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2年同期考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全体上海考生 （都是具有三年以上工作干部经历的考生） 说来有意思，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即向场领导汇报，请求场组织人事部门给转各种关系以备入学报到之用。此时农场领导因惧怕市农场局的“长臂管辖”，而停滞不敢动，只说“等等...再等等...”意即在商量。在苦苦等待，度日如年的时候，家中来了几个同期考上“人大”其他不同系的同学和家人说，相约我一同北上赴京求学。原来，她们是通过“招生办”问到了我家地址，来约我一起赴京。她们还不知我当时面临的困境。年轻的她们总觉北上漫长旅程，有伴一起行走旅途心安些。当我好不容易经场党委副书记老倪的允许，于8月25日赶回家，匆匆忙忙的整理赴京行装。又马上持录取通知书与前约的两个考上新闻、法律系的女生一起往北京东路上的火车票售票处，加入了象长蛇形的排队人群，预售购买8月28日的赴京13次特快车票，赶在9月1日开学。哪曾想，就在我们三个排队等候购买车票之际，我们的谈话声立刻吸引了周围几个陪同子女来购票的父母们的注意，他们独到的目光，立刻集中在我身上，说将他们的爱子们交给我，一起赴京求学，希望能相互关照些。热心的我点头答应了。就这样，我们赴京求学的团队人数在增加。坐上火车后，新生们谈笑声又吸引了整个车厢的“人大”新生，我们的队伍就又扩大到了十多人。一路上大家无话不谈，加深相互了解，等到了北京车站我们已经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了。至今，我们还保持着经常联系。这是后话。  （作者像） 到了北京火车站，中国人民大学的接站同学已经在等候着我们，指引新生们坐上了开往“人民大学”的公共汽车。应该说，我们赴京报到之旅非常顺利。 到了大学后，进入办理报到手续之程序，我不安的告知报到处，除了录取通知书，我什么关系都没有带来。于是，我汇报了我的组织关系，粮油关系，工资关系（以证明工龄年限，可享受领取职工助学金的必备条件）等都因上海市农场局之原因卡住，不让我所在的农场组织人事部门开具转移单，所以没有带来。为此，系领导即向学校学生处等主管部门汇报了。他们答应我先入学再帮我与上海有关方面交涉。到校后，我也一再给原单位，汽标厂（农场下属单位），农场组织部门写信汇报学习情况，请求他们能早日办妥我的入学关系。此时，原单位及农场虽然有同情心，但无奈局里的重重压力，他们谁也不敢做主解决我的入学手续。面对农场局的强硬姿态，可怜刚入学的我，不仅要读书，还得腾出主要精力，进入书面申诉阶段，交涉我的入学手续问题。 应该说，像我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社会各地对像我这样当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还是广开绿灯大力放行的。起先，学校没认为交涉转移我的各种关系会有什么大问题。直到9月15日，原单位农场组织科受局里压力回复学校学生处，说了一些不实之词，什么无组织无纪律，旷工等等，不符合入学条件等，言下之意不能帮我办转关系。学生处听了感到麻烦，让系里通知我，决定给我一个月的假，去上海办转关系，不成功就别回学校上课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学校方面的办转关系的期限。听到这个消息，我很着急，表示道：我没有违反高考录取、入学所有条件，我的档案材料在录取“政审”时已被学校“人大”的上海招生组带到大学了，我的所有各方面表现鉴定都是好的，我还是上海市农场局的青年干部培养对象，怎么为了读书，我就变坏了呢？！我当即表态，我个人不能回沪办关系，个人力量太微小了。当时，农场局方面还有过传言，胳臂拧不过大腿！我请求学校给我撑腰，依靠组织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这辈子就完了，学习也好，多年努力的政治生命等都没希望了。同月22号，我个人也收到农场组织科的来信，也是指责我无组织，无纪律等，催促我回农场工作。看到此函，我意识到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背水一战，迎面而上。