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有眷恋，终究还是难忘。 江西贵溪圳坢林场知青50周年大团聚后，我决定写这篇文章，祭奠我们的林场，祭奠我们曾经的岁月。  被上山下乡的中学生 1970年我们插队于江西省贵溪县河潭埠圳坢“五七”油茶林场。一大堆前缀主要是地名，之所以叫“五七”，是因为文革前夕的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圳坢“五七”油茶林场在原林业大队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专门接收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后来人们把那一系列前缀词去除，简称为“圳坢林场”。可笑的是，当年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去林场时，大多不认识“圳坢”这个词，都读了半边音。 我们第一批下放圳坢林场的上海知青，共64人，大多初中生，年龄都在16、17岁的花样年华，少数高中生才20岁左右，来自于原卢湾区瑞金街道，当时所谓的上海“上只角”地区。说来惭愧，我们这批人都不是上山下乡的积极分子，都是因各种原因在里弄待业过一两年的，实在是被当时上门动员的锣鼓声敲得耳朵振聋心发跳，没辙了，才不得不报名上山下乡的。直到今天我们中不少人还留有后遗症，只要一听到锣鼓声响，心就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上海知青在农村的第一个家 谭汉青就是在锣鼓声的逼迫下，带着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同来圳坢林场插队的。 他家兄弟姐妹6人，父亲是工人，每月工资66元，母亲无业。他是老二，上有一个年龄相差10岁的大哥。因为大哥在上海工作，1967届毕业的他就注定要去郊区或外地农村。紧挨他毕业的是1968届的弟弟和1969届的妹妹，这两届毕业分配的方案是“一片红”，就是全部分配去外地农村，而且是到贫穷或边缘的省份——江西、安徽、贵州、云南、吉林、黑龙江。一场文革将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上海竟然无法安排自己的学子就业、就学。才十六七岁发育未全的中学生全部下放外省农村当农民，这在今天简直是匪夷所思的。 谭家仨兄妹老三届齐全了，却都在家里“吃闲饭”，于是动员的锣鼓队天天挤满了他家所在的小小弄堂。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有适龄孩子不去上山下乡的，父母就要停职、办学习班。眼看父亲连区区66元工资也保不住，懂事的谭汉青决定带弟妹走了。大哥舍不得，铺开一张全国地图，手指在上面划来划去，最后停在了江西的版图上：“就到江西去吧，离家近些，还可以吃到大米。” 一报名，立刻领到了购买脸盆、旅行包和蚊帐的票证。谭氏三兄妹第一次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多少有些兴奋。但同时购买三套行装，对父母是不小的负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他们没有向父母要钱，是大哥主动给了些钱。谭汉青去沙发厂购买论斤称的人造革边角料。回到家用纸板打样，擅长手工的他把一块一块碎料仔细地拼接起来，然后裁剪、缝纫、打上铆钉，制成了三个旅行袋、三个马桶包。马桶包是当时正流行的一种背包款式，不少人见了还问：“你这包是从哪儿买的？”。他又淘来木板条，用铁钉敲打，制成了一大一小两个箱子，大的兄弟俩合用，小的给妹妹。妹妹谭雪影同样心灵手巧，没钱置办出行的服装，就用裙子改成衬衫，将短了的裤腿接上一截布料。她还学二哥样，用家里的零碎布料拼成三个枕头套，枕套边还缀上了一道别致的花边。 三兄妹的上山下乡，还有为大哥腾出结婚空间的意愿。一家人虽然住在上只角的永嘉路，但家是汽车间，一大一小两间房总共才20平方米，大哥已经有女朋友了，因为无房无法结婚。 三兄妹临行前，大哥将自己用3元钱从“淮国旧”（淮海中路国营旧货店）淘来的一台简易照相机，当作珍贵的礼物送给了谭汉青，谭汉青又去淘了一些便宜胶卷。