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古城西安参加这次全国知青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及知青上山下乡高潮55周年活动。从名单中看到，这次大会除西藏外，大陆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代表参加，特别是香港知青联也派代表参加，确实是盛况空前。这充分说明，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结束将近半个世纪，但我们当年的这些知青激情仍在，对知青生活的怀念仍在，这本身就是对哪些否定上山下乡论调的无言回击。 一、关于知青文化研究的有关建议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职责和使命，我们应该无怨无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职责和使命。我们的前辈，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曾经抛头颅洒热血，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职责和使命。我们这代人做为共和国长子，面对祖国的百废待兴，也应该义无反顾地替祖国母亲承担起亲养家糊口的职责，为民族这一大家族的发展壮大肩负起自己应有的使命。尽管我们吃过苦，流过汗，但相较于前辈的流血牺牲，我们的付出可以说微不足道。我们应该为自己曾经的奉献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而不是怪罪和抱怨。知情研究，只有站在这一高度和立场上，才能找到真正的原点。 （二）绝不能用今天的发展否认昨天的奉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表明了党中央对前三十年的充分肯定。但时至今日，仍有人试图拿前三十年的艰苦与贫穷来说事。一些知青也连篇累牍地倾诉着当年在农村插队时的艰难困苦，表达着不满。须知，改革开放是在我国建立起完备的国防科技体系和工农业生产体系基础上进行的，没有“两弹一星”和巨大的国防力量，就没有我国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没有农业基础的稳固，就没有城市工业的大发展；没有健全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改革就成为空中楼阁，这一切都与我们昨天的奋斗密不可分。不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语境，第四个馍吃饱后就否认前三个馍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在世界多极化和多中心化趋势下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高潮中，使整个世界经济进入依靠科技推动的发展快车道。我们这代人正好赶上了这个时代，才感受到今天与昨天的巨大差距。只有清醒地认识这些，才不会因今天的物质丰富就抱怨甚至诅咒昨天的艰辛。 以上两点应该成为知青文化研究的立足点。 （三）抢救知青文化刻不容缓。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和习近平新时代的十年，见证了共和国至今发展的全部历程。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和改革开放的全程参与者，我们看问题可能更客观，更全面，思想也更成熟。但我们大都已到古稀之年，有的甚至到了耄耋之年。因此，如果不趁我们的大部分人头脑尚清，精力尚济，全面总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功过得失，估计用不了十年，这笔中华民族史上前无古人的独特遗产，就不会有人重视。即使后辈有研究者，也与我们这些亲历者的思想、观点、感受完全不同，结果自然也会完全不同。为此我们应该共同呼吁，总结知青文化，提炼和弘扬知青精神，已经刻不容缓，以期引起各方面的充分重视。 二、知青问题研究必须坚持一个大前提——知青并不是文革的产物 今年尽管是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55周年，但我们在思想上必须有一个共识，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绝对不是从1968年毛主席发出指示后起，而是从1955年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后就开始的。这更是毛主席1939年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提出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道路的延续。如果不把这一大前提讲明白，就会掉入一些人“知青问题是文革产物，既然文革已经被全面否定，知青问题也必须全面否定”的陷阱。  1968年之所以成为知青运动的重要节点，一是由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须注意具体时间是在年底这一细节）；二是1968至1969这两年，确实比较集中地安排了大量知青、特别是大城市知青上山下乡。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主要是由下述两方面的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而与文革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一是建国以后，由于国内环境稳定、医疗条件和社会条件相对改善等原因，使我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出生出现井喷式增长。特别是京津沪等大城市，由于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等相对较高，使这一情况更加凸显。而在此同时，教育越来越普及，受教育人数急剧增长。到六十年代底至七十年代初，这部分人（包括建国前四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少部分）大多步入成人。在当时情况下，由于我国国内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客观上难以安排这么多的青年在城市就业。