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倒转六十年，借着资源禀赋和“殖民政府”遗留的工业基础，黑龙江曾经作为新中国经济复苏的“供给地”而大放异彩，诞生了大庆油田、北大仓这样的全国样板。GDP总量和增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最初的二十余年，始终位列前茅。

黑龙江经济，到底怎么了？

历史憎恶跳跃，大的变化和经济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它们必定是经过了周全的和长期的准备。”美国经济史学家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的论断，映照着黑龙江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重化工业的一路高歌，最先成就了黑龙江，近十年又让内蒙古、陕西等能源产地迅速崛起；但随着重化工业进入尾声、产能过剩凸显，黑龙江经济率先撞墙。

政府开始行动。2012年推出促进工业经济增长17条，2014年6月再次出台稳增长的65条措施，计划投资3000亿元。

但这很可能是一场难言乐观的自我救赎。在一位不愿具名的省政府官员看来，一方面，黑龙江没能在春风得意之时安排好未来的产业转型；与此同时，大庆油田等重要央企的利润没有更多地留存在地方，也加剧了这座资源型大省的衰竭，“这就好比一头奶牛，挤干了奶，却让她自谋生路。”

中国版图最北的黑土地上，计划经济最早在这里生根发芽，又相对较晚转向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旧胎记深重难除。同样作为老工业区，德国鲁尔历时三十年，引入市场经济并成功转型；而在黑龙江，多元、竞争、活跃、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建设仍在缓慢前行。

率先撞墙

在过去的十年间，能源工业占到黑龙江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的一半以上，增速均超过6.3%。但在2013年，这一数字降到0.1%。

2014年6月30日，被拖欠工资半年多的三十多名工人站在火车道口，集体讨薪。这一幕发生在伊春市，涉事企业是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西林钢铁，经济总量在伊春市所占的比重接近40%，对当地的税收贡献超过60%。

2012年，西林钢铁亏损超过14亿，平均每卖一吨钢材亏损200元。到了2014年春节，建好不到半年的高炉被迫压缩产能，即便如此，每个月还要亏损近1亿元。最近，西林钢铁阿城分公司全面停产。

银行看到了西钢的风险，纷纷收回贷款。西林钢铁的一名高管透露，上半年，13家债权银行收走了22亿贷款。

能源产业的触礁，更让这座资源型大省时日渐艰。黑龙江的资源型产业比重相当大，13个地级市中，7个是资源型城市：油城大庆，林城伊春和大兴安岭，煤城双鸭山、鸡西、鹤岗、七台河，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和单一。

2013年，黑龙江最大的煤矿企业龙煤集团整体亏损23.4亿元。昔日辉煌的大庆油田也早已步入老油田之列，每采出100吨油液，只能产出6吨原油。产量从过去年产5000万吨原油，下降到4000万吨，预计未来的产量还会更少，到2020年可能刚刚过千万吨。

“没有油了，大庆怎么办？”比这更棘手的问题应该是，“没有油了，黑龙江怎么办？”

大庆贡献了黑龙江近三分之一的地区生产总值，还有近一半的工业增加值。黑龙江省财政厅曾经测算过，油价每桶波动一美元，就会影响大庆GDP14亿元，财政收入3500多万元，省级财政收入8000万元左右。

黑龙江并非没有意识到产业结构单一的隐忧。2006年的黑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曾写到，黑龙江省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矛盾，经济结构问题已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但这一年，黑龙江GDP仍以12%的速度增长着，中国经济也迈进“10%时代”。2007年，黑龙江GDP增速的排名也是垫底，不过增速还不错，维持在12%。

繁荣总是能让人忘记忧愁，当中国经济还在快车道上疾驰之时，这些结构性的病症显得不足挂齿。

2012年，中国GDP增速降到8%以下，“中速增长”的周期悄然来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随着重化工业进入尾声、产能过剩凸显，黑龙江经济终于率先撞墙。

在过去的十年间，能源工业占到黑龙江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的一半以上，增速均超过6.3%。但在2013年，这一数字降到0.1%。2014年上半年，增加值已然成了负数。大庆油田，出现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增加值负增长，也给了黑龙江经济致命一击。