否则真的书读不成，前途也完了！为了争取能继续完成学业，我一方面依靠学校给我伸张正义向有关部门交涉；我自己也利用所有课余时间，甚至晚上不断走访有关部门，其中有父母曾经的交通部的老同事，刘伯伯，韦阿姨等帮我找的教育部等部门领导，浙江大学任教的姑姑趁出差来京、来校看望我，听闻我的入学遭遇后，马上帮我找到在京的原浙大党委副书记张伯伯等，帮我将有关申诉信函转交有关部门，同时也转给上海市教育局，及北京教育部领导等。应该说，我还是幸运的，我的求学过程还得到了无数个有正义感的老干部、老红军、老同志的同情支持和鼓励。在我没有任何工资粮油关系，吃饭都成困难（因无个人口粮——计划经济时代），学校许多老师，同学，朋友向我伸出援手，从每月不多的粮食定量中挤出一点硬塞给我。他们爱心鼓舞着我战胜困难的信心。 虽然我的组织关系没有及时转到学校，好在我的人事档案都在学校。我仍每月向原单位通过汇款递交党费。在校期间我积极参加学校、班级里党支部等各项组织活动。摘自1982.10.9日记记录，记得一次在学习“新党章”讨论中，联系我们身边发生之事，班党支书苗颖同学说，如果某些组织错误的做法损害党员的基本权利，作为党员，个人可以向上级反映，直致党中央。我感谢同学们的好意，虽然心里对农场局唯己自大的权位观极为反感，但当时还是希望通过在基层交涉解决。直到当年10月18日，上海市农场局组织处亲自派人持函来到校学生处，明确表示：“人大”学生处给上海市招生办关于朱海鸥同志入学的信函已转收到，农场局仍作出不同意其入人民大学之请求，要求学校将其退回处理。得此消息后，虽然农场局的回复是我预料之中的强硬霸道，但还是十分震惊，来函不仅歪曲我的入学过程，无端揣测考生家长为能顺利解决入学手续，走访有关部门申诉之行为意图；甚至将无职无权的职工父母，莫须有扣上利用职权之嫌的帽子！ 与我同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同样条件的上海同学，听闻我到10月中旬还没办妥入学关系手续之遭遇后，非常同情，纷纷向我表态，他们愿意联名将自己的与朱海鸥相同的入学报考过程写上签名，证实当时报考时考生只要有县团级以上单位开具组织介绍信即可报名（农场属于县团级单位），所以上海市区单位，只要公司组织部门开具组织介绍信即可办理报考手续，根本没有什么报考“名额”之说。联名信信中还共同请求教育部、上海市委有关领导给予关注，一个普通上海考生入学“人大”的后顾之忧，此信于1982年10月20日寄出。这些在我的1982.10.20日记中有记载。 10月下旬我校张腾宵副校长在《文汇报》的讲话发表，谈到今年（82年）招收有工作经历的在职干部，没有完成预定100人计划，仅招收了42人，还说明年（1983年）将扩招人数，一句话就是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实现祖国现代化建设中，学校要实现培养干部“四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以适应干部队伍建设之需。听闻后，我真希望，农场局的各级有关领导对此应该有所触动。 在学校及各方人士以及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关心努帮助下，至年底，上海农场局封闭的大门还是没有松动，硬拖着并一再强词夺理的让我多次做深刻检讨，意即放弃组织培养擅自去人民大学报到是有错的。 想当初，我也曾算是上海市农场局培养的后备力量，所以批准我报考1982年7月27-28日全市招考的上海市第一届干部专修班。那年我也不负希望在32万左右的全市农场局系统的干部职工中，成为当年5-6个硕果仅存的考上干部“专修班”的幸运者之一，我考上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秘书专业。只是因为全国统考的“人大”录取通知书先到，后考的干部专修班的录取通知书后到，而且，这个通知因我一再请求想读四年制本科，一直压下组织部门处，没有到我手上。他们希望我用“人大”录取通知书去换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干部专修班的录取通知书。而我实在是太想进“人大”读书了，毕竟能够重新步入校门，系统学习四年，是我梦寐以求的，而专修班只有两年学制，虽然它是带薪的，但我为了想读书，宁愿放弃工资。