据有关资料报道，我国在1953至1983年期间，平均每增加一个轻工业劳动力需要国家投资6250元；重工业每增一人需要20000元（参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从教育角度而言，既是纯投入行业，又需要具备一定的师资力量，因此，只能把有限的资金和师资资源放到普及初中教育上，而没有条件让大多数人去继续入学深造。因此，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就成为大多数城市青年的必然选择。 二是在1964年由邓小平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提出国家每年都要安排100余万知青到农村去插队落户，以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文明需求和劳动力需求。但在文革开始后，1966至1967两年中，国家没有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于是便集中到1968年后安排，主要集中在1968至1969两年内（1968年的安排大多在毛主席指示发表之前），即这两年基本上安排了四年应该安排的知青量。这也是导致一些人出于各种目的，将知青上山下乡与文革联系起来的主要原因。以山西为例，从1955年至1966年11年内，全省共接纳安排知青21370名，年均仅1943名，但从1968年至1972年5年内，就接纳安排75082名，且主要集中在1968-1969两年，年均接纳安排15016名，为以前年度的7.73倍，且京、津等外地知青占到62%（参乔晋湘《对山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考察》）。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农业是一切发展的基础。而广大知青正是这一基础的重要生力军，是一支必不可少的奠基者。 首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而且也为推进乡村文明起到了巨大作用。有一种观点认为，知青到农村是与农民争食吃。这一问题的说白了就是农村到底需要不需要知青？对此其实无需过多辩驳，单从劳动力角度看，从当时大江南北农村到处流传的“一出勤，两送饭，晚上还要加班干”的口号，就足以证明正是由于农村劳动力不足，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据国务院知青办统计，我国从1962年到1979年，有1776.48万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这些知青人壮力强，下乡不久后，通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农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成为生产队和各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强壮劳动力。他们不仅在当时的农业学大寨高潮中，直接参与了农业生产，而且大多数知青成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骨干力量；同时，知青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在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条件、积极推广科学种田、普及农村初等教育、改善了农村医疗卫生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为我国农业基础逐步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架设了城乡之间交流的桥梁，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农业生产率和粮食产量以及乡村文明程度。 
其次，知青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建设力量。根据周总理要对知青负责到底的指示精神，当时在农村锻炼二年以上的知青，都被有计划地陆续回城安排工作。以山西省为例，从1970年起，就开始大批选调插队知青回城安排工作，到1980年历年知青基本安排完毕。 这一阶段，正是我国经济经过多年积累后，有条件迅猛发展的时期。特别是正遇地（市）级以下“五小”基础工业（电、化肥、水泥、铁、机械）全面普及之时，因此，这些知青无疑成为推进县域经济这一基础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这些新建的“五小”工业中，处于第一线的工人几乎都有过知青经历。以某化肥厂为例，除厂级领导及其有关管理人员和从外调来的老师傅外，知青经历出身的人占到全厂职工总数的78%之多；某水泥厂知青经历出身的人占到全厂职工总数的74%以上。这些知青经受过农村艰苦生活的锻炼，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他们保持着插队期间火热的激情，用辛勤的汗水助推着企业的迅猛发展。据某县统计年报，“五五计划”期间（1976-1980年），全县“五小”工业占工业生产总产值的58%之多，利税占到全县财政收入的34%之多；“六五计划”期间（1981-1985年），由于“五小”工业基础性作用的发挥，推进了全县其他行业的经济发展，虽然同口径占比有所下降，但绝对值增长率仍然在全县名列前茅。  四、知青是改革成本的重要承担者和改革浪潮的重要稳定力量 任何一项事情，都需要付出成本的。而知青的年龄和所赶上的时代，决定了知青成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群体。以吕梁为例，大部分知青返城后，都被分配到工商企业工作。如果还按照过去的政策，由于工人阶级领导阶级的地位所决定，因此当时一个八级工的工资，比有的县委书记的还高，一般工人也比同时参加工作的机关干部要高。 但历史步入九十年代，在第一线提拔上来的工农代言人已被逐步“淘汰”出各级领导班子后，工农代表已经失去了“顶层设计”时的话语权，工人阶级的地位也急剧下降，由领导阶级变为“雇佣劳动力”（以合同制为其主要标记），最后直至被沦为“劳动力市场”的商品。在一手遮天的企业厂长经理不断深入操作下，除少数垄断性企业外，市级以下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均遭私有化沦陷，企业职工普遍下岗失业。而此时，老一代职工大多已经或接近退休，而以知青及其同龄人为主体的企业中间力量，成为这种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在此同时，又推开了以“缴多领多，缴少领少”为特征的“退休养老金制度改革”。