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左为作者左愉） 1978年夏天的高考，转眼过去40年了！时间真是奇妙！“度日如年”、“白驹过隙”，说得都是“他”——皆因心境、感受不同。 吴来1959年考入合肥一中初中部、三年后考入本校的高中部；左愉1962年从合肥八中初中毕业，考入合肥一中高中部。1965年，我们高中毕业、参加了当年的高考。虽成绩优秀、“表现”良好，但均未被录取。 同年9月，我们插队落户至祁门县横联公社石川大队牌楼生产队。在学校时，我们俩同级不同班；现在是同一个知青小组，住在同一个屋顶下，吃在同一口锅里，命运就这样把我们安排在了一起。 我们实践了自己“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诺言，也希望通过自己“脱胎换骨的改造”，终有一天能走进大学的校门，学有所长。 知识青年所学的知识，在当时农业生产的实践中难以运用，不得不补“短”而抑“长”，以维持生计。 吴来体力较弱、做事又认真，生产队曾安排她去“看秧田”。这既是一种照顾，又是一种信任。因为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员的口粮，我们这个生产队都以水稻为主。一旦秧苗受损、不够大田插秧之用，影响非同小可。 早春时节，江南多雨。每逢雨天，吴来就得穿上蓑衣、戴着斗笠、手持竹梆、坐在田边的小凳子上。一看到鸟儿来吃稻种，马上就要站起来，一边使劲儿敲竹梆，一边大声吆喝，以驱赶这些“破坏者”。整个白天，人是不能离开秧田的。做为知青小组组长的左愉，有时提着竹筒去给她送饭，这一幕深深的印在了脑海中。全无诗情画意，有的只是心痛！ 五年后，吴来先后在大队、公社卫生院当赤脚医生，左愉则被安排到公社广播站工作。虽然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但还是“农业户口”。当年，城乡两种户籍的差异是足以令人“寝食难安”的——尤其是母亲的户籍还直接影响到下一代。 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自1970年国家恢复“招工”、“招生”后，我们几乎每年都在努力，总是铩羽而归。每念及此，至今仍心有余悸！ 我们俩1973年结婚，1974年有了自己的女儿。在同时下放的知青中，我们的结婚、生育，都算是相当迟的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一个新时代的帷幕徐徐拉开。 1977年10月，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制度，不啻是平地一声惊雷！几近熄灭的希望之火又燃烧起来。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获得高考的资格。但县主管部门公开的答复是，根据文件精神，仅允许老三届参加考试。而你们不在“老三届”之列，所以不行。 其实，此时“四人帮”垮台已有一年，人们已不惧怕公开谈论学习、谈论考试、谈论成绩，成绩优秀的学生已为人们所羡慕、所津津乐道，“伯乐”迅速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社会风气已开始逆转。 为了集中精力“复课迎考”，把3岁的女儿送回了合肥，请爷爷奶奶抚养。 但我们最终还是未能获得参加1977年冬季高考的资格。 多年后，我们也了解到，当年高考政策的执行，全国各地宽严不一，而且确实是“宽”少“严”多。“转轨”难啊！ 这一次打击显得格外沉重，因为，我们已过“而立之年”，机会实在不多了。但我们没有放弃努力，从这一年寒冷的冬天，到来年的炎炎夏日，抓紧所有的业余时间，翻遍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教课书，温习了大量的习题。对自己、也对招生政策的变化充满了信心。家中的亲人，也寄来了他们能够搜集到的各类复习资料、尤其是“政治”方面的资料。 左愉到广播站工作后，有了记“日记”的习惯。内容虽极为简略，但记下了一些重要事情及发生的时间，这就成了“撬动”尘封记忆的“杠杆”。1978年高考前后的一些人和事，因此而被如实的记录了下来。 1978年6月13日 晚，广播了“国家招生工作会议”精神，听得格外仔细，希望重新点燃。 