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夫油画《真理的味道》，画的正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那个关于“真理的味道是甜的”的故事，当时陈望道只顾奋笔疾书，误把墨水当成红糖水
1920年初春,陈望道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进行《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4月下旬，这部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终于完成。 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同年8月,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初版印刷1000册（红色封面），9月份再版1000册（蓝色封面）。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其中，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初版本因迄今发现的数量稀少，十分珍贵。
 何建明 今天是党的生日。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和早期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这座光荣之城，犹如一块吸力无限的磁石，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奔向这里。在那段峥嵘岁月里，革命者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国，慨然前行，浴血奋斗。 书写革命者群像、弘扬革命者精神，也是文学界重大命题。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新著《革命者》新近在沪出版，以文学形式重述早期党史，一一打捞曾在这片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的故事。该书入选中宣部2020年全国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可以说是“四史”学习教育的生动读本。 100年前，陈望道同志翻译的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正是在上海诞生。它如一束迷雾中透出的阳光，迅速驱散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者头上笼罩的阴霾，也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今天开始，文汇报将分三期对《革命者》进行选摘，和读者一起重温革命先烈在上海前赴后继作斗争的岁月，更好地挖掘传播“四史”中蕴含的初心之源、奋斗之魂。 ——编者 1 1920年初的上海格外寒冷，雪花覆盖了黄浦江两岸，法租界的渔阳里一片银装素裹。 “但我感觉到了你们身边，如同靠在熊熊燃烧着的熔炉边一样，格外温暖！”陈独秀踏着雪水，来到环龙路渔阳里2号，见了李汉俊、陈望道等后，把身上的大衣一脱，一边与他们一一拥抱握手，一边激情道。陈独秀是个情绪始终激荡的人，他坐下来就开始与李汉俊、陈望道等商量一件大事： “俄国革命已经胜利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政党。这次在离开北平时，我与李大钊先生就讨论过这事。此行到上海来，就是想与诸君一起完成此大业！” 陈独秀屁股一着凳子，就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任务与观点。 “成立政党，必须先有思想上的准备啊！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和传播非常混乱，应当有个权威的阵地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出去。”陈望道说。 李汉俊说：“我同意望道的意见。建党必须先得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透、研究好，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所以我建议：一是可以仿效日本政党的做法，先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尽快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 陈独秀频频点头，说：“你们的意见极是。组建政党必须理论开道才是！”他边说边在屋子里走动着，突然停下道：“这样，我们第一件事，是尽快把《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然后想法在汉俊你们的《星期评论》上发表。第二件事是：马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还有，我也尽快把《新青年》从北京再搬回上海，要让它成为新的政党的机关报……” “完全同意仲甫先生的意见，我们马上分头行动！”李汉俊和陈望道异口同声表示赞同。“仲甫”是陈独秀的字，早期党内的同志都这样称呼他。 后来，李汉俊把自己从日本带回的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望道。这既是陈独秀的意见，也是李汉俊的意见，他俩一致认为陈望道的日语水平好，英语又比他俩精通。 “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必须字字翻译准确，此事非望道莫属！”陈独秀紧握陈望道的双手，深情地道，“拜托了！”末后又说：“现在是越快越好！望道，你最好别在上海，躲到哪个世外桃源去把它突击翻译出来吧！” 陈望道苦笑道：“那只能回我老家义乌了！那儿就是你们想找我也一时不容易找得到了！” “太好了！”李汉俊一听也兴奋了，说，“我随时把《星期评论》的版面给你腾出来。” 陈独秀马上摆摆手：“可不是仅仅在你的《星期评论》上发，还应该出单行本！让所有中国革命者和进步的青年们人手一册！” 李汉俊和陈望道相视一笑，这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同路者的信仰。 2 有一个“镜头”本来并不打算写，但因为我几次去过浙江义乌，对“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印象太深，故专门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老家走了一趟。他的故事也深深地烙在我脑海—— 从上海到浙江的小县城义乌，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高铁。然而在一百年前，仅从杭州到义乌，就需要一天时间。再从义乌到陈望道的老家分水塘，则需要两天时间，因为那里根本没有路，需要翻山越岭。 陈望道的父亲是当地一户小财主，但陈父非常有远见，一定要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出去，且要送到日本去“留洋”。