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探望 郝铭鉴先生（右）
 ◆吴骦和父亲 我的父亲吴承惠
◆吴骦
看到题材还不错的，父亲总不忍心放弃，逐字逐句斟酌修改，以至有时几乎到了重写的地步。待到文章刊出，自然还是署名原作者；所以作为编辑，“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奉献精神，父亲对于团队里的年轻编辑，真正做到了言传身教。 父亲吴承惠每次住院都会带着身边的小本子，随想随记。2018年9月26日，他在日记的末尾写道：“本以为吴骦今晚要来，直到8时未见踪影，未免怅怅。”怅怅然，怅怅然，他可知现在的我，是只能够盼他“夜来幽梦忽还乡”的凄凄然了! 我因为生得晚，被父亲称作“最小偏怜女”；他毫不吝惜地表达对我的宠爱，我时时出现在他的专栏中，从“休息时断想”，到“不拘小记”。幼时的我，大约就继承了父亲年轻时喜欢嬉玩的脾气，常常夜深了还不肯困觉；此时父亲便会把我抱起，一边哼歌一边哄我，日光灯在我眼前晃着晃着，许久，倦意袭来，我才昏昏然睡去。待得大几岁，我出落得白皙讨喜，父亲更是把我当做“活玩具”：每日下了班，若不应酬，晚饭后他必然会带着我轧一圈淮海路，买个雪糕零食是必不可少的；若有应酬，他也每每会带上我，总是母亲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兴高采烈赴局去。就算不出门，家中也是宾客盈门，虽然那时住的不过是弄堂房子，待客的不过是连独立卫生设备也没有的一个客堂间！这些儿时的记忆，随着父亲文中追忆的师友故人，潸潸然被勾起：清瘦矍铄的侯宝林大师；眼神深邃的孙道临先生；满头银发，长身伟岸的乔奇伯伯；说话特别诙谐的陈希安和金声伯叔叔；秀美利落的王丹凤和神采飞扬的金采风；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冯亦代和黄宗英，等等。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周璇的儿子周名，中等身材，眉眼俊俏颇似其母，虽然沉默寡言，却是家中常客。 每次寒暑假，我都是父亲的小跟班，他几乎每天带着我来晚报上班。彼时的《新民晚报》还在九江路的老楼内，父亲负责的副刊部占了一个大房间，很多年轻编辑，有说有笑，坐得满满当当。每天早上，问候过各位直至现在还保持联系的叔叔阿姨，我就乖乖坐在父亲身边的藤椅上，晃着两条小腿儿，为了打发时间，开始看父亲桌上堆积如山的稿件。中午由父亲带着去食堂吃饭，顺道会去当时还是铅字刊印的排字间逛一圈；等到下午，散发着墨香的大样出来，是我最开心的阅读时刻。十日谈，连载小说，还有百家争鸣的专栏，尤其仰视林放先生的《未晚谈》。还在读小学的我，大多只看得“囫囵吞枣”，不过父亲从小教导，“好读书，不求甚解”，爱看书就好。我的语文启蒙，自晚报始。 父亲改稿，喜欢用毛笔蘸了红墨水，圈点划线，字体娟秀，清清爽爽批复在稿件两侧，几乎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 难忘的故事自然不少。晚报向巴金先生约稿，大约是巴老生前最后的文章。老人家手不稳，字体难以辨认；父亲耐心研读，一篇不过200多字的文章，花了大半天，才誊抄清楚给到排字间。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开设了《休息时断想》的专栏，以秦绿枝为笔名，每周一篇，总以两个字为题，每篇不过两三百字，亲切活泼，针砭时弊。父亲虽称之为“生活在中下层的声音”，这些小文却受到晚报读者的欢迎，契合晚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办报宗旨。他在自己文字上的脉脉温情，并不妨碍他作为报人的先锋精神和独到眼光。晚报的十日谈等专栏，都是自复刊迄今的经典栏目：80年代中期，随着海峡两岸交流日甚，晚报作为内地第一家主流媒体，连载琼瑶小说《雁儿在林梢》，首开风气之先；90年代初，港台武侠剧盛行，当时热播的我记得有一部叫做《包青天》，几乎万人空巷；正在思考下一个连载内容的父亲便联系了评话名家金声伯先生，将他一个20多分钟的段子，由父亲捉笔，改编成了小说。因为太受欢迎，竟从原先计划的70回，陆陆续续写到了200回才收笔。 所以我童年记忆里的父亲，是勤恳、快乐且热爱交际的。整个编辑部常常回响着他爽朗的笑声。前辈器重，平辈融洽，后辈爱戴，80年代末他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去北京开会。我一路升学，高考，就业，去英国深造，乃至配隐形眼镜和考驾照这样的小事，他都在背后默默操心。搬离了父母家，我开始独立的生活后，我成了父亲日记中心心念念的“骦儿”。2019年5月10日，他住院检查，在日记中写到等我捎来母亲做的菜，然而“骦儿来带不带东西无所谓，我就是想看看她。”直至5月19日我接他出院，戛然而止，成了他留下的最后的文字。 父亲年轻时候吃了很多苦，但是身体却一向很好。毛病虽不少，但俗语云“弯扁担不断”，退休后他依然活跃，饭局会友，票房唱戏，阅读写作，爱看外国电影，逾九旬高龄，还能外出交际应酬。好些年前，我曾买过一支录音笔赠与父亲，希望他能把自己过去的经历口述下来，随想随录，由我来整理成文件。只可惜，父亲却一直认为自己一生实在普通，“没有什么好写的，写出来也是引不起别人的兴趣，白白浪费纸张的”。然而他最终还是在写作《师友追梦》时，织入了自己的故事，但点到即止，只留意味深长。我能理解他，一边因着入世而热闹，但骨子里却还是恃才孤傲；所以握了一辈子笔杆子，留下十数本书作的父亲，最终还是选择了以这种低调的方式和世界告别，并为属于他们的时代，默默地画上了句号。
