，日军找到了借口，说自己的士兵在难民区外巡逻被人打伤，他们不顾国际救济会的申辩，强行开进难民区搜查。 翌年底，日军又使出了新花招：难民区总办事处通往租界的电话线被剪断了，也是经饶家驹据理力争，后来才由工兵接通。 后期，日军加强控制，难民居住的区域缩小至小世界、青莲庵、庙前救火会、豫园、内园、珠玉业公所、露香园等7处。难民区出入口仅剩淘沙场和陈士安桥两处。 根据一位老人的回忆，日军哨兵进入难民区时，不仅驱逐难民，还有一些中国女孩被拉出去强暴。但总体上，这里还是比较安全。 在这样一个难民区，必然有共产党人的活动。难民区里就曾建立起党支部。赵朴初是慈善救助的重要人物，周边聚集了不少共产党员。他们一面救济难民，同时动员单身男子参加新四军。 根据学者后来的考证，新四军一部分的来源就是上海的南市难民，他们通过地下通道，慢慢把这些难民运送出去，名义上是疏散回乡，请饶家驹开证明，弄通行证，实际上这些人就跟着共产党到了苏北，加入了新四军。在这个难民区里，后来培养出一批共产党的骨干，如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的周克、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杨堤等等。 【柒】 1940年，上海形势好转，大部分难民返乡。 6月，欧洲战场吃紧，饶家驹离开上海，返回法国。他的祖国也在遭受战争，他要回去帮助他的同胞，就像帮助上海的同胞一样。 《申报》在6月18日第8版中刊登了对饶家驹的采访。其中写道：饶氏昨日对他的朋友说：“中国就是我的故乡，我深爱中国，此次虽暂返欧洲，不久还是要回来的。”他最近不用“饶家驹”三字，改名为“饶家华”，言为心声，我们顾名思义，就知道他易名的动机，他的确是一位挚爱中国的国际友人。 “南市难民区”缺乏主持者，6月底宣告结束。 饶家驹不知道的是，他离开后，上海的难民们一直想为他铸立一座铜像，还想把城内的方浜路改为饶家路、方浜桥改为饶家桥。 但《申报》说，“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既无金钱，又无势力。” 1946年，饶家驹因病死于柏林，享年68岁。 然而无论如何，安全区的成功，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转轮。 国际红十字会高度关注，在南市安全区成立后不久就派人前来参观。 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饶家驹安全区被视为战时平民保护的成功范例。 1949年，63个国家代表制定《日内瓦公约》。其中，第四公约就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文件两次提起“饶家驹安全区”，把这一“上海模式”作为公约的范例，这在国际公约中极为少见。 从这一刻起，国际人道主义法里，正式有了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条款；从这一刻起，南市难民区的意义跨越了时代和国别，成为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环。 遗憾的是，饶家驹病逝于1946年的柏林，没能见到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但是上海的南市难民区，却以这种方式永远记住了他，记住了和他一样慷慨、仁爱，在抗战中与侵略者斗智斗勇，保护无数平民的人们，也记住了这座海纳百川的慈善之城所散发的人道主义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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