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这一辈子，始终坚守自己钟爱的职业，诚如古人所言：“的必先立，然后挟弓注矢以从之”，朝着既定的目标，奋力前行，这不能不算是人生的幸事、乐事。本人七十有六，其中有五十年行走在教育书刊之间，谋篇布局、雕章琢句，心系教苑春秋，情洒字里行间；虽无显赫声名，却也无愧我心。往事、近事，不可一一罗列，仅择要者，试图留下几张时代侧影、几段跋涉足迹。 初编教材经磨砺 1969年3月，我在赣东北一个煤矿子弟学校已当了一学期的初中语文教师，一天忽然接到县教育组的通知要我到省城——南昌参加全省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我到县里一打听，才知道这是省里来的通知，要求各县选派一人前去接受此项任务。我的一个大学同学闻讯后，立即向县教育组推荐了我，理由是：我在大学期间发表过长诗，还是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致敬电的执笔者之一，因为是个“写手”，所以被人们相中，不经意间开启了自己一生的编辑之路。 1969年4月初，江西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集中了全省一百多个教师，着手已经停顿三四年的教材编写工作。我一个二十四五岁的毛头小伙竟被当时省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指定担任语文组的负责人，我的手下有二十多号人马，其中还有两位来自赣南刚“解放”的南下老干部。初生牛犊，不谙世事，我就懵懂上阵，领着大家到图书馆找来“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课本、教学大纲仔细研读，到学校征求师生意见，和大家一起讨论、制定编写计划，着手资料的搜集和编写工作。 正当编写工作进行两三个月后，天将热，教材编写组接到省革委会通知，说省革委会要开会讨论教材编写工作，各个学科组要派一两人参加会议；我作为语文组的代表要去汇报编写情况。我到会场一看，时任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等军政要员均已到会，其阵势在地方教材的编写历史上，尚无先例。后来听说是毛泽东到江西视察时提及“复课闹革命”需要编写新教材，因此才有了这次破例的会议。会上我们简要汇报以后，主要由程世清一人高谈阔论；他的讲话自然变成了“指示”，这也就是当时的第一套教材不得不违背学生认知规律、贴上诸多政治标签的原因所在。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真正使我对中小学教材要义有所领悟的有两位高人。其一，是我在1971年遇到的原江西省委候补书记、当时被贬为省教育组副组长的黄知真（后任湖北省省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那年《红旗》杂志要江西撰写一篇关于教育方面的文章，黄知真从三篇候选文章中选中了我写的关于教材编写的文章来进行修改，并两次单独约见，教我如何修改。他明确提出了教材必须做到知识性、可接受性、连贯性的统一，教材初稿还必须经过相关专家的严格审定。我的文章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虽然没有发表，也不可能发表，而我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由黄知真亲自点名调入了省教育部门的直属单位——江西省教材仪器社（此后不久更名为江西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在前后多年数百名借调人员中，我是唯一一个正式调入“编制内”的“幸运儿”。其二，是1975年年末至1979年年中时任萍乡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组长、后任江西省副省长、国家教委副主任的柳斌。在那段时间里，江西的中小学教材将中学语文教材、小学语文教材分到两个地市编写，省里仍负责审定、出版、发行等工作。由此我和负责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的柳斌有了交集的机会。柳斌主持编写的教材敢于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注重体现语文教学的特点和规律，课文的选择、语文知识的安排都越来越科学、规范，在省内外教育界赢得一片赞誉。柳斌厚实的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待人真诚的品格同样得到同事们的一致称赞，我则想到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句话来评说柳斌。 