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我下乡的第三年------一九七一年早稻开镰前的一天，大队党支书找我谈话，叫我不要再下大田了，“脱产”当乡村邮递员，负责整个大队各生产队的报刊信件投递：每天，公社邮电所的邮递员将报刊信件送到城上交给我，由我按各生产队分拣，然后徒步送达各生产队，再将各生产队需要寄发的信件收集带回，第二天交给公社邮递员到公社寄发，风雨无阻。那么，工分报酬如何算呢？工分照旧6·5分，从大队公积金中支出。 说干就干，次日上午，我腰佩一把镰刀，手拿木棍一根，身背绿色的邮包像模像样地离开了城上村，先向西庄村（那里有我好多位新力中学的同学------商慧明、殷春云、方素娟、金美英、胡碧青、李志刚等等，他们都期盼着上海的家信，我则利用“职权”，开开后门）走去。我们大队有十二个生产队，我在老文的二儿子金仔指导下，编排了路线，挨个生产队全部走一遍，有二十里地。开始的时候，我是挨个全部送完后再回到城上吃午饭，那时时钟已过下午一点，肚子咕咕叫了。西庄村的同学们知情后，给我出了个主意：反正午饭前能见到家信就行，不如你重新编排路线，中午在我们这里吃饭得了，早到了，帮忙往大灶里添把柴（那时知青是一起吃的集体灶），于是乎······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有时，某队某知青得知近日家中会有包裹（一般里面都是些好吃的）寄来，就会说一声：阿庭帮帮忙，如果明天我有包裹单，侬打只电话来（那时我们那里的每一个村子都有一个没有拨号盘的手摇柄电话，使用时不要拿起话筒，按照各村的铃声约定，摇动手柄，一长二短------西庄，一长三短------城上，就是如此简单），早点送来，阿拉请侬吃炒“婆婆子”（鸡蛋）。可想而知，当时上海家里寄来的一只包裹对于知青是何等的重要啊！ 我当乡村邮递员虽然是全“脱产”，不要下大田，但是一天二十里地的路，是硬碰硬要用脚走出来的，再说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无论是烈日当头，还是天寒地冻，都得一天走上二十里地，丝毫不能含糊。真苦啊！而我则视之为乐趣：我有幸认识了全大队近一百多个男女知青，凭着年青时的记忆力，我熟记了他们上海家庭的住址，我也因此认识了所有生产队的党员干部。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大队的老俵都知道，城上有个上海知青叫“大何”。我当乡村邮递员，我快乐着！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