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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旭，空军大校军衔，河南民权县出生，毕业于空军电讯工程学院和空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中国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著名军事战略家。代表作有《大空战》、《海图腾》、《C形包围》、《盛世狼烟》等。 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 使生化武器发生革命 开发针对特定DNA的病毒或慢性武器 只有特定种族或人群才能感染 可通过空气、水、食物、粮食、农产品、昆虫（动物） 传播到欲剿灭和打击的国家或人群  生物战的历史与现实 早在印第安战争期间，盎格鲁-萨克逊人就借助病菌传播，重创了北美印第安人。但这还只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应用，和后来出现的现代生化武器还无法同日而语。 “二战”前，在“优生学”“生物学”“生物国防”的幌子下，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甚至苏联都心照不宣地投入巨资进行现代化的第一代“生物武器”研究。这就是人工培养的病毒和细菌武器，以在未来战争中造成传统武器所不能达到的大规模杀伤力。 德国在“一战”中便曾使用化学武器，“二战”爆发前，德国已经研制出成熟的化学武器，然而英国同样具有化学战的能力，这使纳粹一直没有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 在“二战”进行中，英国、德国、日本、美国、苏联等都研制出了第一代生物武器，同核武器一样，所有拥有生化武器的国家都没有遭受到敌人的生化武器攻击。由于中国没有生化武器，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便惨遭日本的生化攻击。 然而，由于第一代生物武器定向性较差，既可以对敌方也可以对己方造成大规模危害，因此“二战”前后，第一代生物武器并没有得到普遍应用。但是，相关的研究却没有断绝。 说起日本的“731部队”，国人无不切齿。但是，如此践踏人性的一支部队最终却顺利逃脱了国际法庭的审判，原因何在？就在于该部队巧妙地利用了美国想获得相关技术的心态，达成了合作的密约。 1947年年初，美国陆军情报处邀请马里兰州美国生物战实验室的师长诺尔伯特·费尔到东京，其目的是全面评估日本的生物战武器计划对美国的价值。1947年5月和6月期间，费尔与“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进行了谈话，并得出结论，日本的资料和成果对美国意义很大，费尔在报告中指出，美国已经有的生物战成果高于日本，但是日本有非常宝贵的活体实验资料，“由于对人体试验的顾忌，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是不可能得到这些资料的”。 石井四郎配合美国，将其在研制细菌武器时，以大量人活体实验观察记录和在中国战场及后方实施生物战的经验，总结成四篇文章：一、由19人编写，长达60页的“用或人细菌武器的试验报告等书”；二、长达20页的“对摧毁农作物的细菌战研究”；三、由10人编写的“关于对牲畜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四、石井本人写的“20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研究总结性文章”；还附有8000张有关用细菌武器做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和幻灯片。 为得到日本残杀大量中国人所得来的生物战资料和成果，美国竭力庇护“731部队”成员并掩盖其罪行。从麦克阿瑟到杜鲁门都曾亲自过问此事并作出指示，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最后，在美国的庇护下，“731部队”绝大部分人未受到任何惩罚，“731部队”的真相和材料也完全被美国秘密控制起来，很多关键人物被美国高薪聘用为美军培养生物战人才。石井四郎先是失踪，后来公然主持美国在日本设立的细菌战研究机构，1959年在东京死于喉癌。 同时美国还吸收了纳粹的同类研究成果，从而为发展自身的生化武器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美国的后来居上 1925年6月17日，世界上38个国家就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英国在保留重要条款的前提下批准了该协议，这意味着英国一直在秘密进行生化武器研制计划，而美国从一开始就拒绝参加这个条约。 “二战”临近结束时，美国的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顶端。战争马上胜利的前景，不仅没有使美国停止，反而加快了灭绝性武器的研发进度。