杏坛期刊试身手 1980年5月，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江西教育》杂志准备复刊，我作为第一批编辑调入了江西教育社。为了筹集复刊号的稿件，我选择了南昌二中语文特级教师潘凤湘作为组稿对象。潘老师是我熟悉和敬重的一位教学改革者，他具有深厚的语文素养、强烈的改革意识以及丰富的班主任工作经验；潘老师发现语文教学费时长、效率低的问题，决意从培养读书能力入手来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我先后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潘老师班上听课，观察学生的表现，听取家长的意见，最后我慎重地向编辑部递交了我的组稿意见。潘老师的《语文教读法初探》终于在1980年9月《江西教育》复刊号上得以和读者见面。这篇文章引起了语文界乃至教育界的关注，事后还专门召开了由国内专家和教师参加的研讨会，这在当时的江西还是罕见的事情。 当时的江西教育社只有十六七人，编辑必须兼作记者。我们除了承担栏目的编稿之外，还要经常到学校去采访，不少名校、名师就出自我们的笔下。为了增强刊物的知名度，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我还特别关注一些国内名流的报道线索，及时跟进采访。比如，采访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刘佛年，撰写了《让每个学生都有进步》一文，采访作家、教育家姚雪垠，撰写了“姚雪垠庐山谈教育”一文，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就立即被其他报刊转载，读者也来信说，刊物给大家送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教育期刊怎样远离生涩，多些灵动，首先就要在栏目的设置上体现出来。《人民教育》杂志经过时任第四编辑室主任刘堂江的精心、独到运筹率先推出了“红烛”文艺副刊，并先后举办了全国“红烛奖”小说征文、散文征文比赛。我也“邯郸学步”力推《江西教育》办起了“春雨”文艺副刊，这在全国的教育期刊中并不多见，“教师心中的芳草地”一度成为了读者肯定这个栏目的热词。我自己也拿起笔来以一篇《钟情》参加全国“红烛奖”散文征文比赛，并获得二等奖。这篇文章事后收入多个选本，得到上海市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琴安精准、透辟的点评。 我于1985年12月被任命为江西教育社副总编辑。我除了做好编辑工作外，还要分管全社的经营工作。其时，社里正在编写一套增刊《小学语文预习》《小学数学预习》，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多种经营的绝好时机，立即和江西少儿出版社联系请他们把这两套增刊变成图书出版，并由我们自办发行。少儿出版社愿意进行合作，这两本书一下就发行了十多万册，为此后的经营活动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又进学海觅新知 1988年10月，我被任命为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一干就是六个年头。我在这里已过不惑之年，正值最佳的“充电期”。我和大家一起进行“中小学德育工作现状及其对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江西共大办学道路及其经验”“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等课题的研究。这些课题的研究使我补上了教育人生的重要一课，开始懂得了一个教育出版工作者注重夯实理论功底，培养理论素养将会受益终生。 作为一个编辑，我还兼任《江西教育科研》杂志的主编，坚持终审每期稿件。我还和大家一起在刊物上开展过“教育方针如何表述”“非智力因素的提法是否正确、科学”的讨论，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国内教育界的广泛关注。《江西教育科研》首次被评为国内中文核心期刊。 1993年暮春时节，由我主编的《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一书付梓之前，我特意赶赴北京请时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顾明远，为这本书写序。