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乐队队长樊建新 乐队队长樊建新，北京知青，演奏二胡和笛子。我和许凤翔演奏小提琴。王忠仁，哈尔滨青年，演奏小号。天津青年季赞东和梁为民分别演奏京胡和京二胡。北京青年王延平演奏月琴和中阮。齐齐哈尔青年汤卫东演奏板胡，唢呐，笛子和巴里东。高强，北京青年，演奏手风琴。他离队后，由天津青年陈惠玲演奏手风琴。 樊建新多才多艺，平时爱看书阅读，为人正直，做事认真。在排演时，他不但指挥乐队演奏，还经常在合练时担任舞台调度，提出许多条演员和乐队配合的建议。每当排练新的曲目，他还要为乐队成员配乐器，分谱。对于个别不识谱的，还要安排专人进行一对一帮助背谱。他平时为人严谨，做事认真，排练时就更认真了。一会儿合练，一会儿单独操练，一丝不苟。他对乐器声音响度的把握极其重视，多次强调乐队是在伴奏，是起烘托作用，不能喧宾夺主，还形象地比喻，不能拿铁丝（意指乐器的金属弦）去锯演员的肉嗓子。至于演出，他就更较真了。 二 弹拨乐手王延平 弹拨乐手王延平，北京知青，在乐队成员中数他最聪明。他记性特好，每次排练新节目，新乐谱总是他最先背熟。为人又极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调侃之语发表。 王延平是1971年4月从九连调来的。从那时起，在乐队中我俩是搭档。宣传队解散后，又同分到瓦工五班，记得班长是钟敦苏。以后我俩又先后调到连部工作。我任文书，王延平任工地材料员。 朝夕相处的几年，我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记得1974年4月，我探亲途中绕道上北京，在他家小住了几天。他父亲的真诚厚道，他母亲的热情能干，他二哥的多才多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家庭的优良基因和传统，在王延平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京期间，王延平和朱庆发还陪我一起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三 多面手汤卫东 多面手汤卫东，齐齐哈尔知青。在乐队成员中小汤练功是最刻苦的。平时，他纸牌不碰，闲书不看，经常独自一人找个安静的地方吹唢呐，拉板胡，乐在其中。他曾对我们说，为了练唢呐的“循环换气法”，把嘴唇皮也磨破了。 他文武双全，在体育上也有特长，滑冰滑得很好，曾担任过学校冰球队守门员。父母都是转业军官，他把父母在解放战争时的照片放在兜里，时常拿出来给我们看，此时在他脸上充满着自豪的神情。 可惜在前几年，小汤因病早逝了。愿他在天国欢快地吹拉着自己喜爱的曲子。 四 京胡手季赞东 京胡手季赞东，天津知青。刚来宣传队时拉京二胡，没多久就展示出他扎实的基本功和精湛的演奏技巧。于是，队里让他拉京胡了。在京戏的乐队中，京胡是最主要的乐器，京胡手是乐队中绝对的大拿。小季练功也很刻苦，但他与小汤不同，练琴不用找安静地儿，随便找个座，就低着脑袋一遍遍拉起来。需要合练的，他就会找我们说，师傅，来陪我一块儿练练。 由于曾向我请教过乐理知识，小季、刘雷、米宝泉等哥几个，平时总开玩笑似地叫我“师傅师傅”的。 五 小号手王忠仁 小号手王忠仁，哈尔滨知青，是1970年底从十三连调到宣传队的。王忠仁和我同是五连的连友。组建武装连时，我俩又一起调入十三连，在一个班里待过。在五连和十三连，他兼司号员，早上起床，晚上熄灯，都能听到他那嘹亮的军号声。 到了宣传队，他鸟枪换炮使上了小号。他聪明能干，有一手很好的木匠手艺，还能做得一手好饭菜，擀面也擀得好。有一回，他还做了“杀生鱼 ”，让我们大饱口福。 他小号吹得好，还能琢磨。那时排练《智取威虎山》，有一段乐曲需要用圆号独奏，可队里没圆号。经过反复琢磨，他硬是用小号吹出了圆号的效果。在铜管乐器中，圆号是最难吹奏的。他能用小号吹奏出圆号的效果，足见他的智慧和功力。 六 司鼓手毛润起 司鼓手毛润起，天津知青，生在艺术世家，父母亲都是从事京剧艺术的，故有着丰富的京剧知识和扎实的基本功。排戏时，他经常提些建设性的意见。司鼓是京剧乐队的指挥，小毛以他娴熟的功夫，准确的鼓点指挥乐队伴奏，出色地烘托了剧情，帮助演员有更好的发挥。 宣传队解散后，他成了工余演唱活动的召集人，经常找我们几个乐队成员，给他召集来的唱将伴奏，为活跃连队业余文化生活费心费力，真该给他点赞！ 