正是因为有了这台照相机和胶卷，后来圳坢林场知青的倩影才留了下来，当时除谭汉青外，64名上海知青中没有一人拥有照相机。 谭氏三兄妹走后没几个月，大哥就在8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结婚了。三兄妹都没回来，没钱，也没假。 项秉清的下乡更属于无奈，她从小患有哮喘，别人可以持着医生证明在家待业，但她不能，因为她出身不好。其实她的爷爷项松茂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创始人，五洲药厂和固本肥皂厂都是他开设的，1932年因为支持抗日将士惨遭日本人杀害，今天我们还能在上海历史博物馆看到项松茂的照片和介绍他事迹的专栏。但是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个家族的成员受到太多的冲击，公私合营后项秉清的父亲便被定为“坏分子”。一家人被赶出宽敞的南昌大楼套房，驱逐到长乐路上一个低矮得连家具也搬不进的底楼。文革中她父亲被监督劳动，工资割到了每月26元，根本无法维持家庭生活。一家七口全靠亲友和好心的邻居们接济。连米店、酱油店、水果店的营业员看到她母亲来买东西，也会同情地塞上一大堆东西给她，只是象征性地收点小钱。 我知道项秉清的名字，是在批斗她父亲的大会上，当时我作为里弄重点动员对象被拉到批斗现场接受“教育”。只见她父亲微胖的身躯，低着头，满脸通红，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他的罪名就是家有两个适龄上山下乡的女儿，结果一个投亲插队到宁波嫁了个地主的儿子，另一个还待在家里，指的就是项秉清。 我与项秉清是被同一节车厢拉到江西贵溪，一同分到圳坢林场的，后来同宿舍三年，成了终身的好朋友。 周晓沪，是我们64人中成分最高的，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父亲曾是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5月上海解放，8月女儿出生，拂晓了，天亮了，父亲给心爱的女儿取名 “晓沪”。晓沪是1968届高中毕业生，因为是家中的独苗，毕业分配时她没有立刻报名下乡，想等一等，看看对独生子女有没有宽松的政策。为了避开上山下乡的风头，父母让她回宁波老家的亲戚家住上一个阶段。 1969年晓沪是在宁波度过的，倒也风平浪静。一年后回到上海，锣鼓声就在家门口敲响了。动员的人对她说：“你父亲已经被打倒，现在是否能得到解放，就看你了！你若赖在上海不走，你父亲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晓沪看到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阴沉，母亲常常在厨房抹眼泪，感到深深的自责，决定报名下乡去。 她的行装是父亲给打理的。父亲是个十分严谨的人，用塑料布把棉被包扎得方方正正，用报纸把木箱里的物件一个个裹得严严实实。临行前父亲还给了晓沪一个小闹钟，当时钟和表可是稀罕物啊！ 是父亲一人到火车站为女儿送行，母亲在家哭得出不了门。火车的汽笛一响，晓沪看到向来刚强的父亲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所以我们这批16、17岁的中学生来圳坢林场，大多都是被逼无奈，没有一个是自觉自愿的。 知青生活开始了 想象中的林场，应该犹如黑龙江大兴安岭，茂密森林，大树参天，但圳坢林场不是，一片红土岗，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低矮的灌木丛，这儿土层很薄，没肥力，也不见机械化操作。油茶一般适宜生长在土层深厚的酸性土，而不适于石块多和土质坚硬的地方。但在人定胜天的时代，什么样违背科学的事人们都敢想敢做啊！ 之前的林业大队留有一些油桐树的，组建圳坢林场后就拔掉油桐树，栽种油茶苗，口号是 “将万亩荒山变成万亩油茶林”，其实圳坢林场根本没有万亩的面积。 从上海来的我们根本没见过油茶，也不知道怎么耕种和栽培，更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荒山上种植油茶，只知道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脱胎换骨改造自己”。