实际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放弃工资就意味着自己愿意付出利益上的享受和牺牲。当然，我还怕，就因为我想去“人大”读书意愿太强烈，惹恼局里的某些领导，可能最后连专修班的录取书也不给我了。怎么办？！事实上，后来，农场局授意农场组织部门于9月18日给我的来信上，就是不提“专修班”读书事项，只让我回农场工作！！！就因为想读书，我的个人前途、政治生命即将毁灭！ 在学业、体力、精神多重压力下，我的体能急剧下降，接近年底在连着生了多日重感冒吃药打针不见起色下，我出现乏力，吃不下饭，到1983年1月初正式查出GPT指标严重超标，肝功能很差。校医院医生建议我休学或住院静养。而当时我的脑海里只是想到，我的所有关系还没到学校，休学意味着我自动撤离战场，马上要学期考试了，不管是我主动还是被动，休学、病假离开课堂都是我不情愿的。我当即表态，我不休学，也不住院，我会积极配合遵医嘱服药，严格做好一切个人及宿舍卫生防护工作，除了学习尽量休息。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校医院及班级老师、同学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班主任余老师几乎全程陪同我走过了这一年最困难的办转关系的关键时期。更难忘的是同班最小的女同学王世香，她出生于1965年前后，入学时才17岁，和我下乡时年龄一般大。可她主动对我的关心照顾帮助远超过她的年龄，几乎可说是周到细致。她的上课笔记本记录最全，完全弥补了我有时因为有事或病假而漏下的课堂听课内容；我的许多申诉材料也都有她誊写抄录的痕迹；她还关心我的病情，从她家带好吃的食物给我补充营养。因宿舍的几个女生也积极为我打饭、打水，减轻我的体力劳动。总之，她们是我班给予我关爱多多的优秀集体的代表。所有这些都给了我克服眼前困难，战胜疾病的坚强勇气。 终于熬到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临近结束。校学生处的领导与总支书记郭老师及班主任又一次找我通报了最近交涉我的办转关系事宜，说太难办了，学校已经尽力了，上海市招生办也于1月29日电告学校，农场局态度还是强调没经局里批准参加全国统考，若要转关系，只能按职工转之态度。学校请示教育部意见，教育部当然不同意农场局这个意见，双方僵持不下，教育部表态，若此只能让我办退学了。为此，我校很无奈，地方权利部门的态度如此顽固强硬，希望我利用寒假期间再做个努力，并答应学籍只能给我保留到1983年9月1日。 我悲愤，我为之贡献了七年多青春热血的农场土地，而今如此薄情寡义！对待一个只求实现读书愿望的年青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也明白，世上没有神仙皇帝，只有依靠自身努力，才能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为此我只能继续奔走。从1982年8月28日，忐忑不安赴京求学，又于1983年1月30日拖着瘦弱多病的身体趁寒假之机重新踏上了前途未卜的回乡之旅。回沪期间，我一边求医问药，一边走访农场局上级部门市农委，请求他们再做做农场局工作。同时还亲自去了农场局组织处及局领导的家中，放低姿态恳请谅解。说实话，以前我因为是个场管干部，去农场局组织部门的机会几乎很少。但因为局里的“长臂管辖”卡着我所有关系，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去找这些组织部门领导，希望理解一个年青干部求知欲望而高抬贵手。同时我还主动向组织部门汇报了自己半年来的学习及身体等情况，并再三向局组织部门表态，等大学毕业后一定回农场局继续工作，听从安排，因局里还有党校等等。接待我的局组织部门的F姓领导不仅拒绝我的表态，甚至生硬地说，我们局里不需要你的专业，你以后全国分配去吧.....。真无语！ 那些天的一个晚上，在正读研究生寒假回沪的小弟的陪同下，我又去了农场局一个主要领导的家，恳求他理解年青人渴求学习深造之梦，又复自己向局组织部门的表态，然被其“小青年培养了半天，就这样走了，我是不赞成的”一句话给回绝了。这个领导自始至终斜躺在床上，一边磕着瓜子，一边看电视，房间连灯都不开，安静到只听见他吐瓜子皮的声音......。因无法谈下去，我们静坐了一会儿只得告辞，进门出门总共不超过五分钟。