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岁，我家一棵“大树”轰然倒下了。 父亲患癌病卧床；大哥上班；二哥要考大学；姐即将考高中；母亲生产组；弟只有十岁；为照顾侍候父亲，唯我辍学了。 十六岁，是一个容易冲动和浮燥的年龄，我却很懂事了，我决定赴崇明去工作。 “你要考虑清爽，到农场里去是很苦的！农场就是种田！不是厂里。” 母亲得知我已到街道办事处报了名，对我说道。 我说:“我想好了，阿爸已经走了，我也走了，到崇明去，家里可以少一个人吃饭，我去了，可以减轻你一点负担。” 母亲打了个寒噤，说:“去吧，早点独立也是好的！” 就这样，我拍板离乡背井。 然而，母亲不会知道我的感受，我为了独立和自强，为了家庭负担减轻，响应了政府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荒种地了。 我知道，我再也不属于这个城市了，迁出户口粮油关系，离开了城市，放逐了自己…… 二 1966年9月12日，这个让我刻骨铭心的日子到来了。 我踏上社会了，真的离家而去了。 凌晨四点三十，我睡不着了，内心五昧杂陈。我自己动手拆掉了在客堂间里睡了整整十年的铺板床，匆匆洗漱一下，简单整理了行李，此时，哥姐，弟都在二楼酣睡。 就在踏出房门刹那间，脑海里一片空白，一种孤独感涌了上来。这是我精心照料过病重父亲的房间；这是我帮母亲“买汰烧”做过家务的地方，即便是缺少亲情的家，可毕竟也是个家啊。 我抬起无力的双腿跨出了房门，伤戚地告别母亲说:“姆妈，你多保重身体，我走了……” 我还想多说几句，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留恋地望着母亲，很深情，也很茫然，心情非常复杂。 母亲伫立在我身边，沉默、忧伤、甚至有些迟钝恍惚。 我深吸了一口气，嘎地拎起一只旅行袋，和网线袋里脸盆热水瓶走了一步，回头想跟妈再打个招呼，瞬时看到母亲泛红的眼圈紧皱的眉头，她的嘴抽搐着，脸上写满了离别的酸楚。也许，她心里想的是：自己这个儿子，由于自己患肺结核，没能照顾哺乳过他，也没有抱过他，由阿娘一手带大到6岁半回家后的一幕幕...... 第三个儿子最懂事了；家务事抢着做；他没穿过一件新衣服，穿着大哥二哥穿下的旧衣裤，上面补丁连补丁，最厚地方连针线也穿不过去；五个子女中就他最懂事，最能做家务事，样样做，最孝顺…… 此时，离别的伤感强烈地刺痛了母亲的心。她突然意识到，在这十年相处中，母子之间的亲昵竟然没有过…… 母亲站在灶披间后门处，用手帕擦了擦自己眼角，然后送我走到过街楼下面，她手里紧紧地捏着三块钱递给我说: “你爸去得早，没什么留给我，这三块你拿去！” “我不要。”我说。母亲还是把钱塞给我:“听话，拿着！” 我只好说: “就拿两元好了，发了工资我会寄来的。”我还了母亲一元，放在她手里。 我努力克制着悲伤，倔强地走了。悄悄的，独自一人走了。 三 马路上静得很，一二个行人匆匆赶着路，还有拉着马桶车在倒马桶。 我独自乘车去了十六铺大达码头。 我不知“无怨无悔”，我只知道是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自食其力，独立生活了！ 九毛钱船票，送走了我。 “呜！”……一道刺心裂肺的鸣笛声，把我和一船八九个街道的社会闲散青年300来人，驰向崇明岛合隆沙农场去了。 “社会青年”，在那个年代，属于被边缘化的阶层，这些年轻人，因故或未考上初中、高中、大学，也没被分配工作，充满自卑。接受不得已的工作:去祟明。为改轻家境压力，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农场建设者了，通俗一点，谋生去了。 我伫立在船舷边，亲切熟悉的上海外滩轮廓，渐渐褪去了，船驰出黄浦江，吳淞囗，遙望着远方灯塔，烟波浩渺，水天交汇处，涌出一条线波，在云气氤氲中飘忽……“再见了，上海！”突兀而起了惆怅，我擦了一下酸泪。 四 外面的世界是怎样呢？ 