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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医护与80名住客的日与夜

时间:2020-02-10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黄尖尖 点击:
◆护士沈艳通过电话与住客沟通。 ◆有住客发烧了,黄瑛马上穿好防护服,准备好药品,去房间核实住客情况。均 赖鑫琳 摄 早上6点,隔离点医生顾剑云早早地起床,打开房门。清晨的阳光透过酒店的玻璃窗照进隔离点内,穿过污染区空无一人的走廊,穿过清洁区长长
◆护士沈艳通过电话与住客沟通。

◆有住客发烧了,黄瑛马上穿好防护服,准备好药品,去房间核实住客情况。均 赖鑫琳 摄

      早上6点,隔离点医生顾剑云早早地起床,打开房门。清晨的阳光透过酒店的玻璃窗照进隔离点内,穿过污染区空无一人的走廊,穿过清洁区长长的楼道和半清洁区的层层防护线,照在一楼大堂“集中医学观察点”的指示牌上。“等这一切结束,这些地方都将恢复原状吧。”顾剑云心里想着,换上一身干净的医护服下楼,7点20分准时出现在酒店门外等候。

      从这天起,隔离点内第一批住客隔离期满将陆续撤离。工作人员一早便对酒店的走道和电梯进行彻底消毒,通知住客下楼。“走出隔离点,就属于正常的健康人群。”顾剑云给解除隔离的房客送上健康观察解除告知单,告诉他们出去之后的注意事项。

      提着行李离开酒店时,当和煦的阳光照在身上,隔着口罩再次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几名住客仍不住地回头,双手合十向医护人员表达感谢。顾剑云挥挥手,转身走回隔离点内。

      这里只有住客,没有病人

      这是上海最早建立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集中医学观察点之一,设在一家普通的酒店内。四名来自大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和护士组成一个小团队,照料和观察着隔离点内近80名住客的生活起居。

      白天,顾剑云的房间是医护小组的工作间,晚上经过彻底消毒后,又变成他睡觉的地方。卧室的台子上插着电脑、电话和打印机,铺满健康信息表,这里是病历录入区。套间小客厅里,环绕墙面一圈放置着医疗物资的蓝色箱子,箱子上方贴着标识:急救箱、备用药、防护服……这里是物资间。屋子中间的墙面上,用A4纸打印出“集中医学观察点”几个字,各种操作守则、隔离点日志贴了满满一面墙。

      医护人员戴着帽子和口罩,在狭窄的过道里进进出出,一切都在忙中有序地进行着。病毒是看不见的,在这个工作间里待久了,刚进来时的恐惧和警惕感会淡化。但每隔半小时,他们都会谨慎地提醒我用“快消”(免洗消毒液)擦拭双手。一天下来,手被消毒水侵蚀得开裂。

      “您好,今天早上醒来体温多少?36.7℃,好的,注意开窗,口罩戴着,尽量多喝水……”电话机前,顾剑云开始对着住客信息表,挨个给各房间打电话询问体温。由于污染区与清洁区完全隔离,彼此之间的日常沟通全凭一根电话线。

      “电话里虽然只有只言片语,但从住客的语调、语言和周围的环境声能听出他们的情绪和状态,如果住客比较焦虑,我会和他多聊一点。”一位住客量出的体温比平时略高一点,在电话里非常害怕。“你别紧张,多喝水,多休息,有时候体温是受情绪影响的……”临近11点钟,挂上最后一通电话,顾剑云自己才喝上今天的第一口水。

      在这里,隔离人员被称为住客,而非病人。“他们是从湖北来沪或途经湖北来沪的重点观察人员,目前都是没有确诊的观察对象。”进入隔离点来,住客本身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医护人员的大量工作是消除住客的焦虑。“要让他们觉得,‘我只是为了家人和其他人的安全来这里观察一下’。”一切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风险,医护人员和住客共同担着。

      “我跟自己说,也就那样吧”

      临近中午的时候,护士长沈艳收到一个好消息,四天前因发热从隔离点转送新华医院的孩子第二次检测结果出来了。“两次都是阴性,孩子就是普通的乙型流行感冒,今天就可以回来了。”听到这个消息,四个人围在一起商量下午的接送事宜。“孩子和爸爸在医院待了四天,吃的都是盒饭,没洗过澡,下午我和李春敏穿一级防护服过去接他们回来,先洗澡吃点东西,再带孩子到普通门诊吊水。”

      1月29日晚上8点,隔离点内一名小孩突然发烧到37.8℃,上报情况后,沈艳和司机一起出车将他送到新华医院发热门诊。“小孩是从武汉来的,又发着烧,疑似病例的特征都有了,概率很大。”当时沈艳心里有点害怕。“上楼接孩子的时候,有那么一刻,我感觉自己手有点发抖,不敢碰他,但后来上了车就好了,我跟自己说,也就那样吧……”

      到了发热门诊,孩子接受血常规、胸片和CT等一系列检查,此时沈艳和司机一直守在门外的车里。按照规定,他们只要把人送到那边就可以回来了。“这孩子8岁,和我儿子一般大,很乖,他爸爸很焦虑,妈妈还留在隔离点里不能跟过去。他们都不是本地人,又不懂医学,一家人都十分无助。”

