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但新影不接受。为工作问题，我只好硬着头皮请母亲帮忙。那时在徐然姐的劝说下，母亲已跟我恢复了来往。母亲在给父亲的信中说： 小波连来两信，用着我，又是妈妈了。但我不和他一般见识。为他的事，我已写了五六封信，给袁文殊、司徒慧敏、新影党委、北大党委…… 所以，每到关键时刻，母亲都帮了我一把。 不过，得罪一个人比维住一个人要容易得多。母亲对我再有救命之恩，却常常会被她的冷脸和几句狠毒的话给抵消掉。我很敏感，母亲对我好一点，十分感激；对我冷淡一点，又愤懑难耐。很长一段时间，她是不合格的母亲，我是不合格的儿子。除了“文革”中打砸抢过她一回，后来我又偷过她一次。 那是父亲去世后，母亲让小秘书住在家中坐镇，看管家产。这家伙俨然以家长自居，趁机大肆偷拿家里东西。姐姐哥哥和我都非常愤怒。对母亲跟那邪佞秘书厮混多年我一直不屑，感觉受那佞人影响，母亲身上也沾染了股邪气。 母亲说家里有批很值钱的字画，她总也找不到，吩咐我好好去找。最后在一个不起眼的书柜下面终于找到了，我如数交给母亲。这批字画用绳捆了一捆，里面有齐白石、吴昌硕、徐悲鸿等人作品，价值连城。 不料母亲将字画放起来后，几次宣布她是第一继承，等她不在了，孩子才能继承，意思是让我们不要觊觎这批字画。姐姐哥哥虽有意见，却都没公开反驳她。我在《法制日报》工作，那天正好看见报上“法律信箱”的答读者问里说：继承法规定父亲死后，母亲与子女是同时继承，并非母亲在先，子女在后。就把这份《法制日报》给母亲寄去，同时告诉母亲我骑的摩托车是利利借钱买的，现还欠1000元外债，很需要继承些父亲的遗产，把债还清。 母亲当时在珠海，看完我的信，气得满脸通红，对陪着她的徐然姐说：小波真贪婪啊，他爸尸骨未寒 就跳出来跟我争遗产。分可以，分完就不再来往！哼，你转告小波，他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但不要跟我抢他爸遗产。继承法我懂，人不要那么贪婪…… 姐姐来信转告了母亲的话。我心想那小秘书就不贪婪吗？打着母亲需要的旗号，大肆往自己家拉东西。我若不“贪婪”，父亲的值钱财物就全要被那佞人捞走了！我必须“贪婪”呀！不由得又联想起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母亲1976年清明节写给父亲的信，里面痛骂我坏： 老马： …… 小波前几天来一信，为他写的那东西。他疑你拿了。说如果烧了，他就要和你拼命。说什么“他不叫我活，我也不叫他活。反正我活着也没意思”等等混账话。气得我血压一下升高到二百多。这实在不是人，完全是畜生。过河立刻就拆桥。我已回信给他说：稿子是咱俩拿的，因想看看内容有无问题，以免出差错。所以才拿了他的。但因忙乱，也没顾得上看，现在我锁着收着。以后给他捎去或他回京时拿走。并批评了他的态度…… 对这个人，我们不应再看成他是儿子。各方面关心他，关心是无用的。因你骂他，说他，他不管动机如何，即恨得要命，这又何必呢？以后，对他完全当外人看待，敬鬼神而远之。对他既不駡也不说，随他去好了。因为你说，駡，苦口婆心，他只会恩将仇报。 我怕你生气，本不想告你，但考虑他万一跑回家向你行凶呢？所以你必须有所准备。我想以后决心不再理他，来信也不回信。这个人实在太坏了…… （他写的那些东西不要动他的。还给他以后，即再也不理他。还顺便写信给高，要把他的情况告知一些，否则高对他太好了。） 沫 4月5日 母亲这封9年前写的信竟然骂我“实在不是人，完全是畜生！” 我怎么“实在太坏了”？你帮我摘掉反革命帽子，帮我调离兵团，你就可以偷我在内蒙古小土屋里辛辛苦苦写的稿子吗？我就不能向你们索要吗？否则就不是人，就是畜生，就实在太坏了，就过河拆桥吗？ 