哈尔滨北大六道街，大雪天卖煤的老年夫妇。全国平均10名在职人员供养3名退休人员，黑龙江则是10名供养7名。 （CFP/图）

计划的胎记

黑龙江进入计划经济体制的时间要比新中国成立还要早上十几年。因为承载了国家很多指令性任务，产品大多被低价调拨，一直缺乏足够的资金进行自我完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不仅资源型产业的占比过大，长期以来，黑龙江还在原字号、输出性、奉献型的低端产业链条上徘徊，加工比重不足三分之一，深加工比重不足五分之一。相反，原材料所到之处，加工增值了数万亿元。

“二十粒大米不到几厘钱，到外省加工成一个脆脆饼，卖回黑龙江就是一块钱。”黑龙江省国资委的一名官员喜欢用这个比喻来说明黑龙江的这一经济结构问题。

每天，从黑龙江运往省外的原粮能装满16个火车专列，还有原油10万吨，木材3万立方米。这恰好是计划经济一个重要特征——资源基本上按照行政指令进行分配。

因为承载了国家很多指令性任务，产品大多被低价调拨。前述不愿具名的官员抱怨，黑龙江一直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自我完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黑龙江已经在计划经济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这也使得市场经济转轨的成本更高、过程更复杂。

黑龙江进入计划经济体制的时间要比新中国成立还要早上十几年。日本人盯上了这片富饶地，挖出来的煤用以炼钢，钢铁又制成枪炮。他们采取了一种叫作“统制经济”的管理模式，与计划经济并无二致。

这也给黑龙江遗留下来别的省份难以超越的工业基础。新中国成立的头五年，全国56个大型工业项目，黑龙江一个省就占了22个。

1960年，数以万计的石油工人和转业官兵涌入“有月亮的地方”（萨尔图，蒙古语，意为有月亮的地方，50年前大庆石油会战的主战场）。由此，黑龙江作为重工业基地的地位再也无法撼动，GDP一直排在前八位。

到了1980年，时代变了，以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为首，全国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时任黑龙江第一书记杨易辰极力反对，他甚至在一次规格极高的会议上与支持这一政策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吵得面红耳赤。在杨看来，黑龙江是个大平原，土地连成片，更适合大型机械化，而不是包产到户。

就在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在其他省份激起巨大改革热情的时候，黑龙江没有出现同样的艳阳天，道理在于当时的黑龙江的农业已经是大农场的机械化生产，农民更接近于农业产业工人。

在黑龙江省政府参事曲伟看来，这是黑龙江民营经济始终不够发达的一个重要基因，“黑龙江的农村改革比全国滞后，个体经营主、乡镇企业没有发展起来，缺少发展民营经济的土壤”，年过六旬的他，研究黑龙江经济的时间超过三十年。

央企双刃剑

大庆油田的企业所得税全部列为中央财政收入，黑龙江因此损失了近十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在黑龙江，像大庆油田这样的央企，占到国有资产的八成以上。

不发达的民营经济的另一面，是辉煌了几十年的在地央企。大庆是黑龙江经济的命脉，但地方也因中央拿走了绝大部分税源而愤愤不平。

“十一五”期间，大庆油田年均实现利润1000亿元左右，应交所得税约250亿元。按税法规定，央企所得税留给地方的比重应在四成到五成之间，黑龙江省每年应分成100亿元以上的税收。

事实上，大庆油田的企业所得税全部列为中央财政收入，黑龙江因此损失了近十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全国范围内，只有黑龙江的大庆油田和山东的胜利油田实行这一特殊政策，这对沿海省份山东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对于黑龙江却大大不同。

在黑龙江，像大庆油田这样的央企，占到国有资产的八成以上。

2012年前三季度，中央项目投资出现负增长，2013年前三季度，中央项目有所回升，投资总额达到479.4亿元。投资总额仅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45%。

“这说明，央企拿走的多，回报黑龙江的少。”黑龙江省科顾委主任陈永昌说。

在黑龙江也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庆油田开采出的原油要运往辽宁、山东进行加工，黑龙江原油产量占全国20%，但加工量却只占全国3.6%。

黑龙江也曾争取和新疆类似的差别化政策，支持自产原油就地加工。但央企有央企的考虑，是黑龙江无法掌控的。“黑龙江经济活力不足，与央企占比过大有直接的关系。”黑龙江省国资委的人士称。

