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改，是一种需经强制性劳动而达成的教育形式。上山下乡，同样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似乎也是不得不去的“接受再教育”的过程。只不过前者是可耻的，后者是“光荣”的。不过是否真的“光荣”，各人感觉又不尽相同。 但是，上山下乡最终究竟是谁教育了谁？谁，在这个过程中被真正地教育了？教育的真正受益者是谁？教育和被教育者的身份有没有被换位？这是个蛮有趣，又有点滑稽的问题。对此问题，可能插兄插妹们会各有感受和说法，此地仅以我自个儿的经历记述一二。 69年3月份下去，转眼第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就到了。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五一”虽是节，但似乎还不算中国人的“最佳”。远在穷乡，思亲是免不了的，但还不至于哭哭啼啼。因为我们整个集体户平时的气氛还是以嘻嘻哈哈为主。这一点与其他集体户有所不同。上海人不可能不知道“五一”，出人意料的是贫下中农们居然从没听说过！更叫人不可思议的是，“十一”国庆节也一无所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多少年，也不晓得!这么一来问题似乎就比较大了!当时我就想，318国道就在不远处经过，我们呆的地方应该不算是太偏荒的深山老林，怎么就不知道？又不是刚解放。此刻无形中有一种责任感在驱使着：干脆，我们就当起自愿自发自觉自动的义务宣传员，肩负起爱国主义教育的“教育者”的责任吧。当然此时此类的意识是懵懵懂懂的。于是黑板报墙报，一个人杜撰，不管好歹，又写又画。更是自编自导了三句半，对口词，诗歌朗诵，表演唱等等节目。没有演员？把所有同学，连我自己14个人全部赶上台，也不管你有没有登过台。那时连最起码的锣鼓家什也没有，没有响动怎见热闹呢？那就用钢精锅反过来当鼓，两根筷子当鼓槌。两片钢精锅盖对敲当哐哐器。调羹敲碗当大锣。两把镰刀对敲当小锣。这样，三句半的打击乐就齐了。当晚在生产队的礼堂兼仓库举行“五一”联欢。村里的老老少少大概都到齐了。 我估计在这里演出“现代戏”大概还是第一次。采茶戏应该是演过的，因为江西各地业余的采茶草台班子是多如牛毛，逢年过节都会走村窜乡地演出。我也在过年时被自己大队的宣传队拽着去演出过，而做我思想工作，要我跟他们一起去的“动员词”是：一起去喝酒吃肉。此是后话。 在记忆中，当晚的演出是成功的，而且不是一般的成功，因为从笑声的欢快程度，从掌声的热烈程度可见一斑。当时同学们那尴尬和扭捏的形态如今依旧历历在目，天可怜见，从没上过台，都是被我逼的。每每想起来，还真的佩服同学们的勇气和胆量。但是他们怎么会都听我的，我又不是集体户的户长？所以还真应该感谢他们的配合和“顺从”。 其实当时所想，并不为演出有多精彩，主要目的就为让老表们从此知道“五一”节，“国庆节”以及祖国建国多少年，普及一点基本常识。倒没有想到这是对贫下中农进行的“再教育”。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还挺可笑：又不是共青团员，更不是共产党员，咋会这么想又这么起劲？估计是二十来年所受的“正统”教育在其作用。事后估计，有我这类想法并有所行动的插兄插妹不止我一个。 因为这次演出，因为这样的演出全县大概只有我们界山有，不知怎么的，这“名声”就出去了，都传到了县剧团。第二年春节时就有县剧团的团长和导演找到我们生产队，说是想见见我。没回家的同学告诉他们说我回上海过年了，然后又把我怎么怎么来事添油加醋地吹嘘了一通。因为没见到我，弄得来人尽叹“可惜可惜！遗憾遗憾！”还说等我回来后再找机会来见我。这是我回到队里后同学们绘声绘色对我讲的。 除了在劳动中不落人后，又有了一次这样的演出，当时贫下中农老表们对我和我的同学就更亲近了，关系也自然更融洽了些。可惜的是我又一次地好景不常在。被自己的集体户户长，一个受左思毒害较深的校友到大队和生产队领导那里“着重”“检举”了我的家庭出身，又想象力极为丰富地编造了我在文革中的所谓不良表现，其实是百分百的造谣。最后连老百姓都知道了我竟然是这么一个“危险分子”！于是情势急转直下，结果不光是最熟悉的老表朋友都不再敢或不愿意跟我握手，且见我就躲得远远的，犹如见了瘟疫，最后还被大队“发配”到山里去扛木头做苦力，进一步地劳动改造，接受更为伤筋动骨的“再教育”。 在生产队种三季稻已经是累得跟鬼似的，（那是因为老老实实在乡下劳作。如果到处玩耍，又时不时自己给自己放放假，则又另当别论了）到山里扛木头砍毛竹的劳动强度又明显大于在生产队时。这是在一起扛木头的上海同事的共同体会，说是宁愿回到生产队去双抢。可是我没回去，按照我的“黑崽子”身份和我的不服输的脾性，我不可能回去，即使再苦再累。所以在去了地区文工团之后，我的感觉就是，一点也不过分不夸张地说：从地狱里爬到了天堂！ 由我的经历可以看到，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过程其实就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身份在不知不觉中被微妙转换的奇特过程。我想我们的知青朋友大多有过类似的经历和体验。由此可见，知青不仅接受着强劳作的艰苦磨练和精神洗礼，同时更为农村带去了现代城市的诸多文明，包括卫生习惯，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相对落后的意识和面貌。这是不应也不容置疑的。 还有一些不乏说服力的例子。73年我所参加的峡江县代表队参加地区文艺汇演时，包括歌舞乐在内的30多人的代表队全是清一色的上海知青，居然没有一个当地人！因为比较偏僻落后，当地很多人大概连小提琴、钢琴等都不一定听说过，是什么样也不一定看到过。峡江的知青朋友都知道，当时无论是县篮球队、足球队还是乒乓队，也几乎是清一色的上海知青。我后来进的江西省文艺学校的歌剧班整个班也都是上海知青，包括话剧班、器乐班，连老师也大多是上海人。那时 我就开玩笑说，江西艺校应该叫上海艺术学校江西分校才准确。 而在上海知青返城后又继续给江西给峡江带来了科学技术，发展点子和多个项目，甚至扶贫帮困，捐助资金，捐助希望小学等等，几乎是全方位的。可想而知，上海知青的到来，给峡江、给江西带来了怎样一种景象：拓展了眼界，丰富了见识，转换了观念，改变了意识，激发了追求，促进了发展。这是上海知青对第二故乡的大爱所致。这不也是一种教育形式和教育效果吗？虽是潜以默化，却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为上海音乐家协会成员，陆家嘴社区文化指导员，出版过个人声乐专著。插队年代曾被抽调任井冈山地区文工团专业演员---编者注）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