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年以后，卢小飞仍然能回想起当年她从西藏的山顶上往下看，那一排排土坯房的洋铁皮屋顶，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明晃晃的光，大片大片的直晃人的眼睛。 在西藏这片圣洁的土地上，卢小飞像一株迎战风雪和严寒的格桑花，在遥远的雪域高原挥洒了11年的青春时光。 虽然已离开西藏近20年了，但现任中国妇女报总编辑的卢小飞说起西藏的经历，依然是一副壮怀激烈的样子。虽然是地道的“藏二代”，但西藏的道路是她自己的选择，她享受那种动荡的、充满未知的生活。她说，西藏给予她的，远比她奉献的要多。 来自父辈的西藏印象 卢小飞与西藏的渊源，还要从父辈说起。出于对老一代援藏工作者发自内心的敬意，人们常用这样的话形容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卢小飞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卢小飞的父亲夏川是参与和平解放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十八军的宣传部长，原名卢镇华，从年轻时代投笔从戎算起，在部队就一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创作的抗战诗歌和歌词曾经激励过无数抗日志士，他曾是冀鲁豫军区的四大笔杆子之一。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地解放了西南诸省，夏川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十六军的宣传部长。他所在的兵团有一部分人准备转业到地方工作了。当时他正按照组织命令参与接管贵州省文教工作，正巧遇到了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张国华说夏川你在这啊，我们马上就要去西藏了，你跟我们去吧，西藏缺你这样的人。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给人民的幸福生活带来无限希冀，在和平年代选择去西藏，去依然没有摆脱封建农奴制度的雪域高原，无疑是选择“第二次长征”。夏川却没有犹豫，凭着一腔激情，他毅然决然地投入了奔赴西藏的解放部队之中。当时，卢小飞的母亲已有孕在身，不能跟随大部队进藏，便留守在四川新津县的纯阳观。当时十八军的后方留守处就设在那里。 1951年，当父亲做为解放西藏的十八军的宣传部长，正随大部队走在西藏的祟山峻岭之间的时候，卢小飞出生了。那时成渝铁路还没有修通，卢小飞生下来第12天，便随母亲搭乘一架便机飞回北京。这么小的孩子坐着飞机从天而降，家里人都觉得很新奇，奶奶说，这么小就坐了飞机，就叫“小飞”吧。 大部分“藏二代”都是在保育院里长大。卢小飞也不例外。直到她5岁那年，夏川调回到八一厂工作，他们一家才得以团圆。 在卢小飞儿时的记忆里，家中总是会来一些从西藏过来的客人。父亲性格豪爽，交友广泛。往来于家中的西藏客人们有他的领导、老战友，还有藏族同胞，只要他们来北京，都会到夏川家吃吃饭叙叙旧，有时还会一起到八一厂去看新上映的片子。国家发生三年灾荒的时候，家家粮食短缺，饥饿像乌云般笼罩。然而，卢小飞记得家里会间歇地收到来自遥远西藏的牛肉、黄羊肉和酥油。 卢小飞回忆，1963年，八一厂筹备拍电影《农奴》。当时，西藏话剧团的演员就住在八一厂旁边的炮兵营，每天都会在八一厂进行拍摄工作。拍电影的时候厂里的孩子们经常去蹭着看。这使得他们也有机会客串一下群众演员，或者参与配音。她跟这些藏族的演员很熟，演强巴的，演兰朵的，包括一些演配角的，她都混熟了。他们打篮球，她就在一旁看。在卢小飞幼小的心灵中，这些远方来客格外地亲近。那时候开始，她有一种朦朦胧胧的遐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够到西藏看看呢？“文革”的时候，她家楼下有一个邻居女生串联到西藏，羡慕之余她似乎也种下了遐想。在她内心深处的西藏情结，已经浓得化不开了。 