顾明远是一位谦和、儒雅的长者，他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顾明远写的序，决不是一般的应景之作，而是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的形成、发展以及如何学习、实践作了深刻、精当的阐述，使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国教育界巨擘一丝不苟、点石成金的治学风范。 我在教科所工作期间，改革开放的浪潮已经扑面而来，所里几个年轻有为的研究人员要不南下了，要不出国了，怎样才能留住人才安心科研呢？1989年，我带领一些科研人员编写了大中小学三本国情读本，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但是，怎样才能谋取长期、稳定的效应？这是我所面对的困扰和必须解决的难题。1992年7月，我经过反复地思考和调研，决定敢为天下先，举办全国第一所全省性的家长函授学校，并同时配合教学举办一份报纸《家教导报》。时过一年，我以省教科所的名义向省委办公厅写了报告，希望时任省委书记的毛致用能为《家教导报》题词，意想不到的是，一个月之后省委办公厅打来电话要我到毛书记办公室去取题词。毛致用亲切、平和，微笑着对我说：“你们办家长函授学校的确是一件好事，题词我写了两幅，你们去挑选吧。”毛致用的题词是“传递家教信息 提高家教水平”。家长函授学校就这样一直与家长相伴而行，坚持教育科研与普及家教知识相结合，时过28年一直办到今天，成为了地方教科所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 我曾说过，一个教育书刊的编辑如果不了解、不懂得教育科研是莫大的缺憾，省教科所弥补了我的这一缺憾。 人生难得搏一回 1994年2月，我又调回了曾工作过八年的江西教育社（后更名为江西教育期刊社）任社长。其时，我所面临的全国教育报刊界已是群雄突起，不少省市的教育报刊社已经拥有四五种甚或六七种报刊，实力强劲，可谓风光占尽。然而，我们的期刊社只有两种取得国内统一刊号的刊物，《教师博览》《小学生之友》虽已创办，但始终没有取得国内统一刊号，也就是说这是没有“准生证”的“孩子”，一旦遇到整顿、清理就会碰上难以预料的麻烦。因此，摆在我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以自己的实力跑进全国教育报刊界的第一方阵。 苦练内功，固本强基，这是我只能做出的选择。我把提高全社员工的综合素养当作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我做起，个个要做教育报刊赛场上“远距离投篮的高手”，练就“跳出江西看江西，跳出教育看教育”的襟怀和能耐，在期刊的品牌打造和经营管理上显成效、出亮点。我认为一个人的谈吐是他的气质和风度的外在表现，于是我向全社员工庄重承诺，在自己的任职期间要实现个人进修的“3个100”计划，即读100本经典名著、背诵100首名诗词或名人名言、撰写100篇文章。我也希望大家和我一样实现同样的计划。时间从哪里来？八小时之外。 为了营造一个团队学习、探究的浓厚氛围，我们建立了撰写专业论文的制度，每年都要挤出三五天时间，远离城市，找一个僻静之处，保证大家得以安静地读书、思考和写作，同时配套建立了论文评奖、出版等制度。 我还认为不会写作的编辑就不会理解作者的甘苦，就会缺乏识别、鉴赏的眼力，难以生发对作者劳动足够的尊重之心，只有“知其心”，才可“全其志”，所以期刊社建立了鼓励编辑写作的制度，其中包括对于能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有关人员均给予原稿酬两倍的奖励等内容。 面对多媒体已经形成的竞争态势，纸质媒体除了注重策划的前瞻性、独特性、连续性和倾心建立重点作者、签约作者队伍之外，确保编校质量是获取读者信任和青睐的关键一着。我特意请来国内一流的语言文字专家、编辑家来社内讲课，并建立了一支以《咬文嚼字》特约编审为骨干的印前审校队伍，以及另一支以省内知名编辑、作家、学者组成的印后审读队伍，期刊的整体质量因此得以稳步提升。 除此而外，我们以适应不同读者需求的形式开展读刊用刊活动，有力促进了期刊的发行，《初中生之友》《小学生之友》都创造了月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记录，《教师博览》月发行量也一度接近15万份。 上下同欲，齐心戮力，终于得到了回报。1998年，在国内报刊的整顿期间，《教师博览》《小学生之友》两个刊物同时取得国内统一刊号，在全国报刊界引起轰动。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梁衡对我和众人说：“一次批给你这样高素质社长两个刊号，我是放心的！”梁衡是被季羡林称为“中国政治散文第一人”的著名作家，我除了向他汇报工作外，两人曾有多次文人之间的纯情晤谈，此番赞赏出自为政、为文皆以严谨著称的梁衡之口，我被一种信任和托付而深深感动。