崇明，这块还没有被开垦的处女地，杂草丛生，一片盐碱地，人烟稀少，宁静，荒凉，被来自城里的年轻人打破了。 路上，干巴巴的黄土，四周光秃秃的枝叶，无情打采地下垂着，萧条旷野，没有人间烟火，只有我们徒步而行进的城里人。突然，带队的人叫了起来，:“快到了，大家加把劲。” 我们不约而同朝前方看过去，屋顶铺着芦苇的房子，出现在众人视线里。“啊，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吗？” 典型的草棚棚，南北两头，用砖头垒砌成屋墙，房顶是芦苇草。走进屋内，双脚便踏在潮湿的泥土之上，浓烈的泥土味混合着青草味道直扑鼻腔。每间宿舍大概有四十平方米，住22个人，上下铺，屋里有二只瓦数很低的灯泡，发出昏黄的灯光。 这就是城里人离开父母，年轻人独立生活的集体宿舍。突然，女生宿舍传来一阵悲伤哭声。声音透过芦苇和茅草缝隙，清晰地传到男生宿舍，带来一种凄凉的感觉，瞬间，勾起阵阵心酸。 第一个晚上，由于迷茫和旅途劳顿，大家睡得很沉，第二天晨曦尚未露出，一阵急促的号声响了起来。:“快起来，到食堂去开会。” “几点了，这么早开会？” “五点钟了，六点都到食堂门门囗集合。” 年轻人知道，这里不是安乐窝。我们一个个半松惺地起了床，拿着搪瓷脸盆，来到老虎灶，打了一人一勺温水洗漱，刷牙时，舌头咸滋滋的。 食堂里，整个连队青年集中了，听着生产队长训话。不知谁悄悄说，队长叫姚秃子，三十四五岁。此人头发稀疏，盖不住光亮的前额，扁扁的脸庞上有两只又圆又大的眼睛，透出干练、威严的目光，炯炯有神，显然，他是这儿的权威人物了。他一开口，吐出的是地道祟明话: “拖拖拉拉的，我看了一下时间，足足超过十五分钟，不像样子！今天是第一次，原谅你们，下不为例哦！” 大家听了开场白，面面相觑。 “我是负责搞生产的，你们来自上海，我向你们表示欢迎啊”。他语气稍微温和了一些，又滔滔不绝地说开了:“我们的工作是种地，不是工厂，不是办公室，是种水稻和棉花，冬天还要开河。” 他停顿片刻说:“我们要靠自己一双手、两只肩膀、两只脚，和一身力气，提高水稻棉花产量，为国家建设作贡献。 他越讲越亢奋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但是机械化暂时不够用，怎么办呢？等，靠、要吗？不行！也没有，干我们这一行的，是靠天吃饭，靠双手去吃苦，这叫人定胜天！靠早出晚归，不讲时间，抢时间。 他扇情地说:“你们是年轻人，有的是力气，吃力了，晚上睡一觉，第二天力气又来了，希望你们多出力气多流汗，好好干！” 他没有政治大道理和口号，直接了当，一套又一套的话，直接穿越大家胸膛。 第一天下地，没有人示弱。干的活儿是岔地。稚气嫩稚十足的年轻人，不懂农民学做农民活，每人扛着工具，走向被浓雾包裹着的大田，在生产大队长带领下学习翻垦土地。 每小队人分散到地头，手握钉耙、锄头、铁锹和?头等农具。用力深深地扎进土里，把土翻起来，将土里植物根须带出来，翻过去，暴露在清晨阳光下，再用钉耙，高高举起，重重落下，像铁拳似的击碎泥疙瘩。反复重复，直到土地变得松软。 我一边看着队长的岔地翻土示范，一边挥动着钉耙，但是我的动作笨拙，看队长频率不是很快，可就算我拼命地用力地干，还是落后一大截。我努力想追赶上去，手中钉耙就是不听使喚。我心里发毛、发急，就越发手忙脚乱，汗流浃背。正气喘吁吁间，队长竟帮我把地耙翻好了。 我嚼昧着，原来种地也有巧门和学问？！粗旷野蛮中，有细节技巧部份，我们做的就是周而复始的翻撬、复合、松土、淌泥、播种、浇肥、锄草、匀土灌浆……直到最后割稻、脱粒、釆摘、晒干、进仓、收获，大卡车装运去，上缴给国家。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劳作，在稻田，秋风卷起层层金浪，株株饱满的稻穗在晃动。 看到那些被农场年轻人经过撒谷、育秧、拔秧、运秧插秧、施肥、水浆、放水排水、拔草喷药、灭虫手匀泥浆等一系列培植后，得到收获，把荒地变成阡陌纵横的良田，换来的是一幅丰收美景。 