风雪高原的生命驿站 父母的军旅生涯，使与和平解放西藏同龄的卢小飞自小便领略了军旅的颠沛，而父亲的人生抉择和报效祖国的品质，更是像基因一样在她的血液里流淌。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在卢小飞北京大学毕业后，终于圆了去西藏的梦想。  上大学的时候，她和现在的爱人朱晓明情投意合。两人都是曾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可谓志同道合。朱晓明当时在校学生会任宣传部长，毕业那年国家需要一批毕业生去西藏工作，朱晓明从学生会听到消息，回来就告诉卢小飞，西藏建设需要人才，咱们去啊？她一听，非常激动，立刻回应“好啊”，内心对西藏的向往之情再次点燃。 夏川知道女儿要去西藏的事情之后非常高兴，他为此题诗表达对女儿的支持。 “阔别雪域二十载，山河依旧入梦来。女儿接我移山志，憾恨顿消心花开。” 卢小飞自己也表了决心： “愿做鲲鹏飞万里，鄙弃燕雀恋小巢。” 带着心中对远大理想的向往，带着那个年代保尔·柯察金式的理想与激情，1976年10月，新婚的卢小飞与朱晓明身处一批豪情满志的大学毕业生之中，慷慨激昂地奔赴西藏。 由于卢小飞和朱晓明是大学毕业生中为数不多的夫妻俩一起来的，负责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一时没有准备，就将“文革”时期用来宣传的广播室腾出来给他们住。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组织部在一个大院儿，办公楼是一座两层的石头房子，其他都是土坯房，你要是拿铁锨“咣咣咣”在墙上杵几下的话，能杵出个大洞来。当地的干部告诉她，这已经是好不容易找来的住所了。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便是屋内所有的家具。卢小飞把北大为他们制作的两个木头箱子合并在一起，上面铺上褥子，就成了一张沙发。他们的小家，是一起进藏的同学们最爱来的地方，每逢周末的时候，他们都过来蹭饭，用从北京带来的煤油炉子煮上一大锅面条，拿洗脸盆拌一盆菜，再开一瓶老烧酒，大家吃得都倍儿香。这个小小的广播室，承载了他们五年的美好记忆。 到西藏后，卢小飞在西藏日报社担任编辑记者，从铅字排版拼版起家。她回忆，当时西藏日报社全是干打垒的土坯房，房顶是洋铁皮搭建的，太阳晒过之后炙热难熬，天冷的时候又抵御不了严寒，一下雹子就叮叮咚咚直响，大的雹子都能够把房顶砸出坑来。社里没有几辆车，下乡采访大都是搭便车，传稿子只能靠到邮局发电报。天气冷的时候，他们都是穿着军大衣坐在太阳下写稿。 那时候铁路没有开通，航空运输成本又特别高，所以物资非常紧缺。由于长期吃不上蔬菜，缺乏营养，卢小飞的指甲盖儿整个都瘪下去，又在前端翘起来。想吃鸡蛋也很难买着，就算能买着，也要两块钱一个。那时的两块钱啊，卢小飞感慨。 然而，面对这些艰苦，乐观的卢小飞很淡然，她说自己是能吃苦的人。她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也经历过“文革”时期的动乱，到西藏后，她觉得西藏除了氧气少以外，其他的苦都不算什么。 更何况，十八军的父辈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也像一盏明灯照耀着她、引领着她。在艰苦的雪域高原上，有一个画面不断在卢小飞的脑海里闪现：住着并不能阻挡风雨的帐篷，吃着发霉的豌豆和青稞，在氧气稀少、躺着都使人十分难受的大山上，十八军的父辈们把汽车和大炮拆成零件，连扛带抬地过雪山冰河，带到了西藏。这种精神激励着她在寒风如刀的雪域高原上跋涉，在艰辛漫长的工作道路上疾行。 通常，年轻女记者下乡是比较麻烦的，但卢小飞和其他男记者一样摸爬滚打，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能迅速地和当地干部群众打得火热。好客的农牧民会习惯性地用穿得油亮亮的皮袍子擦碗，倒上酥油茶递过来，她第一次喝，不习惯味道，一口下去忍不住吐了出来，但接着屏住呼吸一饮而尽。性格豪爽的她吃着藏民招待的风干的生肉，喝着醇烈的青稞酒，到西藏各地调查研究，记录身边人物的故事。