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宇出生于1967年4月。当时我在空军政治部任职，工作太忙又经常出差，而妻子在河北涿州的航校上班，实在照顾不上阎宇，所以无奈之下，我们只得把他送到沈阳的姥姥家。

3年过去了，我去沈阳接儿子回北京上幼儿园。一见面，只看见阎宇头上包着纱布，身上还有几处贴着胶布。原来，他在街上跟人打架，脑袋被打破了。我就带着这位哭泣的小“伤员”回到了北京。他进了幼儿园小班。很快，就因经常打架在幼儿园成了“名人”，连大班的同学都怕他，他的家庭联系本上经常是写满了批评。 

一天，他在幼儿园又犯了错误，阿姨批评他，他不服气，就和阿姨大吵起来。他竟然捡起一小块砖头要砸阿姨，吓得阿姨满院子跑，他就满院子追。最后是幼儿园养猪的饲养员赶来，一把夺下阎宇手里的砖头，才把他制服。 园长让他罚站，当时正好要吃午饭了，他又不服气：凭什么让我站着，不让我吃啊？一生气，他把放在楼梯旁盛满菜的几个桶全给踢翻了。那天午饭，全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是吃咸菜、萝卜皮就米饭。

第二天是周六，两位老师一起把他送回家，将他的所作所为对他妈妈谈了。等我到家时，他已经躺在床上快睡觉了。得知儿子闯了“大祸”，我还是走到床边，在儿子屁股上狠狠地打了几巴掌。那也是我仅有的一次打儿子。 

二、尽管儿子“劣迹”斑斑，也相信他骨子里是个好孩子，不放弃他

阎宇7岁时，到灯市口小学上学的第一天，就和同学打架了。老师批评他，他竟把半个教室的课桌都推翻了。年轻的女老师吓坏了，把校长找来了。校长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正在京剧团开会，走不开，就打电话给妻子，让她去接儿子，可妻子说：“我可不去丢这个人！”她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羞耻，她说，有几次她坐公交车，一想到儿子都想直接跳下去。我只好请单位的一个战士到学校把儿子接回家。 

他上学不久，就认识了更调皮的高年级学生，他们教他旷课、逃学、抽烟。

就这样，儿子和我搬到了北京西郊的中国京剧团院里（他妈妈和姐姐还住在原处），上了附近的小学。他到了新班级没两天，就将班里的“大王”打败，成了新“大王”。 老师将儿子的“劣迹”反映给我，我没有骂他，也没有因为他的“劣迹”怨恨他，更没有放弃他，而是把儿子当朋友处，指引他人生的大方向。

到儿子长大后在一次做节目时，我对主持人说过，那时我之所以没有打阎宇，是因为看儿子淘气的骨子里还算厚道，不是坏到家的那种，所以，我始终相信儿子是个好孩子。假如那时我放弃了儿子，那可能儿子真的就和坏孩子混到一起，自暴自弃了，那么他的一生就完了。 

三、不阻拦孩子干感兴趣的事，不逼孩子干不感兴趣的事

跟着我在京剧团生活，儿子一下有了很多新的乐趣。凡是儿子想干什么，或想玩什么时，我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阻拦，而是会想办法帮忙。比如一看儿子喜欢玩蛐蛐，就找来各种能养蛐蛐的东西：用完的墨水瓶、罐头瓶、罐头桶、破缸子。 

一天，他看到一只蛐蛐全身变白了，问我怎么回事，我也不明白，就让他找一位懂昆虫的专家请教。专家告诉他：“这是由于蛐蛐在蜕皮，你抓的都还是‘蛐蛐秧子’，等蜕完两次皮，变成黑色了，才是成熟的蛐蛐呢。” 儿子觉得太奇妙了，兴奋地回去告诉了我这一“重大发现”。我得知这中间有不少学问之后，就更支持儿子玩蛐蛐了。

有一次，在开会的间隙看到外面有一只很大的蛐蛐，还溜出来给儿子抓回去。每当儿子斗蛐蛐时，我常会凑上来看，我们俩还经常打赌哪只会赢。像妻子说的，我快被儿子带“坏”了。

四、但我还是觉得该用自己的方式培养儿子对大自然的兴趣，只有和儿子真正成为朋友了，才能真正影响他。

因此，我有时候也不得不去学儿子感兴趣的东西。 令人称奇的是，随着课外知识的丰富，儿子渐渐对学习感兴趣了，不仅成绩好了，连长跑、短跑都是班上第一；手工课上做手工活，他也最快。 我其实很少管儿子学习上的事，唯一建议或指导过儿子的，就是唐诗。

