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姐姐大我十岁，并非我的亲姐姐，是二伯的女儿。二伯有三个孩子，姐姐是老大。二伯癫了之后，二伯娘改嫁，儿女分给族里叔伯抚养，姐姐分给了我家，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她已在我家了。 童年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她是我的亲姐姐，直到有一天，她要回去，我才知道她不是我妈生的。姐姐这一生，命很苦，从她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开始，或许就注定了她凄苦的命运。 本来，二伯娘改嫁时，要把孩子带走。族里长辈们不同意，尤其是大伯，孩子一带走，就会改姓，成了外姓人，意味着不是本家的人了。大伯说，老二虽然癫了，后不能断，大人可以走，孩子必须留下。二伯娘又提出带走最小的堂哥，族里人还是不同意。无奈之下，二伯娘只好撇下三个孩子，改嫁走了。 二伯娘走后，姐姐三姊妹便无人管理，当时他们都很小。二伯经常发狂，四处追着他们打，他们怕得要命，每天躲躲藏藏。族里人硬是把孩子留下了，留下后又无人管理，视乎任其自生自灭。 有时候，二伯不发癫，跟正常人一样，不知从哪里弄回来的肉，煮给姐姐他们吃。姐姐曾对我说，只要二伯对着后阳沟说话，她就知道，二伯要打人了，她便带着两个弟弟赶紧躲起来。二伯神神叨叨的，对着后阳沟，不晓得在说些什么，说着说着发起狂来，抓到什么砸什么，家里的东西全被他砸得稀巴烂。 有时候，二伯娘会偷偷过来看姐姐他们，带点吃的过来。二伯一见到二伯娘，就开骂，骂得特别凶，之后，就追着打。二伯娘不敢来了，很久很久都不来了，后来据邻村的人讲，改嫁后那个丈夫也打二伯娘，不让他过来看孩子。 姐姐他们三姊妹，常常坐在村口的大树下，望着远处那个山垭口，期盼二伯娘能来看他们，不两年就听说二伯娘得了什么病也死了。 我母亲嫁过来那年，姐姐他们三姊妹还是无人管理，过着有上顿无下顿，吃百家饭的日子，大冬天的姐弟三人有时候睡在老屋旁的草堆里。母亲看不过去，要求族里人共同承担三个孩子的抚养问题，大伯和三伯不愿意，找各种理由推脱,无奈之下，母亲只得去找村干部。 族里所有人聚在一起开会，为他们一家人的抚养问题争论不休，在村干部的劝说下，众人才同意抓阄，这一抓，大伯抓到了二伯，三伯抓到了小堂哥，我父亲抓到了姐姐，幺叔抓到了大堂哥，自此，他们三姊妹总算有了去处。 姐姐没读过书，当时没钱读书，每当讲起这事，母亲都很自责。姐姐很勤快，干活也很吃苦，母亲待她如同亲生女儿。我和弟弟出生后，几乎就是姐姐带大的，有时候我沿着模糊的记忆往回想，去追寻早已逝去的童年，在我幼小的记忆里不愉快的事情全是姐姐那忧伤的影子。 爷爷打拼一世，为他的儿子们留下了一栋蛮大的吊脚楼，当时，我们几家住在吊脚楼里，住了多年，那栋吊脚楼的天井内，我能记得放过电影，能记起我和弟弟整死了一只老母鸡，甚至能记起爷爷坐在大门口搓草绳、给我们野山果吃的样子，这些都是愉快的事，唯独在我脑海里永远抹不去的，就是姐姐那副可怜而顽强的面孔。 多年后，族里人又聚在一起开会，各自心怀鬼胎，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商量着如何将二伯一家搬回去的事，因为姐姐他们三姊妹已经长大成人，能够自食其力，也能照顾有病的二伯了。 他们家的房子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四周墙壁破损严重，屋里地板上都长满了杂草，茅草盖成的屋顶基本垮塌，为了能让他们搬回去，族人宁肯牺牲点竹木和劳力，也不愿让他们在自家多呆一天，于是都齐心协力参加挖土筑墙。 