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李大钊  《新青年》  老渔阳里2号内景  老渔阳里2号内景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成员  老渔阳里2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俞亮鑫 1920年6月，坐落在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秘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随后，第一批党员、第一份党刊、第一个党的宣言、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等，相继在这里诞生，铸就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起点。今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揭牌并对外开放。 一个历史性的约定 这座百年沧桑的石库门建筑，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称“柏公馆”。陈独秀曾担任过柏文蔚的秘书长，所以在此入住。推开黑漆实木大门，客厅就是《新青年》编辑部。客厅里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15分钟为限”，这是当年陈独秀对来客定下的规矩，也透出了筹备建党时的紧张气氛。 建党伟业为什么会和《新青年》编辑部紧密相连呢？这一点要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起。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也创办了影响深远的《新青年》杂志。《新青年》1917年从上海迁到北京大学后，由陈独秀和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八人轮流编辑，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新青年》领袖群伦成为影响一代人的精神标杆。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主要创始人是李大钊，他也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与《新青年》杂志结缘，始于1916年9月发表的《青春》。李大钊在《新青年》当编辑，还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它们都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文献。 1920年初，为了帮助陈独秀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捕，李大钊装扮成账房先生，雇了一辆骡车，在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中，送陈独秀秘密离京，转道天津坐船去上海。这风雪一路走了三天，两位北大教授在大雪中有个历史性的约定，就是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新青年》随陈独秀一起迁居上海，由此，老渔阳里2号既是编辑部，又是陈独秀的寓所。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拿着李大钊的亲笔信，来到老渔阳里《新青年》编辑部，与陈独秀秘密商讨如何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于是，建党伟业在此悄然启动。 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开会商议后，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就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最初取名“社会共产党”；陈独秀在征询了李大钊的意见后，8月更名为“中国共产党”。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可见“南陈北李”，彼此呼应，密切配合，共同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伟大约定。 中国第一批早期共产党员就产生在老渔阳里《新青年》编辑部内，他们大多是《新青年》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如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沈雁冰等。1920年9月，《新青年》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成了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刊物。 1920年11月7日，《新青年》的编辑们，又秘密创办了一份内部发行的理论月刊《共产党》，主编李达。同月，陈独秀起草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老渔阳里2号既是《新青年》《共产党》的编辑部，同时也是陈独秀和李达的寓所。可见，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第一次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都与这一红色地标有关。值得一提的是，李汉俊居住的树德里和李达后来居住的辅德里这两处石库门寓所，还先后召开了党的一大和二大，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都是把自己寓所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场地，为建党伟业作出重要贡献。 一个秘密红色摇篮 党的一大召开前，要求各地相继建立起共产党组织的信函，都是从老渔阳里《新青年》编辑部寄出的，它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召开中共一大，要求各地派出代表前来上海与会的通知书，也是从《新青年》编辑部秘密发出；就连一大召开遇到密探袭扰后向南湖转移，也是在此紧急决定的。它为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被誉为建党的红色“秘密摇篮”。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毛泽东作为一大代表和我党领袖，是建党“开天辟地”大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这段论述，清晰地将建党伟业与《新青年》联系在一起，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真实性。 参加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1921年9月4日为祖国荷兰《论坛报》写的《中共成立初期的情况》报道中说：“尤其是陈独秀教授。他几年前就发行的《青年杂志》，他是我们学说的坚定拥护者，最近出版的一期杂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那个杂志的读者群在八个地方结成了小组，他们已经决定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该党从今年起出版《共产党》月刊……”马林说的《青年杂志》就是《新青年》，他也证明了这份杂志与建党的紧密关系。他甚至把《新青年》的读者群与各地的党组织直接画上了等号。 可见，在推进中国共产党建党进程中，《新青年》起到了主导和组织作用。 以《新青年》为阵地，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著作，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普及，孕育了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翻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首先就送至《新青年》编辑部，由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才出版的。毛泽东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同样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还有《国际歌》，其中文版是由瞿秋白翻译的，并首先发表在《新青年》上。在革命征途中，只要你唱起《国际歌》，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 一代青年的朋友圈 在黑沉沉的漫漫长夜里，《新青年》唤醒了一代青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蔡和森、叶挺等，都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毛泽东回忆自己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了上课、阅读报纸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还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那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与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地点就是《新青年》编辑部。 周恩来1918年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太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恽代英给《新青年》杂志写信时曾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 可见，《新青年》对周恩来、恽代英等一代青年的思想观念变化，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 《新青年》像一颗冉冉升起的启明星，照亮了探索民族救亡的复兴之路，它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激励了一代奋进青年选择了理想信念。《新青年》的读者越来越多，朋友圈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和诞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建党伟业与《新青年》紧密相连，并通过它的编者群、作者群、读者群等这一朋友圈开始渐渐展开，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地方到全国，影响日渐扩大。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第一批共产党员、第一份党的刊物、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以及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国际歌》等都相继诞生在《新青年》编辑部的历史原因。这也是中共一大的“筹备处”和“秘书处”、中共一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局机关所在地等，都汇集于老渔阳里2号的秘密所在。 在《新青年》的编辑队伍中，人们可以看到，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袁振英、瞿秋白等，他们都是早期共产党人的先驱。在精英荟萃的作者中，人们也可看到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张申府等，他们都成为了党的领导人物。可见，《新青年》这一思想舆论阵地，聚集起了一批爱国忧民、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它不仅成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还进而成为建党的中心地。 历史不能忘记，《新青年》对建党伟业作出的重大贡献。老渔阳里2号这幢百年石库门建筑，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源头”。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