在黑龙江经济结构中，占有较高比例的重化工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进入的壁垒高，新的所有制成分很难从产业内部独立成长起来。而单一体制的惯性与畸重产业的结合，更限制了具有活力的市场经济成分的成长和壮大。

2004年，一场有关国企改制的讨论，意外地掀开了一场关于道路与方向的“第三次中国改革大争论”。

黑龙江也开始全面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国企改革。“靓女先嫁，丑女陪嫁”是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一句名言。

“省政府定的调子是，国资委把省内国有企业全卖出去，就算胜利了。外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时候，黑龙江却要把它们全卖了。”前述黑龙江省国资委人士回忆。

2011年末，全省98%以上的国有企业，完成改革，足足有3500多户；国有参股、混合所有及国有全部退出了97%；国有经济的比重从80%以上，瞬间降到了50%。

等到新一轮国企改革，黑龙江已经没有国企可改。

“省领导想做更大规模的国企改革，把央企也纳入其中，强调和央企如何联合，如何配套。只能说，想法是好的。”上述国资委人士称。

2014年上半年31省份GDP增速排行榜（单位:%） （李伯根/图）

留不住人才

黑龙江省曾是新中国成立后移民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省份。前30年净迁入人口七百余万，后30年开始净迁出，达四百余万人。2013年，黑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两万元，只比青海略高。

即便如此，在计划经济胎记深重难除的黑龙江，几十年下来沉淀下来的“企业办社会”负担依然远远高过全国其它地区。

黑龙江是养老压力最大的省份，全国大约10名在职人员供养3名退休人员，而黑龙江约10名在职人员供养7名退休人员。

沉重的历史人员负担、“中速增长”的经济新常态之下，在职人员的日子也不好过。自2013年年中，龙煤集团双鸭山分公司就开始拖欠下属各煤矿工资，停发各项生产、安全奖励。工资按百分比发放，累计已拖欠近两年，井下一线生产工人平均每个月工资不足2000元。

“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2000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

 

电影的主人公是几乎快要被这个社会遗忘的人群。“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承担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财经作家吴晓波写道。他这篇影评的标题，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56岁的刘华，已经在家待了十六年。在她四十岁的时候，刘华所在的齐齐哈尔市第一制粉厂几经改制，打那之后刘没能从单位拿到一分钱。那几年，一起下岗的还有刘华的大妹和妹夫，大弟媳，二弟和弟媳。

从刘华的外婆那辈人算起，三代人亲历了黑龙江老工业基地的辉煌与衰败。她时常感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下岗后，刘的大妹和妹夫去了齐齐哈尔周边的村里务农。多年来，两口子一直住在10平方米的平房里，除了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

二弟则是到处打短工，换了不下三十个工作，没过几年，老婆也离家出走。母亲的退休金成了二弟和儿子主要的生活来源。

母亲和二弟一家住的平房还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遗留的马棚。去年，这里被认定为棚改区要进行改造。眼看就要搬上楼房，但补交的三万元的购房款，却让一家人捉襟见肘。

刘华一家正是这个城市最低收的一群人。2013年，黑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两万元，不及发达地区的一半，仅高于青海，排名倒数第二。这一年，黑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降到了2010年以来的最低值。

黑龙江省曾是新中国成立后移民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省份。三十年后，黑龙江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发生了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前30年为净迁入，净迁入人口七百余万；后30年为净迁出，净迁出人口为四百余万人。”黑龙江省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这种净迁出情况恰巧始于改革开放，2010年户籍登记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0年间，净迁出的人数是前20年的2倍多，呈现出加速流出态势。

最让政府心惊的，是高端人才的流出。刘华女儿高中班级有60个人，最后只有不到10个人留在了黑龙江。刘华拿着勤苦攒下的40万元，给女儿在广州买了套房。

“一个人从成家到立业，至少要消费200万，如果一年净流出十万人，就是2000亿的消费被带走了。”曲伟说。

黑龙江的人口红利也在消失，“2011年总人口仅比上年增加0.6万人，2012年总人口为零增长。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两项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孙启文说。