旧房子只有两间，房顶是用茅草盖的，房间太小住不下，族里人又在旧房旁挨着修了两间偏房，也是用土墙茅草屋，一间做猪圈，一间是卧房。一番粗糙的修整，姐姐家的房子勉勉强强能住人了。那天村里的干部也到场了，一个星期天，众人热热闹闹把姐姐他们送回了自己家。 姐姐的人生中，从小就遇上父亲患病，母亲改嫁，对她而言，是很大的不幸。因为这些不幸，从童年起，她就过得很苦，很苦，也练就了她坚韧不拔的生存能力。她13岁开始独自带着两个兄弟，自食其力，操持这个破损的家。 不幸再一次降临到她身上，在她刚满十八岁那天，她去楼上找竹钉，简易的楼上就铺了一层木板，杂七杂八堆放了很多东西。 有些木板不够长，一头没搭在楼枕上，姐姐踩到了悬空伸出去的木板，摔了下来，那一次，她差点丧了命。 当晚，族里人们把姐姐抬去乡里卫生院，经医生检查，脑袋被摔伤颅内有出血，医生说必须转去县里医院才能做手术，不然就会死亡。那时，村里没有公路，第二天天不亮，众人用滑杆抬着昏迷不醒的姐姐，爬坡过沟，翻山越岭，送到50多里外的县医院。 住进县医院，医疗费成了大问题。我母亲赶紧把家里牛卖了一头，族人每家凑一点，还是远远不够，大家想去想来，也想不出办法。姐姐躺在医院里，等着交钱，不交钱就得不到治疗。后来，我母亲提出去向亲戚邻里们求助。 几天下来，族人们到所有亲戚及周围的人家化缘，有的给钱，有的给粮，或多或少，零零碎碎，总算凑了医药费。 姐姐在医院做了颅内手术，昏迷了几天几夜才醒过来，又住了一周，她强烈要求要出院，医生不让出，说还得住一段时间，以免留下什么后遗症。姐姐心疼钱，一天都不想住了，犟着出了院。 出院后，姐姐反应比以往迟钝，明显不如之前灵敏。此事，成为母亲的一块心病，她担心姐姐成了傻子嫁不出去。有人来提亲，方圆几十里的都听说姐姐脑袋摔伤过，再也不来了，正是为此，母亲后来才同意姐姐嫁到了远方 姐姐满二十岁那年，嫁得很远，从我们湖北恩施嫁到了河南新乡。 那年初夏，麦子刚见黄，有人来提亲，一共三个人，坐在三伯家里嘻嘻哈哈一番谈论。媒人是邻村的，男人承包了几百亩茶场，蛮有钱，她四十出头，肥肥胖胖，说话咋咋呼呼，一脸虚情假意的笑。提亲人，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言谈举止油腔滑调，不同常人，另一个小伙子三十岁出头，沉默寡言就是来和姐姐相亲的。 媒人叫年长的任老板叫得很亲热，叫年轻的小忠也叫得很顺口。她对我父亲和三伯说，任老板是小忠的表哥，专门从河南赶来，委托她给小忠找一个媳妇。 在三伯家闲谈后，三伯娘将说媒的带到我家，刚进门，媒人就跟我母亲攀亲附戚，说她丈夫和我外婆同姓，母亲当头便说，一姓人不认识的多着呢，媒婆哈哈一笑，换了话题，继续说男方家底怎么好，地方怎么好。即将成为我姐夫的那人很少说话，好像所谈之事与他毫不相关，倒是很随和。 母亲派人去姐姐家叫了几遍姐姐，她始终没来。最后，众人便去姐姐家。姐姐已经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默默地坐在堂屋里，眼睛挂着泪珠。直到现在我才觉得，姐姐是不愿嫁到远方去，这里有他的父亲、弟弟和我们。 众人进屋落座，她即起身倒茶，姐姐叫曾凤英。媒人很亲切地叫她凤儿，那语气，就像姐姐是她亲生的那样，我看见姐姐低着头，眼角边还挂着泪珠，脸上飞着淡淡的红晕。 第二天，受族人委托父亲和幺叔跟着媒人去了河南，俗称看人家。回来时，父亲很高兴，他说起怎么坐火车，怎么去太行山，又说起那地方怎么平坦。他边说边手舞足蹈，好像那茫茫无边的平原就在他面前。 不管那地方有多好，母亲还是不太愿意姐姐嫁过去，她说太远了，长年不得回来，身边没个亲人，怕姐姐受欺负。 姐姐差不多就是我母亲养大的，她俩感情很深，母亲像自己的亲女儿一样心疼姐姐，母亲还担心的是，即将成为我姐夫的那人，年龄也老大不小了，据说比姐姐大十多岁，母亲觉得嫁给大这么多的人，有点亏，但没人会顾及母亲的感受，在族人们的劝说下，母亲很快释然了，觉得姐姐能嫁到河南，总算走出了大山，嫁对了地方，她的心病也逐渐解除了。 