郝铭鉴“咬文嚼字”的大师
◆陈鸣华 很多编辑、作者甚至名家“怕”他，因为经他审读的稿件，往往被发现不无疵瑕，甚至犯低级错误；很多媒体包括省市级、国家级传媒“怵”他，因为《咬文嚼字》公布的社会语文差错，往往以他们为例，向他们“开炮”。 4月2日下午，先后收到原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周建宝副社长和中华书局（香港）总编辑侯明女士转发的微信：《咬文嚼字》创始人、出版家郝铭鉴先生因病去世!尽管之前孙欢、吴志刚等朋友告知我郝老师近况不好，已有一些心理准备，但还是非常难过。要知道，1月24日除夕郝老师还与我互贺新年，郝老师乐观地抒情：“让我们一起迎接春天吧！”噩耗使我深陷痛苦，为一位优秀的出版人的陨落而垂泪。 郝老师的出版文化成就，有口皆碑，这两天已不断见诸传媒；其作为编辑家、出版家、语言学家的影响力，毫不夸张地说，就是上海出版界递给全国的一张名片。他给出版界和上海都带来了荣誉，这些荣誉远甚于他的个人所得。在他的成就中，《咬文嚼字》是小刊物办成了大天地，《编辑学刊》则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的脱胎换骨；前者从业内走向社会，给城市洗把脸，规范和纯洁汉语运用；后者保持了专业严谨，但出版研究洋溢着鲜活的时代气息，学究枯燥一扫而空。在他身上，交织着既注重传统、一丝不苟又思维活跃、突破创新的两种特质。很多编辑、作者甚至名家“怕”他，因为经他审读的稿件，往往被发现不无疵瑕，甚至犯低级错误；很多媒体包括省市级、国家级传媒“怵”他，因为《咬文嚼字》公布的社会语文差错，往往以他们为例，向他们“开炮”。其中，咬嚼者的风险不言而喻，谁能保证自己不出错不被咬？但事实就是这样，1995年至今，《咬文嚼字》已然成为出版传媒和社会语言病毒的防火墙和测试剂，编辑部评选的“十大语文差错”、“十大流行语”，已具极高的公信力；面向行业传授真经的“咬文嚼字培训班”已逾几十期，将提高书刊编校品质的道义责任担在肩头。职责、勇气、坚持，把专业和认真做到极致，就是咬文嚼字精神，而其灵魂，来自于一个杰出出版人内心对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挚爱和终生追求。文艺社老社长江曾培曾感慨：有些事，就是需要核心、灵魂才能做到，没有郝铭鉴，《咬文嚼字》难有今天的成就！的确是这样。 原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员工应该还记得，全社工作大会，社长总编们讲发展规划和业务分析，各有风采，其中郝老师的发言，往往形象生动，使人印象深刻。如讲发行工作，先介绍木桶原理：木桶容积大小，取决于其最短的一块板；我社出版工作中最短的一块板，就是发行。把选题是基础、发行是关键的道理，一下子讲活了。至于发展策略，他以“巩固根据地，占领制高点，寻找突破口”的军事原理来形容出版的基础业务、骨干业务和创新业务，使大家对业务层次和重点项目的认识一下子有了提升，思路方向变得清晰。有时候他又很风趣，说人一生要努力遇见三个好人：一个好领导，一个好朋友，一个好老婆，以此指点青年同事怎样处理好工作、事业和家庭的关系。 除却业务水平的精湛高超，日常生活工作中的郝老师，是厚道、善良、平易近人，甚至好“欺负”的，每每聚餐时，同事们都会嚷着要他这个美食家点菜，而他一定会问过每个人的喜好、忌口，对荤素、营养做色香味搭配，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完了，常常还乐呵呵地接受爱开玩笑的同事对菜单的“挑剔”，就当是“咬文”遭遇“嚼字”，甚至个人掏腰包埋单。严于工作、宽于待人，是郝老师的性格特点。从他身上，你会更加理解出版工作的专业严肃，同时，善意、快乐和信心也从不缺失。 郝老师也是我从事出版工作的领路人之一，在几个关键处他几次提携帮助我成长进步。1987年，社里成立文化发展部，从文艺社、文化社各选了几名同事，当时24岁工作才两年多的我也在其中，后来得知是郝老师推荐的。1994年，《文化与生活》转成了中日合作的流行时尚期刊《HOW（好）》，《HOW（好）》在郝老师的统筹下兴旺多年，我后来追随他当过并列主编。《HOW（好）》鼎盛时发行量达10万册。 1999年-2004年我担任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副社长，分管发行印刷等经营管理工作，其间也策划一些图书，因为郝老师的支持，大都以文化社书号出版。2004年因组建文艺集团，我接郝老师的班主持文化社工作，他细致地向我介绍文化社的出版、经营以及人员情况，特别叮嘱办好几件涉及作者书稿和权益，必须认真善后的事宜。这些情景，历历在目，至今觉着温暖。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