当时给我们的指标是每人每天打树洞80个，要60厘米长、宽、高，检验时用60厘米长的竹片两根，组成十字型，放到洞底。我们的工具是最原始的猪八戒用的铁耙。用铁耙在荒山打洞，就像是在铁板上敲钉子，只见火星喷射，石片纷飞，有时一用力连铁耙头也飞了出去。我们个个的手掌磨出了血泡，结起了茧子。树洞打成后便在底层铺些野草，说是腐烂后可充作肥料。然后培土栽苗，树苗栽上后就要浇水，等成活了再松土、施肥。 除了种油茶苗，我们还种两季稻，一季麦，还要种蔬菜瓜果。比起插队在农村的知青，我们除了有食堂不用担心三餐外，劳作上要辛苦得多，一个月只有两天时间休息，还不固定，大多安排在无法干活的雨天。 我被分在林场三队，三队离总部一二里路，有点“天高皇帝远”的境地。这儿不像总部都是新垒屋，我们住在摇摇欲坠的旧屋里。屋前屋后罕见地有几棵泡桐树，泡桐树间还竖着一个标语牌，上面用油漆刷着毛泽东语录“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我们刚下去时，队里还有一些1965年下放的上饶老知青，以及从南昌下放的学生和机关干部。圳坢林场成立三个生产队，一队大多是从附近村庄迁来的农民组成的，二队、三队安插知青和下放干部。队长都有贫下中农担当，场领导以南昌下放干部为主。林场总人数不会超过150人。 我被分配在远离总部的三队。三队知青中数马炳生年龄最小，1970年下乡时还不到16岁。他特别活泼，那天在三队刘凤根队长举行的欢迎会上，他还高兴地掏出口琴，吹了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谁料一天半夜，从小马屋里传出了哭泣声，原来再过几天就是他16岁的生日，睡梦中他想家了。 三队的上海知青一合计，决定为马炳生举行一个生日派对（那时还没这个名词，只能叫聚餐）。因为下乡才一个月，每个人的行装中都有父母准备的食品，如酱油肉、香肠、咸肉等，大家各尽所能，小方还取出了当时十分稀罕的梅林罐头厂生产的午餐肉罐头，我们再买了一些蔬菜，就请当地人老陈为大家烹调。 1970年11月23日，马炳生16岁生日的当晚，知青聚餐开始了。我们借来了小木桌，摆在了食堂门口的长廊上，每人带了一个竹凳围坐一起，桌上摆放着十多盘菜，以肉类居多，这在当时当地绝对属于上乘食品。长廊边的房门一扇扇打开了，人们探头朝我们这边望一望，有到食堂打水的经过我们身边友好地笑一笑。上海知青集聚一起说着家乡话，尝着家乡菜，那种相濡以沫的感觉油然而生。马炳生的话多了起来，他在异乡的第一个生日是上海知青们同他集体过的。 三队有不少上饶知青，年龄略比我们大些，他们大多是在1965年被动员下放的，因为当时的上饶工商业不发达，无法解决城里人的就业，文革前就动员年轻人到周边的垦殖场就业。上饶知青被叫作“老职工”，也许因为对前途的无望，老职工大多早早成了家，有了一两个孩子。经常从他们房里传出夫妻吵架声、哭闹声，贫穷和无望带给成家男女的往往不是甜蜜，而是苦涩，这让刚踏上社会的我们很是心惊。 1970年岁末，为辞旧迎新，也为了欢迎我们，林场大聚餐，食堂准备了丰盛的菜肴。上海知青第一次尝到了江西的粉蒸肉，第一次喝到了江西的酿米酒，酒醉饭饱中一时也忘了思乡之苦。 回到三队驻地我们还在兴奋中，睡下不久忽然被屋前屋后的骚动声惊醒，仔细一听有哭声、脚步声。大家不约而同地披衣出门，朝着喧嚣声方向奔去，那是上饶知青大佬邹和官茶花的房。进门一看不由得楞住了，大佬邹手足无措地在哭泣，他的妻子官茶花直挺挺地吊在房梁上，脚下是一个踢翻的竹凳。原来夫妻俩因为一些琐事闹别扭，官茶花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 “赶快用剪刀把绳子剪断，把人放下来。”有人说。 “不能剪，要先把人抱下来，再剪绳。”上海知青杨培任说，他知道一旦绳子剪断，突然的压力会使人丧命得更快。 官茶花被放在了地上，围绕她的几乎都是我们三队的上海知青，有的大胆地伸手探她的鼻息，有的匆忙地翻着《赤脚医生手册》，那是我们下乡时人手必备的小词典，2.5元一本，但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懂急救常识。官茶花的好友、上饶知青小寿赶来了，这位“铁姑娘”胆子最大，俯下身去，对着官茶花做嘴对嘴人工呼吸，不见效果。于是有人赶忙去找场里的章医生。 章医生来了，检查一番，宣布死亡。 杨培任等人帮着把官茶花抬到了床上。