一年暑假，我扔给儿子一本唐诗集：“坏小子，你要把这本诗背熟了，任何古诗词、古文就都不怕了。”儿子斜眼看着我：“是吗？”我加了一句：“我就全会背。”他听后很不服气，决心一定要把它背下来。很快，他就能背诵那册子里的大部分唐诗了，而且他很喜欢听我讲解古诗，“爸，听您讲唐诗，就像您是从那个朝代刚回来的人似的。” 我没怎么 “望子成龙”过，也不逼孩子学琴学画什么的。我有空时跟儿子聊的都是玩的事，教会了儿子下跳棋、象棋。我很赞成儿子看课外书，会从单位的图书馆给孩子借回来。 

五、人生大方向引导好，“坏小子”高考全校文科第一

我们一家四口住在定慧寺院的平房里，没有暖气，每家都烧炉子，小孩子就在上面烤白薯、土豆吃。有时晚饭后，我会带着儿子在院里溜达。有次路过食堂，儿子看见一大堆土豆堆在外面，就跑过去捡起个很大的：“我拿回家烤土豆吃。”看我没反对，他把它放进兜里，准备再拿几个。我连忙制止：“哎，别拿了，拿一个就行了，再拿就是偷了。”我让儿子明白，什么事不能做，更不能过分。 

 

一次他看电影《早春二月》，其中有个片段，是孙道临演的教师，帮助邻村寡妇的女儿上学，回来路上他十分兴奋。他问我：“他干吗那么高兴啊？”我告诉他：“人做了好事就会高兴。”希望以后他都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地帮助别人。 1980年，儿子小学毕业，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北京重点中学师院附中。1985年高考，他又取得了全校文科第一的好成绩，他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外英语系，但是口试时，由于紧张被刷了下来。最后，他接到了最后一个志愿——北京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不想去上，准备复读一年，但我跟他说：“就算学校不是一流的，但你是一流的，在哪儿都会很棒的！”于是他就进了该学院学商业企业管理。 

六、孩子的决定，尽管与自己的期望不符，但还是支持

上大学不久，一天他回家。有个为残疾人搞的晚会，让我写首歌，挺紧急。可我最近实在没时间，忙不过来，就跟他说：“你帮忙写个吧。”他不相信自己的能力。我就鼓励他：“你的水平我清楚，你写的还能有错啊。”我这么一捧，他立马晕了，打起十二分精神写了一首《彩虹》。 这首歌请作曲家孟庆云谱曲，由几名歌手唱过，反响不错。但大家都以为是我写的，在晚会和发表的词刊上都署着我的名字。我当时可着急了，到处找人更正。我希望儿子以后搞创作，署儿子的名字，这个歌将来也算是他的成绩。

 1987年寒假，报纸上最多的新闻都是关于海南岛开发，儿子听得心痒痒的，闹着要去看看。他妈妈坚决反对，说儿子第一次独自去陌生地方，不放心。但我觉得男孩就应该出去闯闯，支持他，他妈妈只好同意了。 

那次海南之行让儿子开了不少眼界。在大学三年级时，他作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一边学习，一边经商。 

七、原则不能丢：孩子该承担责任的要承担责任，但也不能轻易被冤枉

1988年下半年，他在一家小商店内，以月租500元租了一个柜台。他从海淀百货商场代销了一批库房里积压的服装，有毛衣、羽绒服等。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卖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卖动。但阎宇没有气馁，一直坚持，直到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很快，他又在东四租了个柜台。他生意越来越顺了，学校也就越来越去得少了。我担心儿子荒废学业，时常提醒他。 他大学毕业时没有服从分配，继续经营自己大四时创办的服装厂。他妈妈对他没有正式工作头痛不已，那时社会上的个体户还不是很多，觉得这样将来肯定没有保障，便特意为他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他却不去报到，他妈妈气得不让他回家。但我去儿子的厂子看了两次之后，觉得还是有发展的，同意了让他干自己的事业。 他在山东、江西等地都有了自己的厂子，其中有一个厂的职工达到了1902人，资产千万。但在2001年初，由于决策失误，他倾家荡产了，还陷入一场复杂的经济纠葛之中，在山东接受有关部门的“审查”。

在这些黑色的日子里，我和他妈妈还是坚定地相信和支持儿子。他妈妈还特意跑去看儿子。我呢，则是觉得如果是他犯了错误，就应该也必须像个男子汉那样去承担责任。但如果他没有错误，也不能轻易被人冤枉。 两年后，他重整旗鼓开办了一家广告公司，生意不错。 

 2006年，他放弃了经商，通过严格的考聘，进入某银行工作。两年后，凭借自己的业绩当上了分行的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