我们这些城里人，逐渐认识了各种农具，并接触了那些杠棒、箩筐、粪桶粪勺，一年四季都要用上，每天与它相伴，我们的出工，翻地松土，修路平整，挖排水沟，开进水沟，拾草积肥。 我的双手在劳动中起了老茧，脸宠经过长江江风的吹拂，身上城里人的标志在慢慢的消退，留下了粗糙的皮肤和布满黑不溜秋的脸，浑身被烈日与落日余晖过后，缓缓逝去青春的娇嫩了。 繁重枯燥的劳动，透支了年轻人的身体。 我的上铺睡着一个又矮又敦实厚胖的人，绰号叫他“武大郎”。有一天夜里，大家睡得很沉很香，突然，寝室里发出一声沉闷的“轰扑”响声，靠近电灯的人赶紧拉线打开一看，竟是这位武大郎裹着整条被子跌落到地上，惊醒的大家上去看他，他竟然还乎乎大睡。我去推搡了他，他才“做啥啦？”终于醒过来…… 五 有男人和女人的连队里，没有娛乐生活，那么多年轻人在一起，所谓的爱情、暗恋，也是一种寄托，无论是心灵的抚慰，生理抑或心理都发生了遐想和欲欲必然。 有一天，谢中神秘兮兮地对正在扫地的“小爬虫”们说:“嗨，嗨，你们知道吗？我在打扫厕所里看到什么？避孕套。” 他是被指定挑大粪包干人，憋不住说了出来。 有一天晚上七点光景，我们寝室里来了一位女生。她中等身材，一张桃型脸，眼睛水灵灵的像是闪亮的黑玉。她的嘴似乎有点大，但大得可爱，不难看，她张嘴一笑，一种野性的、单纯的美就显露了出来。她大方地朝我笑了一笑，径直走到她男朋友的床头边。 她的男朋友是小队长，二十四五岁了，体格魁梧强壮。她随手放下蚊帐勾子，倾伏在仰面躺着的小队长身上，在两人世界里缠缠绵绵，柔情蜜意，喁喁私语，两条腿露在卸下的蚊 帐外面…… 只是微微听得他们急促的闻吮和嗔嗔蜜语声…… 此时的我，正钻在帐子里偷偷阅读法国司汤达的《红与黑》情节:于连在夏夜纳凉，趁天黑之便，想吻德.瑞那夫人的手…… 女生依偎倾伏在他的身上，他紧紧搂着她的背腰，这是一种如痴如醉的欢乐、追逐、春心绽放，这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躁动和无限柔意的结合，联结在他们中间，不允许将肉体之间的距离分隔开来。 我是一张白纸，从没有体验过与女性零距离接触，只是在书上，世界名著里看到过：接吻，拥抱，抚摸，颤抖，激动，荡漾，幸福传遍全身，血液沸腾。 我悟出了两个字，哦！这就是“爱情”。他们谈恋爱了。 我觉得呆在寝室不妥，赶紧走出寝室，轻轻拉上门，给他们一个私密柔情的空间，一个放开亲昵的机会。 一个多小时后，我回到寝室，女生两颊绯红，拉了拉弄皱了的粉红花条的确凉衬衫和蓬乱头发，对我怡然一笑，走出了男寝室。 我猜想，在这之间，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一种人的本能，是一种灵与肉的交织、碰撞、多么强烈，多么新奇，多么惊心动魄，在他们投入怀抱而掀起的暴风骤雨中，他们的世界也骤然改变了，那幸福时刻虽短暂，却异常甜蜜。 劳动是枯燥的，乏味的，恋爱却是快乐的。然而，现实相当骨感，在农场里能成家吗？有了孩子后户口怎么办？孩子长大后读书工作怎么办？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种种焦虑迷茫，已经或者正烦搅在春心勃动的农场青年人。 六 祟明岛四面环水，河网交织，水系紊乱，河沟浅，农场职工的饮用水，是从河里抽到水塔，再用明矾沉淀后供人饮用。 这里的水是咸涩涩的，很混沌，那时的卫生宣传、指标没有，这样的水，也是定量供给，每人每天一瓶。包括饮用和洗漱。 冬季来了，疏通河道，挖深开宽，艰苦的水利工程:就是开河！重体力活，务必在过年前的一个半月完工。 北风呼呼地刮着，把枯草碎叶吹得漫天飞扬，大堤上泥尘蒙蒙，混沌一片，田野里满是开裂的口子，天是灰色的，河道里的水减少了，变浅了，剩下一潭死水。 寒冬腊月，零度摄氏，男生们缠着露出如“猪油渣” 棉絮絮的破棉祆，用稻草绳把腰一扎，猛喝一口烈性小“爆丈”白酒、小五加皮，拿着方锹、下锹，光着脚，直冲河底；女生负责扛箩挑担，通过斜坡一步一步吃力地往上扛，如同蚂蚁搬家，把淤泥挖出来，装在箩筐里，挑扛上岸。 