我们几个女知青也就离开了，我抱着官茶花8个月的女儿，襁褓中的女婴还在沉睡中。 女知青们都不敢回自己房，一起拥到了我与项秉清的小屋。两张单人床挤着横睡，一张床3人，另一张床4人。官茶花的女儿与我顶着脚睡，她靠墙，我靠床沿，她热乎乎的小脚一动，我的心里就一抽，这个失去母亲的女婴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 隔了一天，官茶花的父母从上饶赶来了。林场副主任与三队队长刘凤根张罗着，用杉木为官茶花做了口棺材，并帮着把棺木埋在了三队排屋前的高岗上，没有墓碑。 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死亡，也是我们上海知青到达林场的第一堂生死课。 也许因为三队远离林场总部，上海知青比较团结，干活也比较卖力。我们白天干活互帮互助，晚上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知青中凡回家探亲的，我们都是集体迎送，挑着扁担走得最欢的是小朱，他的父亲顶着“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帽子，所以他干什么都比别人积极。谁到了上海，就负责为其他知青家送江西老母鸡、花生等，回林场前又去一家家收肥皂、白糖、罐头、衣服等，一带就是十来个旅行袋，我们也因此熟悉了彼此的家人。至今都有那种记忆，每回从上海到达菡潭车站时，头一伸出车窗，见到站台上顾盼张望的同伴的身影，心里就热乎乎的。 说起来我们还集体做了一件坏事，我还是领头的。队里有位老职工对我们上海知青总是很看不惯，言行上很是不逊，我们气得闷在了心里，商量着要惩罚他一下，于是决定拿他养的一窝鸡出气。趁回沪探亲我到药房买了一袋老鼠药，回林场后由男知青撒在他的鸡窝周围。第二天一早就听到他夫妇俩的哭嚎：“我的鸡怎么死了哎！”我们几个躲在屋里，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吱声。 现在想起来很惭愧内疚，那窝鸡是当时他家的唯一财产啊，请原谅当年的我们少不更事吧。 藏龙卧虎之地 让我们下乡时的名义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到了圳坢林场，贫下中农寥寥无几。回想起来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刘队长——刘凤根。 刘队长，挺拔的身躯，国字型脸，相貌堂堂，总是赤着脚，肩上扛着一把锄头。每天一早，他在屋前屋后口哨声一响，我们就跟着他出工了。那时的队长，样样事身先士卒。刘队长干活是一把好手，插秧、犁地、匀河泥、打水沟……都是他手把手教给我们的。 不同的是，我们知青都买饭票吃食堂，刘队长回到家还要生火起灶，自己煮饭菜。虽说那时他拿高工分，但也只比我们多了几元钱，又有着四五个孩子，怎么算都属于贫困户，有自留地种的菜，菜票就省下了。但刘队长也真有骨气，看着我们知青从上海带这带那来，他从没开口向我们索要过，也没见哪位知青上他家送过什么。 刘队长对知青的管理很军事化，吹哨出工吹哨收工，晚上不时有会议，不是冗长的那种，都是布置工作，总结经验，说完就散会。后来才知道，刘队长当过兵。他一口贵溪话，却听说不是当地人，原籍在江苏宜兴。但刘队长对自己的经历闭口不谈，他的脸上也很少有笑容。因为他的不苟言笑，我们都有些怕他。但印象中刘队长从没骂过任何人，哪怕批评也是对事不对人的。 我是最早离开林场的，没向刘队长告别，但对他莫名地心怀敬意。所以1985年我出差南方时，特地去了圳坢林场。人们告诉我，刘队长现在县城开了一个小卖部，我就赶去了贵溪县城。见到我，刘队长再也不是往日的严肃，脸上笑容几乎没消失过。他还特地送我去火车站，车子开动前从窗口递上一包食品给我，我推辞着，我都没给他带见面礼啊！刘队长脸一下子沉了：“如果你嫌弃，等我转身后你可以丢掉，但现在一定要拿。”我不得不收下了他的心意。 2000年河潭埠知青下乡30周年大团聚时，刘队长也来上海了，受到大家的欢迎，李桃喜等邀请他到家里作客，我在酒店设宴招待他与另外几位长者。 2000年刘队长在女儿（左）的陪伴下来上海参加知青大团聚活动 2010年11月我们部分知青再回圳坢林场，得知刘队长已于当年清明节前因脑梗去世，时年89岁。