      晚上11点多,两人已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孩子的报告还需医院专家讨论才能出结果。沈艳一直隔着医院门外的大玻璃窗看着孩子,后来实在等不住了,她 咬咬牙下了车。“你不要去呀,里面发热门诊有不少疑似病例。”司机劝她不要进去。但当母亲的本能告诉她,她要全程陪护这个孩子。

      深夜的发热门诊内,沈艳闷在防护服里,与父子俩面对面坐着。“姐姐,你好像太空人。”8岁的孩子此时还不懂得害怕。“宝贝,你在上海有没有小伙伴?”太空人姐姐说。孩子认真地摇摇头。“等你好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小伙伴好吗?我们家也没有去过武汉,以后把上海的小伙伴带到武汉去玩好吗……”

      和孩子聊天的时候,沈艳想到的是自己的孩子。穿着防护服不能使用手机,这段时间没有人能联系到她,而她自己做了个决定,要陪着这对父子一起等待这最难熬的3个小时。

      凌晨2点多,孩子所有的报告出来了,是乙流阳性,但由于左侧肺部有小片模糊,经过专家讨论,决定还是要在医院隔离留观。沈艳看着医护人员把孩子和爸爸送上22楼隔离病房,才离开了医院,回到隔离点时已是凌晨3点。

      “这是我进隔离点后送的第一个疑似病例,当时到底应该留在外面还是里面,没有人告诉我。”隔离点操作流程的制定,都是在边实践边摸索之中形成的,这种不确定性,从隔离点设立之初便已存在。

      六个小时,两个人,白手起家

      “隔离点刚设立的时候,这里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这几天,与他们谈话间提得最多的便是高蓓和张文静。“你看我们现在四个人已经忙得团团转,但最初只有她们两个人白手起家,工作量无法想象。”

      接到设立集中医学观察点的通知,是在大年初一的凌晨1点钟,当时离隔离点开设还有6个小时,然而人员、物资、线路,一切都还没有安排下来。张文静是医院病房的一名骨干医生,大年夜她还在病房值班,第二天一早就直接从医院岗位上奔赴隔离点。高蓓年初一早上从家里出发时,妈妈拉着她的手硬是不让她出门,她告诉妈妈说,“妈妈,我是到医院病房值班,不是去隔离点……”

      然而未知的一切还在前面。如何将没有医疗设施和隔离条件的酒店改造成隔离点?通过观察,她们在酒店现有布局的基础上,划分出了清洁区和污染区。从酒店大堂进入,经过电梯,到达酒店四到八楼的客房,这是污染区域。绕过大堂从西边侧门进入酒店,沿楼梯间通往二楼的医护人员工作区,这是清洁通道。

      两个区域之间的隔离,依靠的是一扇扇紧闭的大门,以及人为的严防死守——每次医护人员要跨越从清洁区到污染区的界线,都要穿上全套防护服,并严格遵循设定好的路线。

      1月25日,隔离点设立第一天就迎来了30多位住客,他们中有刚从国外旅游归来的老人,有因武汉“封城”而滞留在上海的公司职员,也有独自照顾两个孩子的母亲……依照相关规定,自抵沪首日起,他们需要被隔离14天并接受医学观察。

      有些住客不愿意被隔离,有些人不愿意提供个人信息,有些人进来后十分焦虑,千头万绪的工作,全靠两个人边摸索边整理,形成了隔离点最初的全套工作流程——每天早上开始测体温和登记住客健康信息。住客身体有任何异常状况要立即上房诊治。在没有发热的情况下,住客的基础疾病由隔离点医生处理,一旦住客腋温超过37.3℃,就要立即上报,出车转送到发热门诊。

      “集中观察点不同于病房,这里有没有病例、会不会发病,一切都不确定,医护人员会想得比较多。每次进入污染区,其实都是踏上一场未知的旅程。”第二批进入隔离点的全科医生匡晓雯这样说。

      住客风险等级需视个人情况来判断,然而80多名住户的情况各种各样,每位住客的名字下至少有十张表格,详细记录他们何时从何来、人际接触关系和个人病史。“住客刚进来时人数太多,由于口音以及瞒报等情况,仅凭语言无法收集到准确的信息。”公共卫生医生刘磊已经在电脑前对着病历表忙了一上午,“现在这些经过核实的有效信息,都是我们后来与住客加了微信一点点搜集回来的。”

      信息登记表上,同一种颜色的名字是一家人,原则上一个人一个房间,但有的小孩子要和爸爸或妈妈住在一起。不同房间的住客之间互不接触,每天需要取药、拿饭的时候,都用货梯送上去,医护人员通过电话告知住客出来拿。

      “奶奶再见,希望你能理解我”

      在隔离点内,时间好像是静止的。午休时候,好不容易可以喘口气的四个人,“娱乐活动”就是互相给对方测体温,围坐在小桌子前吃方便面,或者独自看着窗外的大桥发呆……

      住客在此隔离了多久,医护人员也一同被隔离了多久。“待了这么长时间,你们不会崩溃?”“在住客都解除隔离之前,我们不能崩溃。”