作为下岗失业职工和濒临倒闭的企业，自然没有多少收入来缴纳“个人部分”和“集体部分”（大多数下岗失业职工“集体应缴纳的养老公积金”部分，均由职工个人筹集资金缴纳），自然“退休金”很低。以致于在今天，从企业退休的知青，退休金不足同等情况下纳入政策制定倾斜圈的公务员群体的一半，使企业退休的知青群体再次成为改革“成本”的买单者。 但即使政策的不公平使这部分知青群体面对几乎陷入绝境的地步，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参与上访闹事，而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他们也没有气馁躺平，用插队时培养出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大局意识，忍辱负重，默默地告别企业，背起行囊，开始了自己重新创业，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开辟出一片祥和的社会环境。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知青为改革买单而遭遇到的这种生活穷困情况，在一些舆论的刻意引导下，迁怒于“因为上山下乡导致自己耽误了学业和后续的发展”。且不说在当时情况下，即使不上山下乡，有多少人能够挤入继续升学行列？即使当时能够全部升学，一个社会总是需要有大多数人处于生产第一线的，难道作为中国最大多数劳动者的农民就要受歧视？而当政治构架中没有什么一线劳动者代表“顶层设计”的话语权时，你又能在社会发展的这块大蛋糕中分到多少？ 五、步入仕途和学界的知青，和人民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腐败祸水的遍地横流 无须讳言，十八大前，腐败已经严重侵蚀到党的肌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已经到了亡党亡国的边缘。而正是一大批有知青经历出身的官员及其类似的有良知官员，由于与老百姓建立起了水乳交融的血肉联系，才手握重权不忘百姓，用自己的正义挺立起共产党人的应有的脊梁，给老百姓带来了一线希望之光。 如山西曾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先后有十几名省级干部被查，但有过插队经历的7位省级领导，无一人涉案。吕梁更是山西腐败最严重的灾区，据报道，仅2014年前，就有百名县级以上干部涉案，至今已有20名余厅级以上干部（包括曾经在吕梁工作被提拔的）被查。但我们在编撰柳林知青志时，发现柳林县有过知青经历的13名县级以上干部、28名科级干部，无一人涉及其中。可以说，正是由于有着一大批像知青这样心中装着百姓的官员，才使政治旧生态下的腐败祸水，得到某种程度的稀释，使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仍然抱有一定信心。 社会不仅需要一大批正直的官员来支撑，也需要一大批有理性、有良知的真正的专家学者来引导。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没有这一经历的人有着明显区别。如曾经在山西插队的一位北京知青，就是一位时刻不忘为老百姓鼓与呼的全国有名的“三农问题”专家。这与那些“现在的人哪家没有50万元的存款？”“不能剥夺低收入阶层的纳税权利”等言论发布者的所谓“公知”“大V”们形成了鲜明对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写出赞扬“百姓书记”电视剧《新星》和2002年又写出《龙年档案》（后又改编为电视剧）的作者，也是曾经在山西绛县插队四年多的北京知青。这与那些以污蔑祖国和人民为能事的所谓国际大奖获得者，以及那些专注于写屎尿屁的所谓作家们的所关所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如果没有插队期间与老百姓建立起的血浓于水的感情，这些专家和作家，就不可能喜群众之所喜，忧百姓之所忧。事实也再一次证明，各个阶层的人，都需要深入基层，了解和体谅群众的苦与忧。 六、步入高层的知青群体，不负历史众望，拨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 无数历史资料证明，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根本的目的，就是防止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城市青年，不知民间疾苦，养成骄奢淫逸的贵族习气，从而因失民心而失去天下，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得以实现。但一项伟大的战略，往往需要若干年后才能看出其历史价值，且时间越长，看得越清晰。  接班人问题，需要逐代过渡传承，更是需要在几十年后才能显现其真正的价值。党的十八大后，当年的知青进入高层政治舞台。据官方统计，十八大选出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知青经历，占这一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有过知青经历，占比28%；而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中，则有4人曾有知青经历，占比57.1%。十九大、二十大高层中知青占比也相当高。这种比例，是任何一个群体所没有的。正因为有如此多的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参与高层决策，才有了“两个三十年不能分割、不能互相否定”的正确判断，才有了“一切以人民为中心” 的初心回归。中心的改变，意味着国家大政方针的改变，因此也才有了严厉反腐、正风肃纪、打黑除恶、脱贫攻坚等一系列利国利民的重大举措，使党和国家沿着正确的航向飞速前进。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任何执政团体，都需要千千万万志同道合的各阶层人士的价值认同和行动支持，而全国1700多万有过知青经历的人，无疑是习近平新时代价值认同和行动支持的重要生力军。而且，他们的言行，极大地影响着下一代及其下下一代。这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山西省吕梁市党建研究会常务理事、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责任编辑：铁滨）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