他的女儿建华拿出了刘队长留下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下了我们64名上海知青的名字，而为首第一个是我的名字，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 后来建华请我写家史，给了我一堆资料。我才得知刘队长原来参加过志愿军，上过抗美援朝第一线，参加了上甘岭战役。他在部队屡屡立功，1955年退伍返乡后在宜兴县鲸塘乡政府工作任乡党委委员。1957年为响应党的号召号召，他退职回乡。不久被抽调参加水电建设任指导员。但在水电站工作期间他受到不公正对待。 也正在这时，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村里饿死人了，刘队长的父母也饿死了，为了活命，1959年刘队长到江西打探，发现江西是产粮省，饿不着。又值上饶林垦处正在招工，于是刘队长回乡后带着一家三口以及亲戚们来到江西。但户口与组织关系被卡在原籍，一家人便成了“黑户”。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黑户”没有了粮油关系生活会遭到很多磨难，而失去了部队的功劳证、复员军人证明、中共党员证明的刘队长，也因此结束了他前半生的所有荣耀，不得不屈尊在圳坢林场谋生。 建华说，当年父亲是挑着担子把她带到河潭埠的，才两岁的她坐在扁担的前一个箩筐里，后一个箩筐装着一家三口全部的家当。父亲光着脚板挑着担在前面走着，母亲在后面跟着。路过红薯地，小建华还嚷着要吃红薯。 建华不止一次地对我们上海知青说：“我父亲一直关注着你们，他真是以你们为骄傲的，与你们知青在一起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 也许只有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刘队长才能忘记了炮火中的紧张，忘记了被“黑户”的委屈，忘记了失去组织关系的彷徨…… 我这才明白刘队长为什么对我们知青感情那么深，都是独在异乡为异客，又因为自己坎坷的经历，他才会对我们怀有深深的同情和爱怜。 三队附近有一块园地是专种梨树和桃树的。春天是梨花桃花盛开的季节，先是粉色的桃花悄悄地绽放了，接着是大朵的梨花毫不示弱地争艳了，果树林里，白色夹杂着粉色，煞是一幅好看的水粉画。 于是就成立了一个班，叫园林班，杨培任、马炳生、项秉清和我在园林班，还有一个懂园艺栽种技术的“老右”吴廷海，我被任命为园林班班长。一群从城里来的学生娃，只会吃水果，哪里懂什么果树栽培技术，果树能丰收，全靠“老右”吴廷海的指点。 我们生产的梨子叫麻壳梨，黄褐色的表皮上有点点麻子，只适应在赣东北的土地生长。麻壳梨虽外形不好看，但肉质白嫩且多汁，吃口很好。果树有大年与小年，大年丰收了，次年产量就会下来。每逢大年，我们就格外高兴，随意从树上摘一个黄橙橙的梨子，往身上擦一擦，用牙齿啃皮后，便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每人只吃一两个，没有带回宿舍的。 因为产量有限，所以我们生产的麻壳梨无法到市场销售。除了供应林场职工外，只能由我们园林班几个人挑着装有梨子的大箩筐，每担大概有120--140来斤，分头到附近的村庄去叫卖。 “卖梨梨啊，卖梨梨！”我们大声吼叫着，村里的孩子从各方向奔跑来，有躺在母亲怀里的娃，也有拖着鼻涕的大孩子，他们愣愣地张望着箩筐里的麻壳梨，馋得吞着口水。 “一个蛋换一个梨。”我们对围观的人说，都知道村庄人没有钱，只能以蛋换梨。换回的蛋要交到食堂，改善大家的伙食。 用最原始的物物交换的原则，清空了满满箩筐中的梨，换回了铺在底部的鸡蛋。我喜欢这个活，去时挑一百来斤担子很累，回来时肩上的担子就会轻松不少，常常一路轻晃着担子一路哼起歌来。 每天出工前，一身破衣烂衫的吴廷海，都会站在我面前，唯唯诺诺地用当地话称我“班长”，然后告诉我什么时候该给果树培土施肥了，什么时候该剪枝了，什么时候该喷农药了……园林班还有一大块西瓜地，也是吴廷海带着我们，一早去掐漫长的瓜秧，去撒猪榭，去给小瓜底下铺稻草。 果树长得十分茂盛，西瓜也一天天变得滚圆，应该说都是吴廷海的功劳，但我对吴廷海从没有一点笑脸，除了工作很少言语，怕与阶级敌人分不清界限。休息的时候，吴廷海总是远避我们，找个僻静的地方默默地坐下，拿出一小张皱巴巴的纸，放一小撮广丰烟丝，卷成一支纸烟，然后一大口一大口地吸起来。 我们不知道吴廷海为什么会成为右派，但屡屡参加林场对他的批斗会。