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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安排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目的是重温10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加深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深化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激活历史记忆，挖掘历史资源，从而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添不竭的动力。 体现近代中国人民的 伟大觉醒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民品尝到民族耻辱的苦涩。从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始，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压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山河破碎、经济凋敝、生灵涂炭、国弱民穷，中国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之中。中国人民在屈辱中抗争、在苦难中奋斗、在危机中担当，五四运动是表现中国人民不屈不挠顽强意志的标志性事件。 沉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那个年代，国外称中国是一头“睡狮”，对中国人民来说，如何从睡梦中醒过来是个沉重的话题。近代中国人民不是一下子觉醒的，而是有一个由弱到强、由浅及深的过程。诚然，反侵略斗争中无论哪一种觉醒形式都表现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英勇气概，但表现形式不同，觉醒的表现在程度和意义上有所差别。 概括地说，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基本上还处于被动反抗、急促应对、行动自发、目标茫然的状态，主要局限于社会部分群体和少数仁人志士的范围，形不成斗争合力，缺乏整体性的觉醒。一些先进中国人对这样的局面深有感触。孙中山先生曾形容中国犹如一盘散沙，没有觉醒起来形成团结的力量。 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意义是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整体性觉醒，这不仅表现在全国规模的范围上，更表现在觉醒的形式上。五四运动表现的爱国主义不是被动地反抗，而是主动地抗争，是为国家地位和民族尊严而战，体现出近代国家和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五四运动体现近代中国人民伟大觉醒表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一次集体行动，参与其中的不仅有起着先锋队作用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且有极大热情的广大工人、商人、教师、城市居民以及农民群众。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斗争于北京发生，蔓延到全国各地，形成声势浩大的规模抗争。这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果缺少有序的组织引导是难以开展起来的。 北京学生五四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复旦学生举行集会，决定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5月19日，该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各校派代表分赴外埠，联络全国学界，并在罢课后组织演讲、散发传单、调查日货、组织义勇团等活动。各地报纸纷纷加入斗争的行列，发挥媒体舆情宣传的作用，连续报道五四运动进展的消息。学界、商界、新闻出版界等团体通电全国，要求释放学生，拒签和约；组织游行；抵制日货。虽然五四运动不是在哪个领导机构或哪种政治力量主体的组织下开展起来的，但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五四运动的社会动员组织性、抗争行动组织性、方法步骤组织性等特点。 五四运动体现近代中国人民伟大觉醒还表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具有彻底性。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打破了对外国侵略者的幻想，同时使中国人民进一步看清了封建统治阶级成为帝国主义附庸的面目，开始认识到必须推翻他们的统治。认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深化，是五四运动超越历史的表征，有了这个基础，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迎来中国革命形态的 历史转型
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其历史意义显示的又一个向度。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中华民国。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造的伟大业绩。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新生，中华民族仍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桎梏。孙中山先生认识到革命尚未完成，要求同志仍须努力，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实践的反思中对曾经奉为法宝的西方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辛亥革命的夭折事实上宣告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短命，它的内在逻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担当起领导民主革命胜利的使命。撞上了墙、碰破了头，就要寻觅新的路，中国革命形态转型成为必然要求。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五四运动迎来了时机，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印证了这个时机的到来。五四运动前，思想处于激进状态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中华民国强烈不满，但还是束缚于仿效英美国家的目标。 五四运动后，先进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了俄国，走十月革命的路成为新的选择。李大钊发表了多篇文章评论俄国十月革命，颂扬它是“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开辟了人类新纪元”“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揭示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讨论改造中国的出路问题时说，“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这些历史资料清晰反映了中国革命面临形态转型的思想动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难以再按照老的样式进行下去了。 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新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分水岭，是因为它显示了革命形态转型的征兆。这场运动发生于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世界革命格局的新形势下，发生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情况下，这就使中国革命的属性内涵、斗争特征和发展趋向都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他强调“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近代中国革命这样的变化从五四运动开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形态转型显示了五四运动特有的历史意义。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仍然以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为使命，但革命属性和形态的变化使它能够创造出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天壤之别的历史场景。五四运动揭开了新的历史扉页，深刻的社会变革使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天堑变通途，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有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彻底胜利才得到了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四运动出发，打开了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通道。 形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 思想契机