七 “替补”陈有亮 转业军人陈有亮，他现在还在农场。 2008年，我们一百多人回红卫。陈有亮敲着鼓，带领秧歌队，在宾馆门前隆重迎接我们。 记得刚建团时，有一批军人转业到红卫团，分到宣传队有两人，一个是老尹，另一个是陈有亮。老尹担任过宣传队的临时负责人。而陈有亮是个“杂手”，会拉京胡，也会唱京剧。 那时正赶上排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他还定为杨子荣B角。可惜杨子荣的A角未曾缺席过，故陈也没有机会亮相，只是演演解放军战士等跑跑龙套的角色，有时还在乐队帮忙打打鼓。 八 我是宣传队乐队的一员 我是宣传队乐队的一员。1970年1月，我从十三连调到宣传队，后来让我上工一连报到，成宏发带着我们上水利工地，成天在工地挖炮眼，填炸药，放炮挖土，连春节也是在工地上度过的。 记得樊建新我们几个住在一个帐篷里，有郑以文、梁雨田、王树峰等人。刚到工地时已经傍晚了，也没人给我安排铺位。后来郑以文招呼我在他旁边挤了一宿。第二天是梁雨田热情地招呼大伙儿挤挤，我才有了个铺位，打开了自己的铺盖卷。大伙儿见我带着小提琴，就纷纷让我拉一个。于是，就有了“帐篷里的琴声”的故事。 在大伙儿的盛情下，我拉了一支又一支。有的还点名拉这拉那，我一一满足了大家的愿望。后来有人问：“会不会拉《梁祝》？”我说会，就拉起了《梁祝》的主旋律。一曲未终，帐篷的门被掀开，传来女生的呵斥声：“现在是什么时候，还拉这种曲子？”琴声嘎然而止。我默默地合上琴盖，惴惴不安地熬过了一夜，心想拉了当时被视为“毒草”的曲子，不知会受到怎样处理？帐篷里的连友都纷纷安慰我，使我稍稍安心些。 连部知道了此事。第二天上午，成宏发找我谈话，安排我在当晚的班务会上作检讨，提高认识。陈秀生指导员专门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贴在连部帐篷的墙报栏。题目就是“帐篷里的琴声”。我去看了，现在还记得有一句话是：这是要把我们拉到封资修的道路上去。 还好那时的氛围还算平和，上面也没有过多追究。加上我与工一连的人不熟，也就不主动与人交往。晚上，在帐篷里，应大伙儿邀请，我还会为大家演奏。只是多了一份谨慎，不碰那些“封资修”的曲目。后来其他帐篷也有人来听琴，我与连里的人有了更多的交往。稽阿根就是从那时开始交往的。 那时，炊事班有位鸡西青年小范，也在学小提琴，经常邀我到他那儿去练琴。有一天，小范让我教他拉《白毛女》选曲《北风吹》。我一遍遍拉给他作示范。他仔细地看着，听着。两人正聚精会神地练着，没想到后面不知何时来了位现役军人，是通讯股刘股长来工地视察，来到连队，知道了“帐篷里的琴声”之事。这时他听到了琴声，大概想会会我，可听到的却是一遍遍的《北风吹》，终于按捺不住发声了：“这快过年了，怎么老是拉《北风吹》呢？”显然他认为白毛女是一出悲剧，在快过年的时候，一遍遍地拉这个曲子，是有不满情绪要发泄。我只好耐心地向他解释：“《北风吹》是一首喜庆的曲子，其中还有一句欢欢喜喜过个年。”另外小范让我教他拉琴，自然要一遍遍地拉。他这才无话可说，悻悻地走了。他走后，小范说：“别理他，不懂还瞎批评。” 关于“帐篷里的琴声”这件事，已过去那么多年了，本来不想再提。但在《往事》的征文中，有连友提到了这件事。在连友聚会时，也有人当面提起此事。所以我想：与其让不同版本扩散，还不如由我把情况讲清楚。其实此事在我心中早已释然了。在十多年前的一次聚会中，与另一位当事人相聚，已有了正常的交流。在以后的聚会中也有几次见面，与对待其他的连友一样，高高兴兴地交谈、碰杯。 感谢工一连的战友们，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没有人疏远我，歧视我，使我很快地调整好心态，和大家慢慢地相知相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40年过去了，在工一连度过的岁月仍然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步入老年以后的多次连友聚会，使昔日的友情又绽放出鲜艳的花朵。 后记：由于年代久远，宣传队成员未能记全或有记错。特别是第一阶段的宣传队，因我没有参与，望各位连友补充，指正。 2015年6月28日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