在家里多年被冷遇，被漠视，被诋毁所压抑的怒火瞬间爆发。我决定把那批字画再给偷回来，在日记里制定了孤狼行动计划。你说我坏，我就坏吧！反正已经告诉你，父亲死后，孩子和母亲同时继承，不是母先子后。你现在不但把孩子抛开，自己独吞，还默许那邪佞秘书随便拿父亲东西，是可忍，孰不可忍？ ——谁叫你们过去偷我手稿的？这是一报还一报。 自母亲和姐去珠海后，小红楼无人居住。罗秘书把母亲卧室门和大衣柜上的3个门全都贴上了白纸封条。我一见这封条就来气。只有厂矿机关学校等单位逢年过节才贴封条，有谁会在自己家里贴封条？这家伙贴封条的用意就是禁止我们子女进入母亲卧室，凸显他已经取代了父亲的位置，凌驾在我们孩子之上。心里骂道：滚你娘蛋吧！佞人，趴在母亲身上的吸血鬼！ 1986年1月13日周一深夜，我开着摩托车来到小红楼，进入家中。母亲卧室门锁着，就站在凳子上，从卧室门上的窗户钻进母亲房间，撬开她的大衣柜，寻找字画。翻了半天也没找到，定定神，又仔细搜寻一遍，仍然没有。心想一定是秘书给转移到香山了。很是懊丧，就顺手偷了个傻瓜照相机，美能达牌。 天气暖和后，母亲从珠海回来，立刻发现照相机丢失，怀疑是哥哥所为。因她委托哥哥常去小红楼看看家，结果哥哥背上了偷相机的黑锅。 3月23日下午，我去小红楼见到了母亲。她情绪已经平静，态度和蔼，一句话没责备我。问清了我欠债的情况，她从大衣柜里掏出一打钱递给我，轻轻说：“你有困难，我不是不管。知道你生活不富裕，这一千元给你还债吧。” 本以为她还生我寄《法制日报》的气，准备好了为自己辩解的词儿。万万没料到她这么痛快帮我还债，一下楞住了。母亲又温和说：“小波啊，有妈总比没妈强哇。外人谁一下给你一千块钱呢？我送礼花几十块钱都要掂量掂量。” 哎呀呀，老妈慈祥起来，真像天使一样哇！我的头好像被重重挨了一棒，阵阵发昏，心里翻滚着热浪，几乎要流泪。反复说：“谢谢妈妈！谢谢妈妈！” 妈的，我偷了老妈的照相机，老妈却还帮我还了债！我的阴险狡诈和我的感激涕零混成一团……当时1000元是笔很大数目。我1986年工资全部加起来154元。等于我6个多月收入。 老妈一直不知道是我偷了相机。不久在去山西调查赵庆贵案子时，那相机被小偷偷走。后哥哥出差丢包，向我借钱，我送给了他100元，以平息表内心愧疚。 我虽然很坏，又骗又偷又抢，不是好儿子，可在我凶狠的外貌下面，在我内心深处，对母亲是依恋的。三年困难时期，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重新钻到母亲肚子里，不再挨饿。青春期后，我所看中的美女都是像母亲那样圆乎乎的脸型。得不到的才最爱，最渴望。 目睹别人母子亲密，非常羡慕，也曾很想与母亲搞好关系。我不会甜言蜜语，就经常给她写信，说说心里话。可母亲的记忆细胞里不欢迎我，对我不热情，一遭到她训斥就忘记了她对我的好，又怨恨她，不理她。我是个爱也极端，恨也极端的人。在母亲面前特别敏感和自尊，做不到含笑面对她的冷面孔。 我承认自己是个逆子。我的青春期很叛逆，在母亲面前总逞强，不服软，不低头。内心虽渴望母亲的爱，自尊心却偏偏要表现出一副不巴结她的架势，也瞧不起那些对她点头哈腰的人。她说断绝关系就断绝，她说少来往就少来往，她冷淡我，就离她远点。我对她的病情漠不关心，对她的写作毫无兴趣，对那些吹捧她的文章不屑一读。下乡内蒙古多年，两手空空回来，什么土特产也没给她带。从不知道她的生日，从没给她送过生日礼物。从小到大，我只会向她伸手要钱，却一次也没用自己的工资主动给她买点东西，孝敬她。总之，我给母亲的关爱几乎是零。小学时藐视她的书，初中时骗她的钱，文革中打砸抢她，成年后还偷她照相机，我不折不扣是个坏小子。 但坏蛋也有软弱之时，母亲给1000元帮我还债的那片刻如同一股高压的柔情冲得我晕晕乎乎，呆若木鸡。我的孤狼计划被冲得化为泡影。 随着母亲一年一年衰老，她在变化。