寻找出路

在老路不通之时，新路如何打通，成为黑龙江这个资源大省的大考。

这一年，中国最年轻的省长，46岁的陆昊过得并不轻松。

5月15日，陆昊主持召开会议，就龙煤集团当前遇到的困难、问题以及下一步改革发展措施进行专题研究，39天之后，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黑龙江省促进经济稳增长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江省政府多渠道安排30亿元缓解龙煤集团流动资金困难，同时还将推进龙煤集团深化改革，支持鸡西、双鸭山、鹤岗、七台河四煤城转型发展。

被输血的不止是龙煤。西钢讨薪事件发生后，无论是伊春市政府还是黑龙江省政府都在第一时间出手相救。讨薪事件一周后，省政府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各部门纷纷表态，省工信委、省发改委就许诺，协调省内重点工程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西钢钢材。

伊春市政府甚至让西钢列出需要司法保全的银行账户清单，市、区两级法院对指定账户资金进行封闭保全，为的就是不让银行再收贷。

另一方面，政府也在向银行施压，最终，由最大的贷款银行建设银行牵头，组成银团，为西钢发放贷款。同时，市政府还承诺，由市财政拆借4000万，以解燃眉之急。

只是，这笔资金最终没能到账。“市里把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但要给真金白银，还真拿不出来。”西林钢铁的一名高管说。

以龙煤为例，一位黑龙江学者表示：“虽然依靠高煤价过了几年不错的日子，但龙煤集团许多‘根’上的问题没有解决，因此也难以走出政府输血、再输血的怪圈。”

这一怪圈，对应着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经济的骤起骤落。四万亿政策出炉之后，各地重化工产能不退反进。2010年之后，四万亿政策宣告退出，留下过剩产能一片，地方债危局渐成。在结构调整见效缓慢的背景之下，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平台公司借新还旧、输血维持僵尸企业来饮鸩止渴。

在老路不通之时，新路如何打通，成为黑龙江这个资源大省的大考。陆昊身体力行，扮演招商引资大使，把黑龙江的绿色食品推介给香港的投资者。他们还在香港开了首家绿色食品旗舰店，未来还要开上100家。政府拿出八亿补贴，其中两亿投在营销渠道上。

年轻的省长跟省内的57家央企座谈，争取大项目落户黑龙江。同时，也让民营企业参与到央企的产业链中。他在今年6月举行的“民企龙江行”投资说明会上表示，黑龙江的央企有很多技术水平极强，但是一个车间连一项技术都不去找合作，这样不好。

为黑龙江把脉的还有中央，2014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频繁调研东北三省，开出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意见》的35条药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重新为东北发展注入新动力。

这让宋魁感觉到，黑龙江机遇要来了。宋是黑龙江当代中俄研究院院长。他每年都要给省里打报告，包括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意见，建立中俄航空航天产业园的建议，以及与俄罗斯合作建设石油化工跨境产业链的建议等等。

他还为大庆策划了一个项目，与俄罗斯合资建设油气石化产业链上下游一体化项目，宋魁认为这可以为黑龙江省增加至少几百亿的GDP。

但是，也有学者担心，中央在政策上能否“一碗水端平”。

 

“东三省一个政策，本身就不公平。”黑龙江省发改委的一位官员称，辽宁的经济体量是黑龙江的两倍，政策来了，辽宁总会比黑龙江多得。况且辽宁有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装备制造振兴的政策；内蒙古有能源开发的政策、少数民族政策以及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吉林也有延边自治州；黑龙江却没有这些政策红利。

资源税率长期偏低，资源型央企利润多数流向中央，是这一资源大省敢于大呼“不公平”的底气。

在资源型大国俄罗斯，石油开采税率为15%以上，并且是从价计征（以石油价格为基数）；在中国，直到2010年，新疆才成为国内首个试点油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政策的地区，税率5%。

新疆因此每年可增收40亿到50亿的财政收入，资源税一跃成为地方税收的第二大税种。政策的春风一年后才吹到黑龙江，相比新疆，至少少征了80亿的石油资源税。相比俄罗斯，这一数字更为惊人。

能否上收社保教育等事权，给黑龙江等地方减轻负担？能否下放财权，提高资源税等地方税种的比重？自救之外，黑龙江的出路，最终又指向了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几项经济改革之一——财税改革。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