      沈艳本来计划今天就要走的,工作均已和新来接班的李春敏交接好,但收到那个发烧孩子出院的消息后,她决定明天和他们一家三口一起离开。午后,她一直守着手机和孩子爸爸联系,等待他们出院的消息。趁此空隙,她和我聊起了自己的事。

      她参加过2003年SARS隔离病房工作,那一年她只有23岁,有一天领导对她说:“我们医院成立了SARS疑似病例隔离病房,需要第一批护士去,你愿意参加吗?”她说,当时真的是害怕,想想自己才23岁,是不是要写遗书?要不要告诉爸爸妈妈……“现在和当时的情境差不多,只不过如今多了些沉着冷静。”她说。

      今年大年初一就接到通知,要作为第二批医护人员进入隔离点,然而就在大年初二晚上吃饭的时候,大伯打电话来,说奶奶没了。“奶奶102岁,是在家中过世的,走得很平静。”沈艳说自己和奶奶感情很好,她是知青子女,1993年回上海后跟着奶奶生活了八年。“当晚赶过去以后,联系120等后事都是我亲自处理的,一直忙到半夜。”然而第二天一早就要到隔离点,送不到奶奶怎么办?

      “当时是爸爸鼓励我去的,他说,没有大家,哪有小家。”那夜凌晨,沈艳从家里出发就直接奔赴隔离点。“离开家的时候我心里默默地跟奶奶说了句话,我说,‘奶奶,我有任务,希望你理解我……’”

      进污染区前,道一声“平安”

      下午,隔离点出了一次车,沈艳和李春敏到新华医院去接孩子和爸爸回来。护士与司机穿好一级防护服,随车出发,等住客接回来以后,又送他们上楼。这就意味着,她们要两次穿越污染区。

      穿防护服是一项“大工程”。先把手和脚全部套进防护服内,其间手不能碰到防护服内部。橡胶手套要戴两层,一层套住自己的衣服,一层套住防护服外部。依次戴上帽子、口罩、护目镜,拉链一直拉到嘴巴,只留出眼睛的部分。临出发前,两位护士最后一次仔细检查防护服是否盖住我的全身。“好了,去吧,平安回来。”

      经过楼梯间下楼,离开清洁通道以后,要走过一段酒店外的过渡区。户外的阳光照在防护服上,我透过护目镜看着初春的太阳,却感受不到丝丝暖意。

      短暂的路程结束,就来到污染区入口。这是记者第一次从酒店正门进入隔离点,穿过大堂,坐电梯上到八楼,电梯门打开,一条长长的走廊出现在眼前。

      每间房门都紧闭着,如同一座座孤岛。阳光照在过道上,空气中飘浮着细细的尘埃。安静,静得每行走一步,都能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虽然看不到一个人影,却能通过一些细微的声音感知到房里人的存在。这种感觉很微妙,你看不见他们,但知道他们都在。

      按照规定任何工作人员都不能进入住客房间内。两名护士把父子俩送到房门口,敲开房门,孩子妈妈已在门里焦急等待,一家人在漫长的四天后终于重聚,不住地对护士们表达谢意。

      半开着门的房间里开着电视机,行李、衣物、生活用品散落在房内各处,他们和寻常出来旅行住店的一家三口无异,反倒是防护服里的我们,更像是从科幻电影里走出来的“生化人”。

      走廊尽头,在到达清洁楼梯前,还留有一段缓冲过渡空间,用一张桌子作为分界线,这是半污染区,也是医护人员丢医疗废弃物的区域。结束污染区的工作后,护士们面朝着一个黄色的医疗废弃桶,开始一件一件地脱防护服。将防护服往外翻开脱下,然后到护目镜、手套、口罩、帽子,每脱下一件都要用消毒液洗一次手,最后全部脱下后,要用流动的水一遍遍清洗双手。

      这就是隔离点,这里没有确诊病人,没有抢救现场,你无法感知到潜在的危险从何而来,而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拼尽全力地把防线做到最充分,将看不见的病毒与城市里的健康人群隔离开。

      离开污染区刚回到工作站,另一名护士又接到电话,有一名住客体温超过了37.3℃,她要马上去房间确认住客情况。考虑到很可能需要连夜送到医院,她匆匆啃了一个苹果,开始给自己穿防护服。

      出门前,同伴帮她把鞋套套严实,道了声“平安”。“行了,不用送了。”一个人拿着药品和测温仪,沿着长长的走廊出去,走廊尽头就是通往污染区的楼梯间。

      在她到达楼梯间前,我突然想起一天下来竟没有问她名字。“你叫什么?”“我叫黄瑛。”“英雄的英?”“王字旁一个英雄的英。”说完就消失在了走廊尽头。

      直到走出隔离点那一刻,紧张的神经才稍微放松下来,人也开始觉得有些疲惫。这几天,记者跟隔离点内的每个医护人员都说过话,却从未看到过他们在口罩后面真实的面容。在这里采访的短暂时间,与他们在此度过的日日夜夜相比微不足道。而这场疫情一天不结束,他们还要长时间地留守下去。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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