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立群在整理病例资料

很多家长给贾立群送红包，但都被他拒绝了，家长们以为是他客套，就硬往衣兜里塞。来回的撕扯，白大褂的兜都给撕坏了。

于是，他干脆就把兜给撕下来了。后来同事们说：“你这白大褂怎么没兜呀，看着特像厨房大师傅。”他听完后虽然让护士长把兜缝回去了，但却特意嘱咐她把兜口也给缝死了。再有家长塞钱的时候，塞不进去，就放弃了。

然而面对前来就诊的孩子，贾立群总是充满无限的关爱。有一次检查前，家长抱着大哭的孩子说：“大夫，您能把白大褂脱了吗？我家孩子一看见白的就害怕。”贾立群立即把白大褂脱了下来，露出里面的羊毛衫。可孩子还是哭个不停，家长又说：“您那毛衣上还有白色的条块，您能不能把毛衣也脱了呀？”贾立群又把羊毛衫脱了下来。他风趣地说：“好在我里面还有一件衬衣，是蓝色的，孩子这才安静下来。”做B超用的耦合剂特别凉，冬天直接用很容易惊着孩子，每次他都先用手焐热了，再给孩子抹上。后来觉得这样耽误工夫，他就干脆把耦合剂放在暖气上烤热了再给孩子们用。

一天，医院里来了一个重度肝肿大的患儿，只有2个月大，肝上布满小结节。外院的检查结果是：良性肝脏血管瘤，但是经过治疗后孩子的病就是不见好。

贾立群觉得孩子的病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良性的肝脏血管瘤；另一个就是恶性的肿瘤肝转移。可这两种病在B超图像上的表现几乎没有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如果是恶性肿瘤肝转移，会有一个原发瘤——也就是元凶。贾立群拿着探头一遍遍地在患儿的腹部划过，终于，在无数的小结节中，发现一个黄豆大小的小结节，在孩子哭闹的时候，它不随着肝脏移动。他意识到，这就是元凶：左侧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肝转移。最后的手术和病理结果证实了他的诊断，这是一种恶性但可以治愈的肿瘤，及时的治疗，挽救了孩子的性命。

可没过多久，孩子的父母抱来了患儿的孪生妹妹，两个孩子病情一模一样，可贾立群怎么也找不着这孩子的原发瘤。一连几天，贾立群把自己埋在文献堆里，终于找到了这种罕见病例的答案。这个肾上腺的小肿瘤不但本身肝转移，还通过胎盘转移到另一个胎儿的肝脏。换句话说，小姐儿俩得的是一个病，只是元凶不在妹妹身上，而在姐姐身上。这种病情在中国仅此一例，世界上也非常罕见。

从医37年来，跟B超打了20年交道，他接诊患儿30多万，确诊疑难病症7万多例，有的是世界罕见的病症患儿，挽救了2000多个危重患儿的生命。年复一年，老实认真的贾立群兢兢业业，把B超大夫这样一份幕后工作，做成了品牌。

贾立群的手机铃声是他自己录制的“医院来电话了”

贾立群至今仍住在医院南边的一栋仅40多平米的老房子里，他承诺，只要在北京，24小时服务，随叫随到。他记得，最多的一天夜里曾被叫起来19次。每次都是刚躺下，电话就响了，赶紧穿上衣服往医院跑。用他爱人的话说：“这一宿你光在这儿做仰卧起坐了。”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每天自己坐公共汽车来回跑。老婆工作单位远，交给贾立群的唯一任务就是下了班到公共汽车站接孩子。贾立群怕自己去晚了孩子乱跑，总黑着脸叮嘱儿子：“下了车就不许离开汽车站。”有次引导肾内科医生给一个孩子做肾脏穿刺，孩子哭闹不休，又太胖，折腾很长时间才做成功。这时才发现窗外疾风迅雷大雨倾盆，猛然想起接儿子的事，撒腿就跑。一把搂住站牌下浑身湿透的儿子时，他心痛和自责得无以言说。

2012年4月初的一天，到任刚一个月的新院长倪鑫找到贾立群：缓解患者看病难，院领导班子要求大幅缩短B超预约时间。同时决定，把B超室从影像中心独立出来，成立超声科，由贾立群担任科主任。

回到B超室，贾立群考虑再三，反复测算，咬着后槽牙，在报告里写上把B超预约时间缩短到5天。但能不能做到，他心里没有底。一周后，院领导再次找到贾立群，对他说：“你的报告院长办公会讨论过了，B超预约时间5天还是太长，必须压到3天之内。”

这个在疑难杂症面前从未退缩过的男人，眼泪立即下来了。停顿了几分钟后，贾立群说：“行，我回去再想办法。”

第二天中午，超声科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召开。贾立群说，从现在起，我们全科人员分成早中晚三个班，早班早6点上，晚班晚10点下。当天来的患儿，能当天做的就当天做；不能当天做的，预约时间不能超过3天。科里连贾立群一共3名党员，党员带头。

2013年6月1日，儿童医院B超预约等候时间缩短到两天。过去一天满打满算也就做270例，现在最多一天能做650例，基本上是“人随机器转”，从6点到22点随时可做B超检查。

已经成为品牌的贾立群，还带出了“王晓曼B超”、“王玉B超”、“王佳梅B超”等一批新品牌。而他自己还是那个普通的B超大夫，还是每天坐在机器前，踏踏实实地去兑现他“不让一个孩子误诊漏诊”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