突然，一个女生，气喘嘘嘘从河底扛着泥土往上走，受力不稳，半只套鞋拔不出来，一个踉跄，整个身子和脸面竟趴在斜坡泥浆上，嘴、鼻孔、眼睛，满脸泥浆大花脸。 一朵美好又脆弱的鲜花被残蹭，受辱蹂躏，委屈的泪水与泥浆洗面，她真的哭了……大家马上把她扶起来。 河底下，挖河的人，密密麻麻，战天斗地，河岸上，红旗飘飘，气贯长虹。我想，我们的祖先曾是用这样的方式大禹治水，李冰开渠的吧。 二十世纪的广阔天地，我们竟也这样开河挖泥！ 都说青春是美好的，我的青春遭透了，就在十七岁那年，厄运降在我身上了，我没想到穿着打扮会成为被批判斗争的起因，被列为清理阶级队伍里的打击对象。而且，是我最好的朋友，揭发了我，先发制人，背后捅刀，我口无遮拦好奇了一句:“人怎能活到一万岁啊？一百岁已经不得了了”竟然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批斗。 好朋友俩人在田头聊天的话，最后被告发。 我噤若寒蝉，孤独无助！于是，隔三叉五的被批判，会场里总是响起阵阵怒吼声，有人幸灾乐祸，有人随大流，青春的嘴巴，举着语录，振臂高呼。此时人的关系，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年轻人都绷紧了心…… 总有那么一种人不愿让生活平静，动辄要弄点新花样，以表明自己成绩，显示出自己的权威。常想开批判大会，已有十来八七个台上被斗者，没有女的，他要进一步“深挖”，1967年间，一个女生寝室里箱子被抄了，原因是她成份不好，怀疑她转移上海的抄家物资。 女生受到极大侮辱，刚好19岁，人们冷落了她，正是一朵蓓蕾，她崩溃了。 在这之前，她曾经很小资，很活泼，常在寝室里唱着“喀秋莎站在英俊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梦想遭到污蚀伤害，留下一片迷惘和沉默寡言了……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秋风吹拂下，棉桃外壳绽开了，吐出雪白的棉花，星星点点盛开来，生产大队长老顾喜上眉梢，他大口大口吸着两毛两分一包“劳动”牌香烟，望着丰收的棉田，自言自语道:“今年有收成了！” 1968年，“一片红”映红了崇明农场，我小队里来了66、67届初高中“老三届”新职工。他们不曾想到自己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到另一条洪流中，他们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学生，昨天还在城里高呼万岁健康，游行、辩论、抄家、大串联闹革命，昨天红卫兵、造反派，保皇消遥派，今天身份命运被改写了，来到艰苦的农村，接受再教育，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人突然变得茫然而不知所措了。 我们小队来的新职工他们平和、不张狂，从他们一张张单纯的脸上，看到他们抑郁，突然间，情窦竟会初开到我心头，心里对一位新来女生产生异样感觉…… 这个令我赏心悦目的女孩，叫庄媛媛，二十岁，66届高中生。 青春的年龄把她蕴藏着的美表现出来了，象花一般，当苞儿半放花瓣微展时，自有一种可爱的姿态，叫人看着神往。 她的美可以说匀称，苗条腰枝，让人眷恋，很吸引人，她梳着两条简单的小辫子，衬托着妩媚的脸庞，由内到外，散发出淑女的气质，她端庄典雅，亭亭玉立，柔美与冷傲并存。 常常，她那漫不经心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向我身上一扫而过，刚和我专注她的目光一接触，仿佛成了那种充满柔情蜜意的目光，既含情脉脉，又荡人心魂，她走起路来扭动着匀称的臀部，身条异常柔软纤美，成了那种要把她紧紧拥抱起来的勾魂摄魄的目光。 这种目光第一次把我喚醒，我觉得有一股微火象许多烧红的针似地跑遍我的全身，咋的啦？我暗恋啦？我好像在犯禁，忘记了自己身份！ 