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陈望道，他在上海将大半生献给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教育事业…… 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两本外文版《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里既寒冷，又寂静。 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一间放柴的屋子里搁了一张桌子，开始了他的翻译。 “融儿，这里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吧！”母亲趁着送饭的时候，一边给他的双腿披上一件厚棉裤，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这样唠叨着。 “不妨。这里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埋头继续翻着那本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 “你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那酸菜，就马上想起你包的粽子，没法比！”陈望道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道。 “你爱吃，就天天给你包喽！”母亲收起儿子扔下的粽叶，轻轻地退出柴屋，又悄无声息地关上门。 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乏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斯·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焰，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心头升腾起一股汹涌的巨浪：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呀！ 你听，其声如擂鼓，振聋发聩——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有权力的人都因为要驱除这怪物，加入了神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涅基佐，法国急近党，德国侦探都在这里面。 那些在野的政党，有不被在朝的政敌诬作共产主义的吗？那些在野的政党，对于其他更急进的在野党，对于保守的政党，不都是用共产主义这名词作回骂的套语吗？ 你听，其声如擂鼓，让人清晰明了—— 由这种事实可以看出两件事： 一、共产主义已经被全欧洲有权力的人认作一种有权力的东西。 二、共产党员已经有了时机可以公然在全世界底面前，用自己党底宣言发表自己的意见、目的、趋向，并对抗关于共产主义这怪物底无稽之谈。 是的，全世界“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这就是世界的未来！中国的未来！ 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动的时候，他便高声地用英语或用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蹿出柴房，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尽管他的母亲和乡亲们听不明白那“叽里咕噜”是些什么内容，但知道吃了“洋墨水”的陈望道一定是在做“正经事”，于是他们时不时悄悄地跑到陈家的那间柴房门外，瞅几眼，然后抿嘴笑笑，再悄悄地走开，“人家在做学问，别打扰他”！ 古朴的山民，让陈望道得以静心安神、全神贯注地进行自己的翻译，神驰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的世界风云。年轻的陈望道仿佛看到了发生在1870年法兰西国的那场血腥战斗—— 欧洲争霸之战的普法战争中，法军惨败。9月，巴黎革命推翻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十万普军直逼巴黎，法兰西首都的工人们奋起抗战。然而，第三共和政府害怕工人武装甚于害怕普鲁士军队，在血腥镇压了巴黎人民的两次武装起义后，竟然同普鲁士签订了停战协定。 1871年2月，法兰西卖国贼梯也尔组织新政府，继续执行出卖民族利益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3月18日凌晨，梯也尔政府派兵偷袭蒙马特尔高地的停炮场，企图解除工人武装。巴黎工人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击溃了政府军，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巴黎市政府。3月28日，新当选的公社委员朗维埃庄严宣布：“我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公社成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由此诞生。 但巴黎公社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乘胜追击梯也尔政府残余。结果，梯也尔重新纠集武装力量，并勾结普鲁士军队于5月21日攻入巴黎市区。一周激战，5月28日凌晨，巴黎公社战士弹尽粮绝，最后的147名社员在拉雪兹神甫公墓东北角的墙下全部被政府军队屠杀……血染巴黎街头，其景惨不可睹！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巴黎公社委员、公社领导人之一的欧仁·鲍狄埃所写的诗，后被谱曲而成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歌曲——《国际歌》。 而此刻，我们的中国义乌青年，则用他那娴熟的英语和流利的日语交替着诵读这位法兰西革命诗人的诗。年轻的陈望道完全沉浸在悲愤与激昂之中。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这是卡尔·马克思的话。 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并且更加坚信它就是人类和中国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这位义乌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唯有笔头在纸张上“沙沙”作响…… 这时，母亲拎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进了屋，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不敢打扰，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掩上。唉，这书呆子！出门的陈母轻轻地叹了一声，回到距柴屋五六十米的宅院，忙着做家务去了。 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柴屋两边是邻家的大房，雨水从屋檐滴下，恰好落在柴房的小半边屋顶，“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小，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与文献译著之中的陈望道，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只是偶感饥肠辘辘时，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桌上的粽子，也不看一眼，用左手手指扒拉着解开粽叶，然后习惯性地在碟子里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咀嚼着那母亲专门为他包的香喷喷的粽子。