姐姐远嫁，男方肯定不知道她曾摔伤过脑袋，那段时间，族里人都很回避姐姐摔伤的事，他们好像生怕对方一旦知道，就断绝了这门婚事。 接下来，族人们忙着为姐姐准备着办酒席。屋场里热闹了两天，姐姐穿着一身红色新衣服，脸上并没有笑容，时不时独自发呆。当时，二伯出走未归，两个堂兄也和别人南下广州打工，由于对方催得很急，以大伯为首的长辈就作主把姐姐嫁了出去。 那几天族人们总是背着姐姐聚在一起商量，各家照看一部分姐姐家的田地、茶山、林地，等堂哥他们回来再归还。我长大了才知道，族人们急打急的分掉姐姐家的责任地，是马上能产生经济效益。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村里很多跟姐姐一般大小的姑娘都来了。堂屋里摆开三张大桌子，姑娘们围桌坐下，姐姐坐在家神下。由姐姐起头唱歌，众人接着唱下去，土家族的姑娘出嫁，都会如此唱歌，俗称陪十姊妹。 “同喝一口水井水，同踩岩板路一根；同村同寨十八年，同玩同耍长成人。日同板凳坐啊，夜同油灯过；绩麻同麻篮啊，磨坊同扼磨……” 歌声飘出屋子，散落在银白的月色中。这凄婉的歌声透露出姐姐深沉的悲凉和留恋家乡的心情。 一早姐姐要走了，媒婆拉着姐姐的右手生怕姐姐会反悔，我看见姐姐哭了，母亲也哭了，我也哭了，村里的姑娘们都哭了，只有大伯、三伯、幺叔和我父亲四兄弟端着酒杯，露出发黄的牙齿憨笑，他们觉得家族里又办了一件大事。 我们站在吊脚楼上，目送姐姐远嫁，我的眼睛被泪水遮挡，模糊中看着姐姐走进那片竹林，走上那条蜿蜒通往山沟深处的小路。她步子缓缓，走得那么慢，母亲久久站在吊脚楼上挥手，望着那片青青的竹林，望着对门的山，望着远方山顶上飘着的白云。 姐姐走在小路上，走几步一回头看一眼我们， 母亲突然发疯式地从吊脚楼下来，冲向小路，追上远嫁的姐姐，她俩人抱头失声痛哭！ 姐姐出家后第三天早上，三伯和三伯娘就来我家质问我父亲，他们想知道姐姐嫁到河南，对方到底给了多少钱，怎么不见我家拿钱出来分。父亲一听这话，火冒三丈，为这事，三伯三伯娘跟我家明吵，大伯和幺叔两家在背后放冷箭。他们以为姐姐嫁到河南，男方肯定给了很多钱。这笔钱应该由族人平分。为此，一大家族人几年互不往来，形如路人。 据我所知，姐姐出嫁，我们家没拿到一分钱，只是父亲和幺叔去河南，对方给他们每人做了一件蓝布中山服。 姐姐出嫁四年后，她和姐夫一起带着三岁的女儿回来给二伯修坟，二伯在姐姐出嫁后的第二年夏天就去世了，尸体是采药人在后山的溪沟里发现的，被水泡胀快要腐烂，加上又是三伏天，他的子女们都没能及时到场，是族人们匆匆地安葬的。 姐姐告诉母亲，他们成亲后，媒人找姐夫家索要了五千块钱。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五千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其实姐姐不同意给这笔钱，她说，我是自愿嫁过来的，又不是你们花钱买的。 姐夫说，这是事先说好的。母亲听后也很气愤，又问姐姐，她每年托媒人寄给她的东西收到没有？姐姐说，没收到任何东西。母亲这才知道被媒人骗了，她把三伯和三伯娘来大吵大闹的事也说了，姐姐叹了口气说，我要真是被卖了，钱也不归他们呀！ 为这事，姐姐姐夫他们欠下的这笔巨额债务，一直还了10多年才还清。有句话叫“被人卖了，还帮着别人数钱”这话形容当时的姐姐是否恰当否。 在河南，姐姐的日子依然过得也艰难。二伯去世时，她和姐夫寄回了一千块钱给族人安排后事，还了买棺材香烛钱纸的钱，剩下的200来块钱也被三伯捏着不肯拿出来。 两个堂哥在南方农村安了家，可能是幼小时期族人给他们的多是创伤，二伯过世后就中断了和族人们之间的往来。 听母亲说，这些钱，都是姐姐农闲时帮面粉厂浆洗口袋挣来的。