因为林场是个新组建的单位，没有地主富农，只有把吴廷海当靶子了。好多次看到吴廷海在台上跪着，看到他从台的一头被踢到另一头，瘦弱的身躯缩成了一团，我多少对他有恻隐之心，但也只能放在心里。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吴廷海是江西农业大学毕业的，原来在上饶市第一中学当教师，反右时因为他的工商地主家庭出身，也因为他对当时的中学校长有意见，所以被打成了右派。先送九江劳动教养，文革初被押到这儿来监督劳动。 知青中只有杨培任敢大胆地接近他，他佩服吴廷海的真知灼见，锄草时，他锄着锄着就锄到了吴廷海身边，询问波尔多液的配方法，打听剪枝要怎样的疏密为佳。吴廷海看中了这位好学的小伙子，渐渐与他打开了话匣子。有一次吴廷海伤感地说起，因为他的问题，兄弟姐妹都与他断绝了来往，连老母亲住在哪里他都不知道。他说：“如果有一天我的情况好转了，我一定要回去“宗”（孝敬的意思）我的老母。”他的声音哽咽了，举起袖子擦了擦眼睛。这一幕给杨培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吴廷海不仅指导园林班的瓜果长得好，自家的蔬菜也长得比别家旺盛。人家种的西红柿、辣椒容易得灰霉病，吴廷海自留地的秧苗油光饱满，他家的豇豆、空心菜、南瓜的叶片也油光可鉴。他好几次对杨培任说：“你要吃蔬菜，就到我家来拿。”但杨培任怎么敢去拿右派分子的东西啊！ 那时我们住很烂的土砖房，吴廷海家住得更烂，先是住牛栏房，后是住猪圈房，一家四口人，有两个儿子，老婆病恹恹的不言语。他家向阳的墙上总是贴着一团团牛粪，晒干了就铲下与芝麻杆一同当燃料，如藏民一般。家里还养着一头猪，因为没有多余的空地，吴廷海把猪养在床底下，一早就把猪赶出去放养，晚上再把它圈进床底下。他家的小猪原先是病恹恹的，大概因为价格便宜才买下的。吴廷海给小猪喂些细碎的小石子帮助消化，后来这头猪变得壮壮实实的。 无论种瓜果、蔬菜，还是养猪养鸡，吴廷海都是一把手，让人们不由得从心底里佩服。但他拿着林场的最低工分，6分，而我这个事事要听他指教的园林班长却拿7分，颠倒的世道啊！ 后来离开林场了，后来文革结束了，后来我们也成熟觉悟了，每每想起吴廷海，我心中就有隐隐的愧疚。 1998年我们重返林场，听说吴廷海早已平反，现在贵溪第一中学任教生物，还是生物教研组组长。我与同行的马炳生一商量，决定去看望吴廷海，并为我们当年的幼稚与不敬道歉。吴廷海住在贵溪一中的教工宿舍里，见到我们上门，有些惊讶，但很高兴。天正热，他切开一个大西瓜招待我们。那天我们东拉西扯，百味杂陈，谁也不敢提及当年的往事。 在写此文时，我想了解吴廷海更多的事，联系到了他的小儿子吴维杰，他现是鹰潭税务局的干部，也该五十来岁了吧，他告诉我，父亲已于2006年病故，时年81岁。吴廷海共有五个子女，因为他被划成右派劳动教养，没有了经济收入，一子一女都送人了，后来大儿子也插队去了，他的老母亲没有等到他平反就去世了，他来不及“宗”自己的母亲了。 吴维杰在微信中说：“如果不是父亲的坚强和乐观，可能等不到平反的那一天。我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父亲被流放到圳坢是件幸事。如果继续留在当地，有可能就跟其他右派分子一样，要么整死，要么饿死，要么承受不了打击屈死……可以说我的父亲在中青年时期是饱受折磨的，但他不屈不挠乐观向上的精神，以及在困境中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是我崇敬的。” 读着文字，我不禁泪目。 爱情是绝望中的相濡以沫 圳坢林场的劳作是艰苦的，但有了我们这群年轻人，红土岗上就有了生气，用今天的话说，当时的圳坢林场真是一个青春的王国啊！是我们这批上海知青带去了上海的生活方式，带去了歌声与笑声，听说后来当地人把圳坢林场称作“小上海”。 但是“小上海”没有书籍报刊，没有广播电视，没有任何学习和娱乐的条件，如同一块文化的荒漠。一群少男少女青春的荷尔蒙除了干活，还能向何处爆发？为了便于管理，林场领导严格要求知识青年不准谈恋爱。 天天劳动在一起，食宿在一起，少男少女间不产生感情是不可能的。 王秋林人高马大，又苦干实干，每天打洞180个，有“小老虎”美称。他在劳动中经常照顾同队的徐惠娟，弱小的徐惠娟对他有了好感，帮他洗衣服、打饭。于是队里有了传闻“他们好了”。但那是犯了禁忌的，生产队副队长决定去捉个“现行”，还拉上几个好奇的知青。 