他觉得很润、很甜，就这样边吃边译…… “融儿，红糖够不够呀？”这是母亲的声音，她怕打扰儿子，就站在门外问道。 “够了够了……蛮甜的了！”儿子在里边传出话来。 母亲再也没有多问，又回到庭院忙活去了。快到傍晚时分，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柴门，去给儿子收拾碗筷。嗯？碟子里的红糖咋没动？母亲觉得奇怪，便看看仍在埋头写字的儿子，越看越不对劲：“你的嘴上咋弄得这么黑呀？” “啥？”陈望道这时才抬起头来。 “哎呀！尽是墨哪……”母亲叫了起来，“你咋把墨弄到嘴里去了嘛！” 陈望道顺手往嘴边一抹，再一看，便哈哈大笑起来：“是我刚才把墨汁当成红糖蘸着吃了……” “看你！”母亲心疼地看了一眼儿子，嘀咕道，“你啊，一有书看，有字写，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跟糖能一样吗？我看哪，都是这书把你搞糊涂了。” 儿子笑了，说：“我没糊涂，你的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也很甜呢！” 3 陈家母子的这段对话和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将墨汁当糖吃的故事，后来流传开来，于是我们都知道了“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 陈望道完成翻译之后，立即返回上海，将中文译稿交给了李汉俊和陈独秀，这两人便进行逐一校正。陈独秀对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大加赞赏，但是说到出版，囊中羞涩的陈大教授就有些为难了。 李汉俊刚回国就投身宣传马克思主义，所办的《星期评论》杂志本来就是自己和朋友掏钱的赔本买卖，已经入不敷出。陈望道苦干了几个月的“义务劳动”，因为没有印刷费，一下陷入无法出版的境况。 已经几个月没薪水的大教授陈独秀无奈地双手一摊，耸耸肩，自嘲道：秀才想打仗，没钱买枪炮……实在是愁煞人啊！ 就在这个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派来一位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第一站到的是北京。他首先找到了正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的李大钊，向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李大钊则向维经斯基介绍中国的革命形势和五四运动的过程与性质，同时李大钊又把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等进步学生介绍给维经斯基。之后的几天日子里，维经斯基和李大钊等多次相约在刚刚建成的北大“红楼”的图书馆见面和座谈，共同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 随后维经斯基在李大钊的介绍下，来到上海，迫不及待地去见当时进步知识界极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陈独秀。 “我们现在是要啥没啥，除了一张嘴和一支笔外……”陈独秀对维经斯基的到来，十分高兴，见了客人，他的直性子就上来了，因为此时他正愁没钱出版《共产党宣言》的事。 “这个我们支持！”维经斯基说。 “哈哈……看来革命不能光是呼口号，还得有经济实力支撑！”陈独秀大喜。他随即交代李汉俊：“找个可靠的书局，抓紧印！” 很快，第一部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诞生了！它如一束迷雾中透出的阳光，迅速驱散了那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者头上笼罩的阴霾……很有意思的是，可能因为时间仓促，第一版印刷出来的《共产党宣言》的封面，竟然把著作名错印成“共党产宣言”。如今我们在历史档案馆和上海图书馆可以看到这个版本，它也让我们知道了当时的革命者渴求真理的急切心态及工作状况，因为出书的整个流程可能就是一个人完成的，而且是在秘密又缺钱的状态下进行的。 错版的《共产党宣言》很快被纠正。一部一般中国人能读懂的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出现，给上海乃至全国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以极大的鼓舞。大家从导师的《宣言》中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 之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开辟了许多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事件与创举，比如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即文学家茅盾)、邵力子等；比如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为书记，后他到广州赴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指定李汉俊负责，骨干有李达和陈望道等。 之后，李汉俊等根据陈独秀的指示，便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名义，与北京、长沙、武汉、山东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通信联络，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到底叫‘社会党’呢还是……”陈独秀在党的名称上有些拿不准，便与北京的李大钊商量。 “蔡和森来信建议叫‘共产党’！”李大钊道。 下面的许多事我们都知道了：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地址是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该房子是李汉俊和他哥哥李书城的寓所，人称“李公馆”。 中国的伟大历史就从这里掀开了新的一页。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和旅日的周佛海以及代表陈独秀的包惠僧，共13人。应该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为身份不便加之保密需要，反而没有参加。北京小组的代表邓中夏，因为要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年会而临时换成了只有19岁的刘仁静参加。 出席“一大”的代表中，李汉俊、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后来都是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 （摘自何建明《革命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因篇幅原因，刊发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