母亲特别想念姐姐，她时常念叼姐姐回来，又心疼她回来要花路费钱。 姐姐这次回来，我发现她老了许多。她身子矮小了，脸上有了皱纹，饱经风霜的肤色，黄中透黑，显得十分苍老，岁月如此，谁也无能为力。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考上郑州大学数学系，一个暑假，我去过她家一次，汽车穿越在华北平原上，窗外一片荒凉，灰色的天空笼罩着萧条和无比贫瘠的中原大地，除了无边无际的荒凉，简直什么都没有。 她家在新乡，距郑州很近，我完全没想到，在距郑州很近的新乡，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落实几年了，这里还有那么贫穷落后的村庄。 那个村，还不如我们这里的山区村。我们村尽管山高路陡地无三寸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后，茶山分给了一家一户，每年集体把一家一户的茶叶收拢加工，然后卖出去，自家的山上可以养牛、养羊，一年到头，村里人虽然辛苦，总还有一笔不小的收入。姐姐那儿就只靠种小麦和玉米，卖不了几个钱。 那里的环境也很差，荒凉的盐碱地，乱七八糟的小作坊工厂，排放出浓浓的黑色烟雾，流淌在村前的小溪飘来刺鼻恶臭的气味，溪水带着白色垃圾，连村里的猪狗都不喝溪沟的水。姐姐家那一望无际的整个大地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恍如被无情洗劫后留下的一种悲切和苍凉。 姐夫年纪大了，身体一直不好，三天两头要住院。他们的女儿在读初中，开支不小，姐姐又生了一个女儿，更添了负担。那里重男轻女思想风盛行，不生儿子就被人瞧不起。因此，姐姐一心想生个儿子。她身体不好，流了几次产，终于稳住一个，生下来又是女儿。 外人瞧不起她，姐夫家的父母、弟兄姊妹都瞧不起姐姐，吃饭都不让她上桌，常常指桑骂槐地骂姐姐是不下蛋的母鸡，还好姐夫憨厚，心疼姐姐。 艰苦条件下磨练的姐姐从不服输，为了让人瞧得起，姐姐还打算生，一定要生个男孩，可她已快到四十，还想生孩子。我真搞不懂，人活着，为什么要如此折腾。 土地出产的粮食，卖不了几个钱，几斤粮食换不回一瓶农药、一斤化肥要好几斤粮食卖了才能换回。市场上的大米，被粮商一倒手，价格又特别贵。农民的辛苦劳动，没有换回应得的报酬。他们还得花钱，去购买生产资料和必需的农药化肥。很多人不堪承受，纷纷涌进城市打工，大片大片的土地荒芜着，农田水利设施遭到人为破坏且年久失修，缺水缺肥如此恶性循环，昔日赖以生存的土地，已成为无人耕种的荒野。 姐夫上了年纪，身体又不好，没法出门打工，姐姐操持家务，还要带着孩子。她从未出门打过工，除了带孩子，在村里做点事，没有别的门路。他们的主要收入，就靠土地，而这块贫瘠的土地早已不再产生什么经济价值，这就永远注定了她家的贫穷。 站在他家的院坝旁，抬眼四望，真是满目疮伤，河南这片土地，自古被称为中原，不管是江湖人士，还是帝王将相，都怀着一颗雄心，要逐鹿中原。我站在中原抬眼四望，我觉得这里除了荒凉还又凄凉。 姐夫姓姬，由此姓我联想到周文王姬昌。三千多年前，来自西岐的诸侯姬昌，进入商朝的国都朝歌觐见纣王，被纣王陷害，遭受炮烙之刑，囚禁羑里。其后，姬昌起兵伐纣，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的儿子武王姬发，继承父志，挥师东进，打败纣王，改朝换代。姬姓人，曾经在历史上如此辉煌过。 2012春节前，姐姐又回了湖北老家一次，这是10年后姐姐再一次回老家。那时，我已大学毕业，在广州一所高校工作。恰巧，她回去时，我寒假也在老家。于是，我们就见到了一次面。 那些年农村没有电话，姐姐未读过书，写不起字，听姐姐说，那些年，她让外甥女写过两封信给我们，也给我们寄过棉服，但她没有收到我们的回信。 