早在八十年代，她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说：应该对孩子好一些。我们还能活多久? 自从我的书《血色黄昏》1987年底出版，并获得巨大反响后，对她是个震动。张光年告诉她，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写“文革”写得最好的一部；王蒙对她说，你儿子炸了一颗原子弹；冯牧为这本书热情叫好奔走，还批评了评论界对这本书不重视。——这一切证明她当初反对我写是错误的，她被触动了。她开始认识到这本书的价值，改变了态度。当有人说《血色黄昏》粗糙时，她还挺身而出替这本书辩解。 我的书出版后很长时间都没给母亲。直到姐姐告我母亲对她发牢骚：“小波出了书，也不说送我一本”。我才赶紧给她一本。因为当年她坚决反对我写，现在书出来了，想低调一点，别在她面前臭显，炫耀我对她错。母亲的《芳菲之歌》此时已出版一年多了，与《血色黄昏》相比，影响很小。我怕母亲伤心，也从没告诉她我这本书引起了多么大轰动，以免她尴尬，受刺激。 姐姐帮我向她解释了后，她说：小波的想法很怪，我干嘛要伤心呢？有什么可尴尬的？两代人，不同时代的书怎么能相提并论？他越成功，我越高兴啊！ 到了1989年，母亲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她与秘书关系恶化，我们的共同语言大大增多，那年春节母亲与我们一起在小红楼过的，吃了团圆饭，热热闹闹，非常少有。母亲成了模特，大家都争着与她合影。我也如此，并壮着胆子，搂抱着老妈照了个像，是我这辈子与母亲最亲密的一张照片，大大解了馋。 尤其在那个难忘的夜晚，母亲得知我去了那个地方，几乎彻夜未眠，数次给我家打电话，询问我的下落，为我担心受怕……早晨刚进家门，就接到她电话，说着说着，她不禁啜泣哽咽起来。我们彻底消除了前嫌。 我萍飘异乡后，母亲不顾腿病和年迈，专门来到我的万寿路家，缓缓爬上四楼，看望利利和儿子马晓。 为学好英文，我曾写信请她帮忙买本英文句型方面的书，她立刻托李叔叔去买，跑了很多书店也没买到，给我捎来了五六本非我所要的书，厚厚一大摞，根本用不着，让我哭笑不得。1991年9月1日母亲给我来信说： 儿子： 两年多不见了，时常想起你来。看见利利和肖肖，还有些安慰。现在，他们也要走了，心里很有些怅惘…… 衷心地祝福你们的团圆。 妈妈 1991.9.1 在美国罗德岛的生活，我最大的感受是孤独冷清。美国人少，地广人稀。偌大超市，琳琅满面，却几乎空旷无人。从人群拥挤，热闹非凡的北京，来到那个地方，全是陌生的蓝眼黄头发的异族人，白天大街上都没几个人，晚上更寂静如坟地。我这条被兵团战友称为“孤狼”的人，也感觉难以适应。举目无亲中每接到母亲的信，都好似送来了一堆火，让我全身暖洋洋。 波、利利： 接到波打字寄来的长信好久了，因为遇到一桩很不愉快的事（小燕子的官司打输了），气得我血压升高，又得为他们起草给人大常委会的信，好烦恼，好辛苦。…… 波的书（《血色黎明》）写好了么？对利利务必温柔，体贴。她为你真不易，亲你们和我的小孙子。 妈妈 （1991）11.23 望着熟悉的母亲字体，感觉字字都散发着母亲的体温。啊，妈妈说亲我，让我的心怦怦跳了几下。童年从未与妈妈有肌肤之亲。46岁时看见老妈在信中说亲我，特激动，就像远离妈妈的小孩重新回到了母亲怀抱，百感交集。哇呀，对缺少亲情的人，哪怕只在信上亲一下也觉得幸福，鼻子发酸。 做访问学者3年后就没钱了。为缓解我的经济困难，母亲让我拿着她写给波士顿的朋友、龙云儿媳妇的信，索要当初寄放在她处的一副吴昌硕的画。虽然没要来，仍让我感到了母亲在万里之外的一片心意。 母亲还把她的几个美国关系介绍给我，让我有困难找她们。