几年下来，无论是西藏的东部森林、西部草原，还是北部荒漠、南部山地，到处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在藏期间，卢小飞是我国第一个进入阿里高原采访的女记者。她介绍，从地图上看阿里专区是在“大公鸡”的鸡屁股的位置上，地域辽阔，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片以游牧部落为主的高原地带，它的上部是比藏北高原还要边远的地方。由于那里海拔很高，草原上仅生长低矮的小草，而且大部分地区还是无人区。那时候从拉萨到阿里还没有公路，这就意味着她这一路要穿过无人区，要经历很多危险。卢小飞觉得记者就是要坚持在第一线，把那些人所不知的真相告诉读者。于是，1981年7月至9月，为深入采访牧业生产责任制，她用两个月时间跑遍了平均海拔4800米的阿里7县，写作了《日土人民的喜和忧》《多玛二队的启示》等一批生动反映阿里牧区改革发展的报道，同时，她撰写的《西去羌塘》《察隅六章》《阿里纪行》等等，也成为了西藏改革开放初期的淳朴记录。 两代人共铸西藏情 1983年，因为工作需要，卢小飞被调回北京，在人民日报社担任农村部编辑，七年的援藏工作使她累积了扎实的采访调研功力和敏锐的观察思考能力，回到人民日报后，她深入西北农村牧区调研采访，发表了许多关于农村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报道，成为当年新闻和经济界热议的话题。四年后，人民日报社开始在各地重建记者站，鉴于她对于西藏工作的熟悉，报社领导考虑她为候选人，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新的挑战，再度进藏担任人民日报社驻西藏首席记者。“第二次进藏的心情特别激动，那时候女儿七岁多，孩子太小没办法只能把她带到西藏，后来因为我要下乡采访，又把她送了回北京，女儿至今还说认为童年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西藏。” 两次进藏，在她心中，已经永远结下了一个刻骨铭心的“西藏情结”。她从西藏获得了受益终身的人生体验，既有豪迈和艰辛，也有生命的感悟。只要看到或听到“西藏”二字，便会立即高度关注，她也在竭尽所能为西藏做一些事情。“这种情结就是两代人的传承，父辈们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大道理，有的就是一言一行对我们的耳濡目染。” 卢小飞常听父亲讲述，在他刚到拉萨的时候，没有地方住，有幸被派驻到西藏贵族家庭郎敦的家中。郎敦的父亲是达赖喇嘛的哥哥，家中殷实，有两套楼房，其中一套分给十八军政治部的同志们住。虽然郎敦家住了很多人，但只有他跟郎敦家结成了生死之交。 郎敦家族里的成员都是坚定的爱国者，他们在西藏上层出现分裂的时候坚定地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他们家的孩子们也都加入了共产党。老大郎敦·班觉是西藏作家协会的副主席。班觉日后回忆道，他之所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受了夏川的影响。在班觉的印象中，夏川和蔼可亲，温文儒雅，夏川的为人和学识让他了解到，汉族人并不是像藏独分子所描述的那样可怕与可憎。夏川与郎敦家的这种友谊后来演变成了亲情，一直延续到了卢小飞这一代，乃至再下一代。 “我们在援藏工作期间，干群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在藏族同胞们眼中，解放就意味着千百年来禁锢他们的枷锁被打破，解放军就是活菩萨。不光是老百姓感谢共产党，就连贵族对共产党的那种感激之情也是不言而喻。”多年来在西藏的历练，对西藏问题的研究，卢小飞对西藏问题有了理性的思考。卢小飞认为，西藏的和平解放不仅解放了农奴而且解放了贵族，解放的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思想，让他们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卢小飞至今记得她在《西藏日报》时期的第一任组长，叫群觉，群觉来自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他的妈妈带出来的孩子全部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全都当上了干部。