好像偶尔听村里有人给我母亲说过，我们家的信三伯曾在乡上邮电所领过，母亲当时并不在意，今天想来，姐姐惟一与思念的亲人沟通的信息被人剥夺，姐姐如知道后，该有多伤心。 她这次带着两个孩子回来，可能已经放弃了生儿子的想法，大女儿正在读高二，准备考大学，小女儿也有六七岁了，在读小学。因为我读过大学，这次是姐姐特地叫外甥女向我咨询，关于大学报考专业的事情。 几年不见，外甥女已初长成人，在我记忆中，姐姐也曾像她那样年轻漂亮过，转眼间，姐姐老了，她的青春留给了自己的女。 外甥女很文静，读的是文科。我问她有什么特长，有什么爱好，想报考什么专业，她茫然不知。 学校的教育只教会她怎么背教科书，怎么考高分，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更不知道未来该干什么。 说实话，目前的大学读出来，花钱不少，拿着本科毕业证，如专业不对，很难找到养活自己的工作。但我又不能这样建议她，在姐姐看来，努力读书，总没有坏处，她也跟我母亲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读大学，将来有个好的前程，因此，我莫明其妙的感到一种悲哀。 我姑很喜欢姐姐的大女儿，她说，这孩子听话，懂事，性格好，长得也标致。等她们走后，我姑就来跟我母亲商量，我姑很喜欢姐姐的女儿，竟然想让她嫁给自己的孙子，这样姐姐又可以回来老家养老。 我姑的孙子，跟姐姐的女儿一般大，母亲告诉了我，听到此事，我真是无言以对。当初，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姐姐嫁出去，如今，又想把姐姐的女儿娶回来，这事真是滑稽可笑！ 高中毕业，姐姐的女儿考上了郑州一所民营职业学院，学金融证券管理，毕业后在新乡当地谋了一份银行做理财的工作，业绩与工资挂钩，收入不算满意，孝敬的外甥女几次接姐姐姐夫到新乡，他们都不去，说是租房要花很多钱，会增加女儿负担。姐夫已一把年纪，又患上严重的肺气肿，每到冬天生活不能自理，姐姐也时常头痛，可能是年轻时摔伤头部的后遗症，疼痛时常常用自己的双拳打头。前些年一个女儿读大学，一个女儿读中学，欠了很多债。这负担，实在不轻，他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艰难。 我总是把姐姐的命运跟余华的小说《活着》对号入座，也喜欢把里面的凤霞与姐姐连同起来。这部小说我看一次哭一次，我整整看了十遍，哭了十次。或许就因为名字，一个叫凤霞，一个叫凤英。凤霞从小不会讲话，长大后嫁给一个工人，最后难产而死，她的命运可谓凄惨。 相比而言，姐姐的命运或许更惨一些，她出生不久，父亲患上精神病，母亲被迫改嫁，改嫁后不久死去，困苦的生活伴着她的童年，刚成人就远嫁河南，家里又穷，想回一次娘家，都没钱。 她的苦日子远未结束，改了多年的农村体制，目前还存在新的弊端，也决定他们摆脱不了贫穷，她悲惨的命运的确不及凤霞的遭遇那么刺痛人心，却有着更深沉悠远的悲哀。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母亲打电话告诉我一个噩耗，姐夫去世了，可怜的姐姐头痛病也加重，可能脑神经压迫会出现半身不遂，孝道听话的外甥女是不是要从走她母亲的路，独自承受着这个家沉重的负担？ 姐姐，你们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 【作者简介：曾 瑞，男，土家族，1973年生于湖北恩施地区鹤峰县山区，1998年郑州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后独闯南国深圳，现为广东某高校数学教师、副教授。】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