美国核武器的研发及应用曾在国内得到广泛的讨论，而在民众中间发展起强大的反核武器声浪，其中包括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与核武器不同，除了短暂的时间外，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一直处于秘密状态，禁止媒体和公众讨论。早在1947年，当时担任陆军参谋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下令禁止对生物武器计划进行披露，1949年，美国国防部长弗雷斯塔尔曾声称美国只研究防御性的生物武器，但是这个声明被世人认为是欲盖弥彰，因为此时美国仍然没有加入《日内瓦议定书》。 至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物战作战战略。1952年6月11日，美军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关于生物战争政策和指令的陈述》中，特别强调美国应该利用生物武器，以秘密战争的方式，对敌方平民进行隐秘伤害：“生物武器最有吸引力和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在秘密的军事行动方面。在敌人后方活动的特工人员或游击队，可以把少量的生物媒介准确地投放在能够产生最大效果的地方，这是一种极有杀伤力的方式。秘密使用的另一个好处是，以这种方式使用生物武器其结果很难与疾病的自然暴发相区别，因此可在正式军事行动之前使用，以削弱敌人实力。”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以苏联的危险为幌子，美国一直大力推进生物武器的研发，并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相关实验。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于1956年重新制定了生物武器的使用政策，正式给在战争中首先使用生物武器开了绿灯：在一次全面战争中，美国将使用这种武器以提高军队的效率，这种武器的决定权在总统。同年的陆军守则中删除了“只做报复之用”的字眼，并强调“美国没有参与任何现行的有关禁止或者限制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或非有毒气体、烟雾或燃烧材料及生物战的条约”。 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以史无前例的热情推动了生物武器的研发，并和英国合作进行了大量的生物战实地实验。在那个时代，生物武器单年的科研经费就动辄几亿美元，整个计划投入资金数额之大无法估计。当时美国正深陷越战泥潭，美国急于开发新的武器来维持其世界霸权。当时的美国，已将生物武器当作比核武器更加重要的战略武器进行开发。 正当美国的第一代生物武器（细菌、病毒武器）在60年代日趋成熟时，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技术取得了巨大突破，基因工程技术日益成熟，通过人工合成新的基因将有可能制造出自然环境中无法出现的新的微生物、植物，而这种微生物或植物对人将有更强的杀伤力，其在自然环境中生存能力也更强。这样，生物武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基因武器”阶段，第二代生物武器开始登场。 早在1962年，美国国防部在国会证词中就承认：“在美国陆军生物研究所内，微生物——细菌、病毒、立克次体和真菌研究中，遗传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的注意力放在遗传学的基础研究方面，以了解有关机理，引出新的概念和增长一般科学知识。约有40名科学家，其中有些是国内外负有名望的学者在从事遗传学研究。对遗传学的研究和更多的了解，将对生物武器系统及其防护做出重要的贡献。”至1969年，美国国防部已向国会指出，新型的生物武器即将问世：“分子生物学是一个冒险的领域……，在今后5—10年内，很可能研制出一种新型的致病微生物，这种致病微生物在某些主要方面不同于任何已知的致病微生物。最重要的是，我们用以控制传染病的免疫和治疗措施对于这种致病微生物是无效的。” 正是在1969年，美国人首次应用生物工程原理，从大肠杆菌中分离出DNA片段。1973年，美国的赫伯特·博耶等人创立了DNA重组技术。1976年，基因工程进入技术开发阶段，并生产了人工胰岛素、生长激素和干扰素等一批特效新药。基因工程也称遗传工程，根据基因的遗传性，用类似工程设计的方法，把生物遗传基因（DNA）从细胞中分离出来，有目的地进行剪切、拼接、重组，把一种生物的基因“嫁接”到另一种生物体中，从而实现基因转移，使后者获得新的生物遗传物质。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创造出具有新特性的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战剂，去破坏人的免疫系统，也可以针对某一种族、人群个人的基因特征，去杀伤特定种族、人群和个人。基因武器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人类、微生物、动物、植物的基因进行再修饰和改造，而第一代生物武器均来源于自然界致病微生物，通过实验室筛选获得，并未涉及对基因结构的修饰。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