如台湾女作家聂华苓、华盛顿图书馆的同学赵婉贞、台湾作家江南之妻崔荣芝等，无奈相距遥远，我又不爱交际，没有去找。 成功的时候，谁都是朋友。但挫折的时候，只有母亲是最可靠的伴侣。 据李叔叔说，受到冷遇的罗秘书得知母亲给我写信后，说她与暴徒来往，小心受牵连，以此进行威胁。但母亲没被吓到，继续与我通信。她对人说：“监狱的犯人还让探亲呢，我跟儿子通个信有什么错？”过去在内蒙古草原时，半年能收到一封母亲的信就不错。现在这“洋插队”期间，差不多两个月就收到一封。其中有的信，字迹歪歪扭扭，是她在重病中，用颤抖的手所写。母亲的晚年，手脚不利索了，却与我通信最勤。 1992年2月29日，她在日记中说： 这个儿子在美国的花花世界里，仍然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每天除了写书，就是学英语。从他寄来的照片看，仍然和在国内一样穿着皱兮兮的夹克衫，一脸的倔气、傻气。每天自己不做饭，吃点面包、三明治之类的就算果了腹，天天如此，也难为了他…… 字里行间，浸透着母亲对我的挂念和一片爱心。1992年8月5日她给我的信中说： 小波，利利： 在闲时，常怀念你们。我已年近八十，今生还能再见到你们么？每念及次，心常惘然。…… 一直没有回香山。因为小罗这人太坏（有人告之我，因我不用他帮我打官司，他竟到对立面去讨好，说要顶住）。我如回香山，要立即辞退他（已找到代他的人）。他这种人是会使出更坏的手段报复的。为了减少精神负担，我们准备官司结案后再去香山，那时去对付他一个人，还好些。…… 我以为如果从事写作，还是回到国内好（当然不是立即回来）。你自己都说，现在连许多词汇都忘掉了。你生长在中国，国内是根，没有根，你创作的叶子是无法茂盛的。…… 就写这些吧。希望早日看到你们的回信。你们的信能使我感到极大的快慰。拥抱你们，亲小小孙儿。 妈妈 92.8.5 母亲终于抛弃那个邪佞秘书了！哈哈，大快人心！ 看到母亲结尾的话，我心中又温暖，又酸楚。自小到大就没跟母亲拥抱过。她在信上这么说说都让我心里热乎乎。儿子马骁出生后，母亲从没到我家看过他，抱过他，给他买过什么东西，形同陌人。可现在，她在信中说亲亲小孙儿，真好像天上飘来了一团洁白的天鹅绒，轻轻落在我受伤的心上，那么绵软！那么温柔！哇呀，母亲心里有我儿子马骁了！想念她的小孙子了！她还叮嘱我一定要教育儿子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别丢了中文……不过母亲老写错儿子的名字，总把骁骁写成小小或肖肖。 人不可能总声名显赫。在我漂泊异域，隐姓埋名，从大红大紫到被人渐渐遗忘时，1993年9月她写了篇文章《儿子老鬼》，表达了对我的思念。此时她已经79岁。这篇文章又被畅销刊物《读者》转载，广为流传，对我是个极大的提携和鼓舞。文中说： 他的书我没有参加过一点意见，他是从来不接受我的意见的。……我对儿子过去有过许多的不满、许多的气愤、许多的失望。经过文革，我有了某些改变，我明白自己有不少固执的观念是陈旧的，我缺乏新颖的独创的见解，因此，我的写作也有过弯路。这样，我对儿子的不满、气恼、失望，减少了许多。当他的《血色黄昏》出版后，通过他的书（虽则这本书中有些地方丑化了我，駡了我），我对他的了解更多了一些，不满气恼失望又减少了些。例如他得了稿费，除了买一部电脑，依然穿得土气寒酸，他妻子不在家时，他只会就着生黄瓜啃干馒头。从不在生活上有任何享受的念头或习惯。前几年去了美国，在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从他寄回的照片看，衣着神情和在国内没有两样，生活上还是自己不做饭，经常吃的是面包就着香肠和白水。人家到了美国生活都大变样，而这个老鬼却依然故我。只是粗野气少了些，书卷气多了些。也依然笨嘴舌拙不会说话。