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3年我从黑土地回沪探望撫养我长大的爷爷、奶奶俩位老人家。 当年，我在大兴安岭漠河一带搞副业，由生产队组织贫下中农、知青到原始森林采伐木材，个人积累一些回上海探望老人的费用。 到了上海，一待近五个多月的时间。 在8月份的一天，由泰安里弄居民革命委会（我当时住在上海兴国路），召集我们这些各地回沪的上海知青传达伟大领袖毛泽東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的一封回信。 当时传达中央（30号）文件精神的指示是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住所的隔壁小洋房的花园里，由于“十年浩劫”，泰安里弄居民革委会把这家房子的主人扫地出门，没收成了居委会办公地点。 当时，听到毛泽東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时，许多各地回沪知青热泪满面。 会后由居委会负责人组织本里弄在沪的各地上海回沪知青召开座談会，很多知青讲了许多在当地务农的各种棘手问题，需要中央乃至各地有关部必须解决知青的生存问题。 我当时也作了积极的发言，非常感谢毛主席老人家，在日理万机当中关心知青的冷暖生活，我们积极遵照毛泽東主席的指示，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但是我也清楚的知道根据中央（30号文件）精神我可以被调回上海，因为爷爷、奶奶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身边没人照顾。我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我父亲在1955年被判包庇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柒年，刑满释放后仍在安徽劳改农場工作。 后来“四人帮”被粉碎，1982年我父亲的冤假错案才得以平反，那是后话了。母亲承受不了沉重的政治打击，我3岁时就溘然去逝，幼年时伤痛的阴影始终在我的心中，但是只有勇敢坚强地面对，在薄情的世界里活出深情的自我。 听完传达中央文件没几天，我迅速乘坐工农兵12号轮，途径大連换乘火車，取道返回黑土地的小山村。翌年我被中央文件精神调回上海，我是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下乡的，也是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回上海的……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