徐惠娟宿舍的门敞开着，宿友出去了，油灯的光晕中无数个蚊子在飞舞，于是徐惠娟拉着王秋林坐到了床上，关起蚊帐聊着天。突然一束手电筒光照来，蚊帐被掀开，望着副队长严肃的脸，两人不知所措。 就如鲁迅先生所言“一看到白胳膊, 就想到全裸体，一想到全裸体，就会想到……”两位知青在蚊帐内谈天的举动被放大了，王秋林团支部副书记的职务被撤销了，我们知青都被吓住了。 王秋林一气之下请假回上海探亲去了，徐惠娟受惊后发烧病倒了。一个星期后王秋林回林场，听说徐惠娟因高烧不退住进了县医院，他放下行李就往医院赶。步行了8里的夜路，赶到了离林场最近的菡潭站，然后从菡潭搭乘火车去贵溪县。月黑风高夜，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跌跌撞撞才找到县医院的。找到徐惠娟的病房，黑暗中一时也辩不清人影。当认清徐惠娟时，王秋林心中的石头才落了，他一把握住她的手说：“我来了！”就这三个字，让两个年轻人的心一下子靠拢了。 很快天亮了，徐惠娟对王秋林说：“你不要陪我了，回去出工吧。”病房中两人依依惜别。 徐惠娟病愈回林场后，两人无所顾忌了，恋情真正锤实。 现在看来当年掀蚊帐的举动，是多么的可笑和反人性啊！场领导都是有家室的，老职工们也都结婚了，偏偏不容许我们知青谈恋爱！ 两三年后，舆论宣传“扎根农村”，第一任领导调走了，接任者也就眼开眼闭了，一对对知青伴侣在林场半公开地出现了。知青谈恋爱，除了感情的需要外，也是出于对前途的无望。不能升学，没有上调，看不到希望和前途，寂寥的生活中也只有爱情才是调味品。 知青的恋情常常产生于：直不起腰时帮助铲一块地，想家时的一句贴心话，汗流如注时一个关注的眼神......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因为红土地一到晚上就伸手不见五指；也没有嫌贫爱富，因为大家都拿着差不多的工分。维系知青爱情的，是对彼此的怜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群少男少女在困境中相濡以沫、抱团取暖。 于是，收工后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厨房炊事员一发出呼唤“打热水啰”，几个男知青就小跑步拎着空桶冲过来，装满水后再送到女朋友的宿舍里。而我们这些自己打水的女生，都是下定决心不在农村谈恋爱的人。 李桃喜与姜富娣是一个生产班的。李桃喜干起活来连刘队长都夸他。而姜富娣很瘦小，当时才1.56米高，80斤体重。挑起百来斤的担子，两手都不知往哪儿摆，只能死死地放在扁担的前方，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压力一样。而每逢铲草皮，姜富娣也是很难完成工作量。这时李桃喜就伸出了援手，他帮着姜富娣干活，收工后还帮助磨锄头，这可是技术活，一般的知青都做不好。而姜富娣施以回报的，就是在宿舍门口架起一个小灶，煮点红薯，烧点小菜，招呼李桃喜一同就餐。两人就这样好上了。 后来姜富娣怀孕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知青未婚先孕是绝对不允许的。李桃喜找到我，我在林场任文书，掌握着公章。他赤着脚，一身泥泞，脸上淌着汗水，求我：“小姜要去县医院做手术，麻烦你盖个章。”当时去医院堕胎要经过单位同意。出于同情，我没有犹豫地照办了，既没有向领导汇报，也没有跟任何人提及。 知青大返城后他俩回上海成了家，但一直没有孩子。几十年来我一直为此事深深地自责：如果当初我不盖这个公章，顶多他们会受一次处分，但孩子可以留下来了啊！ 知青50周年大团聚时，我向李桃喜夫妇表达了我的歉意。 “不怪你，” 李桃喜大手一挥，豁达地说。“小姜回上海后也流产过三回，她是习惯性流产。” 因为有了第一次堕胎，才会有习惯性流产啊，我终究不能释怀。 陈同楼是在圳坢林场第一个结婚的上海知青，当时他才22岁，妻子19岁。现在问他：“当初你为什么这么早结婚？”他的回答是：“不是叫我们扎根吗？那就早早成家吧！” 他的妻子小袁也是上海知青，比他晚几年是1974年下放到林场。当时陈同楼与林场副场长乘着拖拉机去接应他们的。初来乍到的上海女孩看到有上海大哥哥接应，就像看到亲人一样，围在他身旁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为什么这儿的土地是红的？”有人问。