2002年，我们又取得《高中生之友》的正式刊号。其间，我不会忘记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柳斌亲自向中宣部的领导多次推荐《教师博览》，时任中国教育报刊社常务副社长的刘堂江和我一起冒着严寒去找相关领导，介绍江西教育期刊社的情况。他们的关心是促成家乡教育期刊事业迈上一个新台阶不可或缺的因素。 1999年4月，一件我不曾想过的事情发生了。我应邀去北京为中国教育报刊社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及所属《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等五种报刊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做题为“教育报刊编辑的综合素养及其培养途径”的专题报告。据我所知，至今全国教育报刊界只有本人能有这样的机会去和京城的大腕们交流，这是中国教育报刊社对我无言的赞许和奖赏。 2003年1月，我获得经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评定授予的“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这算是对我职业生涯谢幕前的一份高规格的贺礼。 不改初衷求心乐 2006年1月退休以后我曾在原单位返聘两年零八个月，那时即写“学会忘却”一文以自勉，行政事务一概不问，闲言碎语一概不听，只希望重操编辑旧业，再立一个“3个100”的自修目标。 退休之后朋友的圈子小了，书房的位置却大了。我有了宽裕的时间更从容地品读各种各样的书刊。2007年6月《江西日报》就在“百家书话”的栏目里连续发表四篇我的读书心得，能和更多的读者分享读书的快乐，这是何等荣幸。 写作，依然是我常有的冲动，为的是实现原先工作期间不得不搁置的那些愿望。我从办公室带回家里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审读、审校专家们多年以来的审读、审校报告。这些宝贵资料成为了我无声的老师，以此并结合我平时积累的资料写出了报刊编校工作中的常见错误及其分析、100个字词常见错误辨析的研究报告，有些报刊社已经把它们当作编校工作的参考资料。“绳断细处，功在细处”，这是我在《中国编辑》杂志上一篇文章的标题，不经意间变成了对后辈同道的殷切忠告，有些报刊社的编辑居然把它写成大字张贴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用以策励自己。我还为老朋友、老领导柳斌的诗集，为中国教育报刊界的杰出领军人物刘堂江举办《中国教师报》《未来教育家》的编辑创意以及他领衔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热血师魂》，认真书写赏析心得，以表达我对他们二位引路人的由衷谢意和敬意，我应约为上海、江苏、河南教育报刊社的原负责人的文集、诗集撰写评论，为我们的友谊续写新篇。“缀文者情动而辞发”，我除写作论文、评论之外，散文、杂文以及诗歌均愿涉猎，虽杂而不精，但求文理自然，抚慰自我。现在算来，又一个“3个100”的人生计划已经实现。说来有趣的是，我竟敢先后参加各种报刊的四次征文比赛，而且都有奖项收获。特别是2012年6月为了纪念自己参加高考50年，我参加了《信息日报》的高考微作文大赛并获奖，其时年轻的颁奖者见到我这个年近七旬的老头儿不由地由惊讶变成了赞叹。 实际上，退休以后我和编辑工作一直情缘不断，我先后做过全国教育类报纸的审读工作并为全国教育类报纸的总编们讲过课；还做过江西省赣版图书的审读工作。此外还担任过《知识窗》（教师版）的顾问三年多，从2013年6月起至今在《老友》杂志社，先是担任印后审读专家，后是担任印前审校专家。回头一望，审读、审校的字数总共已逾1000万字，可以说均无发现重大疏漏，聊以自慰。《老友》杂志曾为我专门写了一个长达1000多字、褒奖有加的书面评价，权当对我又一次“应考”的高分评定。 我还曾数十次走上《中国教师报》《未来教育家》以及上海、山东、湖北、安徽和省内多地的讲坛，纵论育人真谛，畅谈编辑甘苦，品味家教文化，细说千古匡庐，得到了与年轻新锐接触、交流的机会。 2014年10月24日的《江西日报》以“我们都是文艺青年”为题，整版报道了江西省各个时期的文艺青年，本人作为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文艺青年首列其中。喜读这张报纸，我不禁思绪万千、情动于衷：一个人的青年时代转瞬即逝，而只有那些始终如一热爱自己事业并为之不懈攀登的人，才会永葆奋进的姿态。即便时届老年，生活也会自有别样的释义和精彩。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