“群觉家人对我们的理解和爱护，以及我们下乡采访看到当地老百姓的那种纯朴，真是令人非常感动，你可以随便坐在老百姓家中的台阶上，他们会倾其所囊拿出家中的佳肴美酒款待你，包括解决我们采访中遇到的很多困难。太多的回忆，点点滴滴，净化心灵。” “西藏就在我的家” 为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卢小飞去年开始策划撰稿“《西藏的女儿——60年60个妇女的口述实录》”，她希望能通过60位不同领域藏族妇女的口述来真实地呈现西藏妇女这60年的足迹，见证西藏和平解放后这60年来的发展与变迁。“之所以采用口述实录这种形式，是因为它最能真实地展现历史，不会人为拔高，不会有太多主观色彩的东西。” 在这本著作中，有一个叫卓玛的女人是卢小飞不能跳过的。1987年，卢小飞和《中国妇女》杂志的一位女记者去西藏的边防错那县采访，路途遥远，公路被洪水冲得凹陷进去，险境可想而知。车子在雪山边上的冰河公路上行驶，突然前面的路塌陷了，卢小飞和同事连人带车掉进了冰河里。她们赶紧想办法爬出了车厢，可汽车却深深地陷在了河床的泥沼里。在卢小飞看来这只是一次小挫折，一向心态乐观的她先是安慰同事让她的情绪平静下来，告诉她一定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她随即搭上了后面过来的一辆车，到两公里以外的公路养护段搬救兵。 “我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我们的车掉进了冰河里，洪水马上就要下来了，只要洪水一来，车就要被冲走，情况非常危急，请你帮帮我们。”公路养护段的副段长卓玛听完后，立刻派人带着一辆车前去拖车，最终将车子从危急中解救了出来。这件事之后，卢小飞一直记得卓玛，记得她坚毅真诚的眼神，和她的那句：“你放心，有我们在就有你们的车在。” 时隔20多年，2010年夏天，卢小飞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卓玛。卓玛居然对这件事一点印象也没有，早就忘了。这让卢小飞极为震撼，从而也引发了她的思考。挽救了《人民日报》记者的生命，在当今人看来，完全可以表功论赏了，但卓玛却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她认为这种事经常会发生，是再平常不过的了。这就是她们，这就是藏族同胞的纯朴和善良，做了那么多好事却从不记得，从未想过青史留名，这就是西藏的老百姓，西藏的人民。 在卢小飞心灵震撼的那一瞬间，她把那种感觉记录在了《西藏的女儿》的前言：“她们是被埋在泥土里的珍珠，时间空间的泥土把她们掩埋得太深太久，需要我们新闻工作者去把土扒开，让她们放出光芒。” 虽然已经离开了西藏，但对卢小飞来说，西藏就在她的家。卢小飞的爱人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与西藏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我觉得每一代人，无论是思想还是青春都会留下时代的烙印，而我们是在时代洪流中搏击风浪的，我们冲在了时代的前列，所以我们当时会有那样的选择，因为西藏需要我们，国家需要我们去为西藏的发展奉献我们的力量，我们就理所应当去实现这种希望。而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会尊重她们的选择。” 卢小飞说，退休后她依然会发光发热，写西藏，写人生，在促进西藏事业的发展上，她还在路上。  (编者注：上大学前，卢小飞夫妇曾经是北京插队延安的知青，大学毕业后夫妻俩均赴西藏工作。卢小飞曾先后在《西藏日报》和《人民日报》社当过记者，记者部副主任，后任《中国妇女报》总编，朱晓明曾先后担任过区宣传部处长、国家统战部宗教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常务副会长等职务。)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