……他希望回来，我也希望他回来。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暮年的到来，我对老鬼的人品，对他的个性的“特”，对他的“不寻常”，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于是我的气恼，我的不满和失望，也更加减轻、减轻……当读到他信中“月是故乡明”的那段话时，我也忍不住热泪盈眶。 儿子直到年届40有了自己的儿子后，才对母亲有了深挚的情感。 我也不禁常常怀念远在地球那一端的儿子。 据徐然姐姐说：母亲病重昏迷期间，除了念叨妹妹白杨外，还常常念叨着我，清醒时总问：小波回来没有？李叔叔也证实：她在昏迷中常常呼叫我的名字。 我深受感动，眼湿鼻酸。所以望着临终前痛苦熬煎的母亲，数次难过得扑簌簌流泪。母亲的晚年返璞归真，完全变成一个合格的好母亲，无可挑剔。我对她再无意见。她离开了那佞邪的小秘书，回归到孩子身边，乐于助人，富有亲情和母爱。在母亲的最后几年，我们终于相濡以沫，真正母子了一场。只可惜这段日子太短暂了。我在幸福快乐之余又有些心酸，就这么7年，实在太少了。 我对母亲的感情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非常复杂。对她的美好，我恋她；对她的不美好，我恨她。既得不到她的爱抚，就用疏远她来捍卫我的尊严。她给了我生命，还给我很多敏感的气质。我病危时她拯救过我；我被打成反革命后，她帮我摘去帽子；我没有工作，她一口气帮我写了5封信……令我爱她。可她不关心我，疏远我，还常为思想观点问题跟我断绝交往，让有人以为我的妈不是亲妈，又深深伤害了我，令我恨她。这种复杂的感觉五味杂陈，如同芥末、蜂蜜、咖喱、辣椒、玫瑰、葱头、臭豆腐混合在一起，无法形容。 但不管母亲有多少毛病，怎么缺少母爱，理智告诉我，她是值得尊敬的。 自左向右：哥哥青柯，母亲，我，姐姐徐然 在民族危亡时刻，她没有窝在大城市北京过舒适安稳的小市民生活，却来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临近京津保，斗争最为残酷血腥的十分区。她睡在老百姓土炕上，蹲老百姓肮脏的厕所，穿有虱子的土布衣服，吃着粗糙简陋的食物，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完成上级任务。虽然她身边的战友三天两头牺牲，虽然她很怕死，却没有当叛徒逃兵——她一点不比那些住在延安的文艺老战士差！而她的第一个丈夫，后来的著名学者张中行此时却在北京天津的书斋里教书，做学问，毫无生命之虑。但母亲所选择的道路一点没错！她若跟张中行生活，只会是家庭妇女的归宿，绝不可能有后来的文学成就。 这是她生命中第一个亮点。 母亲战胜病魔，苦熬数年，写出了《青春之歌》。她不随和文坛上写工农兵的主旋律，大写特写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一个有浓厚小资情调的成长中的人物，一个前后多次恋爱的城市女性。细腻刻画出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与农民参加革命的诸多不同。把知识分子内心世界一个难以被革命原则占领的角落如实表现出来，揭示了知识女性投身革命不仅仅是为了变革社会，寻求大多数民众的幸福，同时也是为了寻求自己个人的幸福。从而将林道静这个人物写的鲜活逼真，栩栩如生，令读者不胜唏嘘。在那个极左年代，这部书把革命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了起来，独树一帜，引起了大量青年学生、国家干部和知识女性的共鸣，轰动了全国并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这是她生命中第二个亮点。 