五四运动不仅在近代中国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思潮的第一波转向是摆脱封建传统文化束缚，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第二波转向是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替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第二波转向的历史标识。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中国，有几个特点。一是介绍杂乱零碎，大多是片言只语，甚至断章取义。二是流传范围窄小，仅限于知识界的少数人。三是猎奇性明显，兴趣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学、哲学和历史学的某些具体观点上。这样的介绍没有与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相联系，因此还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到中国，外部原因是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内部原因是中国社会自身的理论需要。中华民国初年混乱不堪的糟糕实践，实际上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破产。救国救民需要新的思想武器，变革中国产生了新的社会需要。五四运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构成近代中国思想嬗变的一个环节。 从19世纪末开始介绍，到五四运动后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登场中国的局面改变是因为这一新思想进入了中国社会需要的关切之中。如果说五四运动前的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还只是把它作为新的学术观点加以认知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则开始把它当作新的救国方案进行定位，从而使寻求先进理论指导的社会需要与救国救民道路探索的重新选择挂上了钩。当先进中国人从救国武器的角度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时，近代中国思想史就翻开了新的一页。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制造了新的历史镜像。首先，马克思主义得到系统的宣传。1919年9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了7篇研究马克思的文章，集中宣传放大了传播的社会效应。其次，马克思主义成为流行社会的新思潮。“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及‘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的学说盛极一时，很受一般青年学子的欢迎”，在“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后，“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 再次，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层出不穷。有研究者统计，五四时期各种宣传新思想的刊物达1000余种，庞大的媒体阵营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最后，形成了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许多人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们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中发挥了中坚力量的作用，而且成为一辈子奉献共产主义事业的战士。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第一波转向没有给中国带来成功的希望，第二波转向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五四运动形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思想契机，使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从此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联，中国人民正是因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才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占据了主动、把握了命运、赢得了胜利、走向了光明。 创造中国共产党诞生的 社会条件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九二一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是五四运动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国内已经有许多政党存在，形形色色的政党以不同的面目活动在政治舞台上。中华民国初年，一些人热衷政党政治的实践，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政党纷争角逐出现的乱象景观，给人们留下极坏的印象。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与之前的政党相比，不仅是后来者，而且力量很单薄，又处于秘密状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弱小稚嫩、毫不起眼的政党，却不断发展壮大、日益成熟，成为担当革命重任、赢得人民拥护、引领中国发展的大党。近代中国政党兴衰沉浮的逻辑，演绎了中国共产党旺盛生命力的密钥，五四运动创造的机遇助力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诞生，一些新的历史要素赋予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品质。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各种政党林立和各派政治力量博弈中脱颖而出？因为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先进的政党品质。这样的品质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阶级基础，二是思想基础。中国工人阶级代表的新社会力量和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新思想新理论，使中国共产党一登台亮相就具有与它之前的其他政党根本不同的性质。 五四运动不是工人运动，但中国工人阶级是在五四运动中成熟为一个觉悟了的自为阶级；五四运动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形成思想解放的浪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广泛传播。这两个层面上的发展使五四运动创造出“三个相结合”的历史机遇：一是新的社会力量与先进思想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三是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这“三个相结合”的产物。 新的社会力量与先进思想相结合，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建党特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建党性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建党取向。“三个相结合”衍生的政党先进禀性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担当神圣使命的历史品格。 五四运动体现的一些历史要素，创造了孕育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政治生态。 首先，五四运动彰显的爱国主义，呼唤着诞生一个能够领导人民彻底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政党。新陈代谢的历史规律决定着新型政党取代旧式政党，时代催生先进政党，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中激发的爱国主义热情，构成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重要政治生态。 其次，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成熟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为相对应的政党建立提供了孕育环境。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以工人为阶级基础，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表现和作为，以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得以显示，营造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政治生态。
最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形成，改变了此前政党运行的社会政治生态。五四运动促使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新的宇宙观帮助先进的中国人实现了建立政党的动力变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摆脱了争权夺利的官僚政治运行轨迹，确立了为民族解放、国家统一、人民幸福而奋斗的政党建设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时，突出了五四运动的发端意义。他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这个历史叙事的表达，启示我们应把五四运动纳入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视野之中。“三大历史性事件”由五四运动拉开帷幕，五四运动创造的社会条件，注定了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干出和干成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事业。 上文略有删减 来源 | 学术前沿杂志4月下 原标题 | 理解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四个向度
作者 |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齐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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