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红军高等军事学府曾不乏中国人的身影
 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曾在苏联留学过  苏联工人游行声援中国大革命  莫斯科中山大学女生和女教员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中国毕业生途经长沙留影  苏联红军炮兵学校野外训练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中国革命也因此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紧密相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成立培养中国革命者的学校，还责成军事院校招收中国学员，为中国共产党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有力推动了革命进程。多年后，共和国元帅叶剑英为此留下“我来伯力多怀旧，欲到红河认爪痕”的名句。 华工有了自己的学校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曾是俄国社会最底层的华工率先组织起来，在彼得格勒（后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开办四个宣传训练班（旧称鼓动训练班），苏俄（1922年后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还拨款一万卢布，支持召开全俄华工代表大会，在中国侨民中扩大革命影响。后来，不少得到革命锻炼的华工鼓动员回到祖国，“与（当地）无产阶级民主组织建立联系”（俄罗斯《星火》周刊语）。为了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1921年，苏俄决定在莫斯科开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1923年开始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一直办学到1938年。1921年，东大就有36名中国革命者深造，两年后达到42人，1924年多达近90人。 1925年，随着国共合作的中国革命迅猛推进，受过系统马列理论教育并掌握革命工作规律的干部变得非常奇缺，于是莫斯科决定为中国先进分子开设专门的高等学府——中国劳动者孙中山大学（简称中大），并一直开办到1930年。1925年底，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协助下，国共两党遴选出310名学生送往中大深造，首批118人于11月抵达莫斯科，其中至少有103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1926年2月，中大学生增至近340人，年底超过500人，一开始中共党团员占三分之二，到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已超过四分之三。 1927年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还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兼政治委员会委员）谭平山率领下，近40名学习成绩最优秀的中共党团员提前回国。当年底，最早来苏的近300名学员完成两年学业，其中一部分留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翻译和教员，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工作，还有一些分配到苏联各军校。 1927年春夏之交，由于国民党右派相继发动“4·12”“4·15”“7·15”反革命政变，血腥镇压革命人士，年底更在广州枪杀5名苏联外交人员，联共（布）中央组织部于1928年9月17日做出决定，将中大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苏联军校有了中国人 为加强中国革命力量，特别是1926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国内黄埔军校难以提供更多军政双优人才，为此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安排专门训练班，接收共产国际等组织送来的中共党团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1927年下半年，鉴于中国大革命因国民党背叛受挫的惨痛教训，总参谋部专门提议，在苏联政府跨部门中国委员会上讨论如下问题：各大学中国学生问题；如何处理政治不可靠人士；关于中大等校中国学员的培养目标问题（即是否要增加军事游击战术和地下工作技术课程）。鉴于国民党利用武装优势摧残革命的事实，委员会决定加大对留苏中共党团员的军事训练。 在此情况下，伏龙芝军事学院、托尔马切夫军政学院、基辅军事院校等都开始招收中国学员，苏军总参直属“信号旗”训练班也接收中国学员。仅1927年一年，苏联各军校接收了142名中国人，其中共产党员29人、共青团员51人、国民党左派29人。具体到各院校，伏龙芝军事学院有6人，托尔马切夫军政学院有14人，“信号旗”训练班31人，莫斯科炮兵学校63人，特维尔骑兵学校5人，航空学校3人，空战学校7人，军事技术学校和军事情报学校各9人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7年10月27日决定，苏联军校要再招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贺龙、叶挺部队的30名共产党员，为此“在拨付资金用于各大学外国人培训预算项目上追加4.5万卢布预算”。 到了1928年，中大127名学员被苏联军事院校录取。1928年初，又有近500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抵达莫斯科。他们参加过中国各地的武装起义，其中有军事和政治党务工作者，被冯玉祥部“礼送出境”的政工干部，但更多的是上海、南京和武汉等地青年运动的积极分子。东大和中大学生也在夏令营里接受军事训练。 在苏联军事院校招收中国学员一事上，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发挥关键性作用。1928年3月2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第16号会议记录，强调本学年“军事学校必须招收不少于200名中国共产党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要增加专业军事院校（航校、炮校、工程兵院校等）的学员招生数量”，“军校要研究进一步明确中国学员培养目标这个问题，实现特殊课程专业化（武装起义战术、游击战等）”。1928年9月17日，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通知伏龙芝军事学院领导人，“按照上级决定，本学年向军事学院派遣10名中国人。人选由中共代表团负责遴选，他们在这方面拥有决定权”。根据当年8月7日高等步兵学校学员分配问题会议记录，110名中国人“分配到军事部门各个学校”。 人才培养开花结果 1928年7月，苏军总参谋部向接收中国学员的院校领导下发文件：“各学院要把中国人培养成能够指挥中国大部队的军事和军政指挥员。按照这一指示，工农红军院校制订了一个特殊（中国人）群体院校培养三年计划，包括‘武装起义战术’这门独立课程，三年内每年安排60个学时，第二年和第三年开设‘起义的军政演习课’。武装起义战术课研究城市、乡村起义问题，地下工作技术，游击队补充、训练与武装等等。”按照联共（布）组织部决定，研究游击战经验，除了研究各军事学科的战术并获得教官技能外，还要参加东大高等游击战训练班课程。”为此，苏方邀请一些经验丰富的苏联军官，包括曾在中国当过军事顾问的布柳赫尔、拉宾、马马耶夫等与中国学员一起操课。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军校还肩负另一项任务，即训练中国学员“在中国条件下开展地下军事工作”。苏联红军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负责人别尔津在写给托尔马切夫军政学院院长什夫列斯的信中建议，应该更加注重“培养地下工作、党委军事部等领导骨干，教学计划应该为武装起义、农民游击战理论与战术以及地下工作技术等课程留有更多位置”，“已经在莫斯科进行了无假想敌的武装起义演习”。 总之，苏联在上世纪20世纪中期为中国革命输送了一大批军事人才。1929年春夏，正当中国工农红军初建、游击战规模持续扩大之际，苏联为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军事专家回国，大部分在当年底和1930年初结伴和单独回国。据不完全统计，红军部队团长和团政委以上指挥和政治干部，基本在苏联军校培训学习过，为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较著名的有叶挺、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高级将领，还有一些人继续在苏联军事院校接受培训，或与曾援华的苏联军事顾问合作，研究苏联军事经验。 常立军 朱延瑞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