当时，我想到报上曾登载过的身为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面对数次上门请求复查错划右派人士的接待态度，相比之下区别会如此之大！ 谁知，这件上门恳求之事后来又被某些人夸大为我上局领导家吵闹的口实，而反映到市有关部门。于是我当面向市有关部门解释，那天我真是就差跪下恳求：请局领导能高抬贵手允许农场党委办转我的入学关系，怎么可能去吵闹呢？！前后五分钟都不到，就讲了一、两句话，他一直只管自己吃喝看电视，不理睬我们，万般无奈，我们只得黯然告辞。 当然，寒假的多次走访，还算有些成果，在回京之前，我又一次去了市招办，了解市有关部门对我的办转关系事宜最新动态，领导和我说：市里有关领导已经明确表态了，让我继续读下去，但要做个自我批评。哎，为了读个书，我无辜的做了无数次的检讨了。当时，听到市招办转达的这个意见心里还是很温暖的。但愿这次能过关。 寒假回校后，除了学习，前前后后还是在为早日办转入学关系而奔波。而农场局反正就是采取拖延政策，不想爽快给办顺利入学。就这样时间已到第二学期的5月份了。同期考入“人大”的上海同学当年有18个类似于我的“调干生”（当年我们自称为18颗“青松”）见拖了那么久还是没有解决，且市领导也已经表态了让我继续读下去了，可农场局还是那么专横拖着。于是，这18个类似我的入学条件的上海考生决定联名给党中央书记处及胡耀邦总书记去信，反映我们的困惑：在实现祖国现代化，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过程中，竟还有如此专横跋扈、不可理喻的特权部门，并热切期待有关部门能深入关心这个在入学过程中的遭遇非难的同学。此信于1983年5月20日正式寄出了。到了6-7月份传来好消息，我的入学关系基本解决到校了，只是还剩一个工资关系未到（我暑假期间再去农场人事部门办转的）。听闻后，我感慨万千，难以言表。我的同学们都为我高兴，祝贺。不久听到上海方面传言说，为了一个小小的朱海鸥，竟然惊动了那么多人！虽然我不清楚，最后中央有关部门是如何转发我和我的同学们的联名信的，但我至少可以理解为，我的读书问题，是在众多领导、学校、老师、同学以及社会上所有有正义感的老前辈们的关心支持下，顺利得到解决的。为此，我暗自决心，今后一定要将自己身上所有的光和热回报社会，回报有需求的善良人们。据说，我的这段艰难读书经历，曾被同学在上海有线台采访中提起过。那段经历，我们上海18颗“青松”都不会忘记（注：目前已经失去一个，他去世了）。 当年，就在求学的第二学期中的1983年5月间，学校经历了第十四届校学生会的换届活动，我被推荐选举担任了新一届校学生会的常务副主席和学生会的党组书记一职。我深知自己的学籍来之不易，决心为学校，为同学们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同年10月前后集体合影）
（2020.9.19 第一稿
2020.9.23 第二稿 2020.9.25 第三稿）
作者简介：朱海鸥 女，1957年.7.月26日出生于上海市虹口区，汉族。
1971.2—1975.4 上海市虹口区广中中学学生， 1975.4.13—1982.8上海市南汇县朝阳农场工作，其中：1975.4.13—1980 在朝阳农场六连，历任四排、五七排、五排正排长，及连队工会主席、副指导员、场工会委员； 1980年 ——1981年下半年 场部党委组织科、纪检组干事； 1981年下半年——1982年8月 场属汽车标准件厂党支部付书记。 1982年8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科社系（后改为国政系），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第十四届校学生会付主席兼党组书记。 1986年7月 上海市第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1989.2——1989.11公派去德国•汉堡舒尔茨等合伙人的律师事务所交流），后曾任所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2002年前后，与同学创办了上海市理合理律师事务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