走出极“左”桎梏，坚持实事求是，主持正义，晚年为徐明清、王汉秋、胡开明等受压多年的人士奔走呐喊，不怵得罪高干夫人。她虽然年迈体衰，风烛残年，却越发同情体贴弱者和小人物的疾苦。对这些人有求必应，多次帮忙，利用自己的名气仗义执言，竭尽绵力。 这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亮点。 母亲不是神，也有人的各种缺点弱点，也犯过错误。她写过失败的作品，对孩子缺少亲情，看错过人，找了个奸邪秘书，还被别人当枪使过……我在本书中都有披露。可人一辈子，干出了这三个亮点，足矣！ 母亲的身上有很多面。既有正统马列主义的一面，又有小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面；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无情的一面；既有坦率的一面，又有虚伪的一面。可不管有多少面，她一辈子干出了这三个亮点，打不倒矣！ 记得父亲去世后，一次我去看望她，临分手前，趁她心绪不定，彷徨无措，我鼓足勇气，吻过她脸一次。母亲当时像触了电，全身抖动。现在回想起来，母亲这种老龄女性名人，身处高处不胜寒，精神上异常孤独。感情生活的不幸，让她的情商极低，失去了正常判断力，很容易被乖巧邪佞的小男人所欺骗利用。 我理解了母亲，谅解了母亲。 临终前，母亲频频呼叫我的名字，就冲这，母亲以往对我的伤害不足挂齿！ 1995年12月与母亲诀别后，我戴了3个月黑纱。父亲走，我只戴一天。耀邦走戴了一个月。这是毕生中最悲伤的一段日子，总咳嗽，抵抗力大减，病了半年之久，以前从没有过。 有一阵，不能跟人提母亲，一提就流泪。我难过得头脑发木，变成了母亲的一条恶狗，对所有伤害过她的人，发出狂吠。当蕾蕾的公婆来家吊唁时，我当面指责他们患感冒不注意隔离，传染给蕾蕾，又传染给母亲；对徐然姐的小女儿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浓妆艳抹，提出批评，这是办丧事，应该淡妆；并断然否定了徐然姐提出的与母亲遗嘱相违的建议，结果得罪了姐姐，15年没有来往…… 年轻时，在母亲荫庇下得到不少好处，可我和母亲依旧冲突不断，来往稀少，只是到了她晚年才心心相印。现在母亲没了，荫庇没了，一时间感到了冰冷刺骨般的巨大空虚和痛苦。最初那半年，一提母亲就心如刀割，泪水盈眶。老不断的咳嗽，但也没去看。母亲就是肺病，我得了母亲的病心甘情愿。 老妈呀，生前你忙，不很喜欢我，与我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可是身后，我却能永远地和你厮守——装着你的木盒就摆在我电脑桌旁，随时都能看见。 我把母亲的照片挂放在各个房间，每间屋都多多益善。这样，来到任何一个房间，我都能一眼看见老妈。 母亲的几片白骨放在精致的鼻烟盒里，摆在床头，夜夜陪着自己。去万里之外的美国也随身携带。 母亲的大床我已经睡了10年，中间凹陷，有个大坑了，还要继续睡下去。 母亲的写字台，早已过时，又窄又小，桌面开裂，依旧舍不得扔。 10年了，母亲的病历、透视胶片、挂号证、药盒、假发、眼镜、小闹表、稿纸、大洋娃娃等等悉数保存，感觉扔了就象是把老妈扔了，难以割舍……最最后悔的是当年忘了把老妈的头发剪下一缕，那可以永久保存。 我曾说过，下辈子还愿意给她当儿子，这是发自肺腑之言。 因为母亲是美丽的。她从外表到内心都不丑陋。她端庄绰约，心底善良。不会用阴谋诡计算计别人，往上爬；她同情挨整受压的同事朋友，私下能给“右派”“特务”“反党集团成员”雪中送炭；她厌恶沽名钓誉，从不容忍别人美化拔高炒作自己；她借钱必还，无论过去多少年，都念念不忘…… 因为得不到的爱才最爱。