陈同楼调侃道：“江西不是红色根据地么，土地当然是红色的。”周围一片笑声。唯有后一排有个女孩一声不吭，用安静的目光扫视四周。陈同楼瞥见后不觉心中一动，“就是她了，我的女朋友！” 陈同楼对自己说。他殷勤地帮小袁搬行李，打扫宿舍。 小袁10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是陈同楼的热情温暖了这位早已失却母爱的姑娘。5个月后他们就结婚了。 宿友搬了出去，把床板换张大的，就成他俩的婚房了。没有婚宴，陈同楼拿出仅有的10元钱交给上海女知青小顾，嘱她去上饶时买些喜糖回来。小顾为他节约，只买了5元糖，还找回他5元。当时没有装喜糖的小袋，小顾还热心帮助用订书机将几颗糖的糖纸钉在一起，这样分发时每人不多也不少。 儿子“明明”出生在天明时分，小爸爸小妈妈商量着给儿子起个大名叫“宁一”，就是宁愿只要一个孩子。当时还没有独生子女政策，农村人生多少个都成。但他俩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农村生活太苦了，孩子宁少勿多，一个就够了。明明很漂亮，也很安静，躺在草编拎包里，被女知青们当玩具拎来拎去，成了大家共同的宝贝。而陈同楼这个还没脱去稚气的小爸爸就趁机混到男人堆里聊天、抽烟丝去了。 像陈同楼这样敢于迈出婚姻大步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谈恋爱的上海知青都不敢结婚，因为不甘心一辈子在林场。大返城后他们才纷纷结婚成家。 知青的婚姻大多很牢固，因为那是在贫瘠中开出的花，那是在艰难中结出的果…… 后记 油茶的生长结果期为6-10年，没等到油茶树开花结果我就离开了圳坢林场。1998年江西闹洪灾，我们几个知青代表特地回林场捐钱送衣，顺便想看看当年栽的油茶林长得怎样了。 场部门口留有一大片油茶林，树苗不及人高，但茂茂盛盛的。水泥场上几个女人正坐着剥油茶果。“啊，那就是油茶果啊，”女伴们都声音颤抖地叫了起来，“那是我们栽的树苗结出的果啊！”。 但除了此地，其他地方早不见油茶树的踪影，说是林场现在的主业是栽橘树。就如当初我们拔掉前人种的油桐树，栽油茶，后人拔掉我们种的油茶，栽橘树了。人为的瞎折腾啊，难怪年年造林不见林！深情注视着仅存的油茶田，想着当年的豪迈口号“将万亩荒山变成万亩油茶林”，我们唯有叹息。 上世纪七十年代，江西贵溪县圳坢林场先后安插了202位上饶、南昌、上海与贵溪当地知青来此插队落户，铁打的兵营流动的水，常驻林场的员工不会超过150个。2019年金秋，在圳坢林场知青举行上山下乡50周年大团聚活动时，我惊愕地得知，圳坢林场自1969年筹备成立以来，从来没有盈利过，全靠上级林业部门拨款维持着。上饶知青、后在当地任干部的小白告诉我，目前圳坢林场还存在，但大片山荒了，分块出租给林场职工，也有年轻的出去打工。 我又在网上查“圳坢林场”词条，发现这样的解释： 贵溪市河潭垦殖场圳坢分场，成立于2015年06月03日，主要从事甲鱼、乌龟、养殖。 欢迎交流合作！  我一下子陷入恍惚：那2015年前圳坢林场的历史呢，那由青春的血汗开垦种植的油茶林呢，还有“小上海”曾回荡着的欢笑声和叹息声呢……我不得不感叹岁月沧桑，一代知青岁月白白荒废了! 如同刚去圳坢林场时大多数人读不准“圳坢”这个词一样，我也一直不明白“圳坢”这词的意思，查百度才明白，圳，田间水沟，坢，山坡。圳坢，有山有水的地方，多么美好的田园风光啊，其实当时不是，如今更不在了。 于是，就有了这篇岁月的祭文！  七十年代的作者（中） 作者简介：朱慰慈，女，1968届高中生，1970年到江西贵溪圳坢林场插队，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抽调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在在上海市教育局，先后从事语文教材编写和电视中学语文教务工作。1980年末参加上海新闻界首次招聘考试，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取，任经济部新闻记者。1989年留职停薪到英国自费留学，三年后回国，到新成立的东方电视台任纪录片编导，以平民记者的角度记录了大时代变迁中的百姓故事，有作品得全国大奖。退休后受聘于上海东方宣教中心任视频节目编审。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