她喜欢看书，我也带去不少“封资修”的书，我们偷偷借书、像“地下党”单线联系:传书，竟然偷偷看世界翻译小说。田头劳动时，交谈书与电影，成为枯燥劳动时的一种消遣，她没有排斥歧视我，常给我大方矜持的说话，驱散我不少孤独和忧伤。 1971年，又要开发新队了。她问我说: “听说要开发新队了，榜上有你名字的，是很苦的生活。” “是的，我们要分开了……”我说。 一句话，竟然失别四十二年！ 七 在度日似年的曰子里，传来毛主席 “全国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上调返城政策撒向农场人，大家都有希望了。尽管我遭人陷害暗算过，但我也希望，却希望在等待之中又一次次失望，我鼓起勇气跑到大队部:“我什么时候可以上调啊？” “你待在这里好好劳动吧！不要做梦了！” 绝望逼近了我，老职工走完只剩我一人，已呆了十年的我，骤然崩溃，真的绝望了。我选择了下午一点半，寝室人全出工下地去了，便心一横，走到寝室门后放着没有用完的半瓶“乐果”绝毒农药，塞进嘴里狂饮起来，一股辛辣冲着喉腔，胸腔发痛，顷刻间，五脏六腑像烈火烧烤疼痛刺穿绞戳，翻江倒海，我痛得从床上翻在地下，绞成一团…… 我内脏灼烧着、撕裂着，吐得床上，地上一片腥臭，我本能地想抓住什么，可什么也抓不住，感到体内犹如千万只毒虫在螫咬、撕扯，有一只铁钳般爪子狠狠掐住了我的心脏，耳朵里嗡嗡作响，窒息亡魂在呼喚，青面獠牙般地伸出尖尖爪牙，伸出凶神恶煞的舌头，向我拉去，我觉得被无数只骷髅簇拥着，踉踉跄跄去了那个地方，上一个瞬间，还有点神智，还翻江倒海挣扎；下一个瞬间，我完全失去了意识，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一点半，我选择死去！恰好，七0届回宿舍换锹柄职工闻到刺鼻农药味，人倒在地上，不由分说叫了人，开了手扶拖拉机直送场部医院再转南门港县中心医院。 我要做人的尊严，我在死神坟堆里走了一遭。我躺在被灌肠、洗胃、吸氧、强心剂注射等一系列抢救，被截留在世上了。 整个农场传遍…… “死人了！” 睁开眼睛，当年伤害过我的人都已经离开了农场回了城，当年高喊“扎根一辈子，无怨无悔”口号的人，也销声匿迹，走得比谁都快，都走了。他们都改变了命运，享受着城市生活，而我，一个起死回生弱者，却还躺在东海之滨一座医院抢救观察室里。 或许！老天注定，我不应该是这样走完自己人生的旅程？蒙冤十年，蹉跎岁月销蚀了我的青春，屈辱像把刀子从我胸膛过…… 1976年，中国发生了大事件，我重生了。继而“反革命”历史被厂保卫科就地销毁。 邓格拉斯说得好:“一个人在遭遇了连续的厄运之后，只要厄运过去了，几乎总有出乎意料的好事在等着他。” 我重新复活了！继后也被社会聚光灯照过。 八 1980年，我涉入经商学做生意，被骗又崛起。 1992年，我捕捉到了“南巡”讲话精神。从国营企业跳出来，开始商海跌打滚爬，在浦东小陆嘴，尚没建起一栋高楼之前，我造起两开间简房商铺（违章）。 2000年承包上海最大世纪公园独家影像产品经营权，社会招收36名40、50下岗工人成为我的员工，帮助他们度过困难。 十五年打拼，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功成名就”，什么叫“盆满钵满”，同时也为社会尽了我的微薄之力，受到广播电台采访表彰…… 2009年，我退出商海，寻找到所有队友，策划组织失散四十多年农场知青，举办（自助餐）茶话联谊会。 无意中发现，曾经说我“你也想上调啊？太平点等在这里”的话，差点使我命丧黄泉的原书记，我拨开人群，跨上一步，主动和他握住手说:“你好！老领导！” 他一愣，他万万没想到我是组织者，我对他微微而笑，没有他所担心的我那种不友好态度，更没有发出:“你当初为啥这样对我”的怒气质问与嘲讽。 往事已过去，留下的是握手，农场知青聚会，我笑了…… 广阔天地，十年财富，跌宕起伏，惊涛骇浪，故事很多，一个平民的变迁，苦难一经过去，就是甘美！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