物以稀为贵。母亲出生在一个缺少关爱的家庭，导致她遗传和感染了对孩子的严苛，不会关心孩子。她那稀微的母爱正因为少才更像金子般珍贵，才更有吸引力，才更令我梦寐以求的想要她这个妈。 因为这辈子所遇到的几次大灾大难都是她出面救了我。童年时两次动大手术均是她花钱保住了我的小命。下乡后，她又帮我摘掉现行反革命帽子，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只有下辈子再给她当儿子才能报。 还因为我是从她肚里出来的，没她就没我，骨血相连。我闻惯了她身上的气味，从脚气、近视又散光、不能喝酒熬夜，到神经敏感、多愁善感、为写书不顾一切全来自她的遗传。我已适应了她，所以下辈子不能换人，只能给她当儿子。 尽管当她儿子很苦，得到爱抚不多，生了病不会精心照料，长身体阶段回家吃不饱，当了反革命要跟你划清界限，有个风吹草动还会给单位写信表态支持处分你，结婚时只给很少钱……但还是愿意给她当儿子。在她的苛严教育下，起码比较能吃苦，不会是公子哥儿，娇生惯养，讲吃讲穿。 李叔叔说，获悉我被批准回国后，妈妈非常激动，特地与李叔叔商量，让我回国后住在她的小红楼家里。又担心我经济困难，嘱托李叔叔给我一个她的中国银行存折，上面有1万元存款。 平心而论，妈给了我不少，应该知足了。我认了有个这样的妈。苦点就苦点，受冷落就受冷落，让人认为她不是我亲妈就让人认为。她一生有那三个亮点，绝对百里挑一，相当出众，大大值得尊敬。何况，晚年老妈还给了我那么多关爱和提携。又是替我还债，又是介绍我到《花城》主编范汉生处居住；又是撰文写《儿子老鬼》，又是给上面写信，帮我回国……临终前还多次呼唤我小名，她的记忆细胞终于不再排斥我。 啊呀，有这妈可比没有要强多了！ 岁月如梭。现在自己老了后，渐渐理解了当年父母为什么见我割破手指那么气愤。换位想想，如果我儿子用刀割自己手指，我也舍不得，也会又气又恼。我曾是父母身上一块肉，我动刀子割自己等于是对他们肉体的不在乎，不尊重。他们愤怒的里面也隐含着一种怜爱。当初王汉秋奉送一截血淋淋手指向父亲表决心时，父母在感动之余肯定也很惊惧。他们虽然表扬了王汉秋，内心深处肯定不赞成这种自残行为。所以他们才反感我有类似举动。而我当时却觉得他们革命意志衰退了，现在则完全认同了他们的观点：革命不能靠动刀子…… 如今，母亲已经离开了我10年，也不知她的魂灵飘浮在苍穹中哪一个遥远角落。不过，她生前用过的很多东西还在陪着我，继续散发着老妈温暖的体温。10年了，母亲的粗毛线帽子我冬天还戴，母亲的一堆尼龙袜被我留着逐一穿烂，母亲的大羽绒服我午休时还经常盖，母亲喜欢的洋娃娃继续摆在柜上。母亲擦过的口红已存放了10年，还要继续保留。一闻见那甜甜的香味，就想起了老妈身上的芳香。 母亲在我心目中是美丽的。那大圆脸盘、大金鱼眼、大扁鼻子都别有韵味，清秀端庄，潜藏着美好、神秘、独特，百看不厌。 我忘不了内蒙古草原，我在那地方被整得众叛亲离，屁滚尿流，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好几年。这是一辈子最惨的一段经历。 我也忘不了母亲。从1989年起，她75岁后返璞归真，还原为一个完整正常的慈母，与我终于母子了一场。而我已42岁，胡子拉碴。 10多年了，这个让我又恨又爱的老妈还时不时与我在梦中相见，还常常令我鼻酸欲泪。 （原标题《晚年，终于母子一场》） 转载说明 ：根据老鬼《我的母亲杨沫》2020年4月25日最终修改稿，本篇文字及图片均由作者授权三家村独家发表。本网站为转载。若有异议请及时联系本网站予以删除。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