6月23日 下午去县招生办，表达报名的意愿，恳请“恩准”。答复仍然是“研究、请示”。 6月24日 屯溪一中65年老知青陈观洲告诉我们，他写给省招生办的信有了回复。口气虽然较为“平和”，但表达的内容仍然是“不行”。于是我马上拍电报回家：“获悉省回复不行，确否，电告”，希望进一步确认是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了”。 6月25日 家中回电报，“省无明文规定。虽难，但事在人为”。 当时，电报需要人工投递，邮递员一早从区邮电所出发，一天一个往返，当天的电报，一般第二天才能收到。邮电所一位我们并不十分熟悉的工作人员为了让我们尽早的知道消息，特意给我打了电话，告之电报的内容，令几近绝望的我看到了一线“曙光”。因为对于1965年毕业生能不能参加这次高考，省里并无明文规定——这实在太重要啦！ 多年过去了，“代读电报”的事仍令我感念不已！这样的人际关系与人性关怀，是多么难得、多么值得珍视啊！ 6月26日 为了减小“阻力”，我们是分开报名的。吴来有事外出，我到公社为她报了名。当时的心情，可以说是“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因为“屡败屡战”，已“小有名气”，且有明显的“不安份守己”之嫌，对今后的“进步”肯定不利。而负责报名登记的公社文教干部的表情则似乎有些不解、有些不屑，但态度较为温和，只是叮嘱我们要做好仍然“不批”的思想准备。他也是一位命运颇为坎坷的人，同情心还是有的。 6月27日 今天是本次高考报名的最后一天。晚，我到王小平处报了名。都是知青，都有高考意愿，情绪比较放松。报名之后，还闲聊了一会。 王小平是一位上海女知青，生于1956年，“文革”爆发时，她还是个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中学毕业，不过十五六岁，只身一人到祁门插队落户，和我们刚好在同一个“生产大队”。但在这段时间，她和我们没有什么“交集”。 “四人帮”垮台前夕，她被提拔到县教育局任副局长（同时还有一位与她大体同龄的“红二代”小姑娘被提拔到县文化局任副局长）。这是当时的一项大政策，各级机构都要提拔一批年青人。不久，“四人帮”垮台，她的职务自然被免，暂时安排回公社，协助做一些文教方面的工作，但还是教育局的人。 我们这时开始有了交往。 恢复高考的政策明确后，都有参加高考的愿望，彼此很快有了“共同语言”。我们希望通过她了解有什么“新政策”、“新精神”；她则向我们请教复习中遇到的问题，尤其是数学方面的问题。 报名之后的六天，我们是在焦灼与期盼中度过的。 7月3日 下午接到王小平从县里打来的电话，六五年下乡插队知青的高考报名“被全部否决。” 这样的结果，虽非意料之外，亦非意料之中！我下午急匆匆的赶往县城，与有关工作人员“恳谈”，自然无果，奈何！ 多年以后才了解到，当时主持招生工作的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斩钉截铁的一句话就把我们全都否了：（老知青）这些人，都是家庭有政治问题、对社会不满的人！ 这位力阻老知青参加高考的“关键人物”，据说不久后被定性为“三种人”，调离了这一重要岗位而赋“闲职”。倘传闻属实，不知彼时的他是否能体会到一点我们当年的心情。 7月4日 此时不博，再无机会！我上午赶到屯溪，打算在这里转车前往合肥，设法向省招生办甚至向更高一层申诉。 在吴来的姨妈江松处获悉，地委魏心一书记刚刚从省里回来，她可以设法为我们转交“陈情信”。这太重要啦！机不可失！于是立即动手给魏书记写信。 信中说，我们自1965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而未被录取，随即下乡插队的13年来，一直按党和国家的要求，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和学习。可是，无论“招工”还是“招生”，均屡屡受挫……委屈情绪是有的，但仍希望并相信自己能够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信中表达了参加今年高考的强烈愿望，并殷切期望能得到他的支持。从下午一直写到深夜，仍意犹未尽。 7月5日 清晨接着写，终于完稿。时间仓促，未及修改、润色、誊抄，可以说是一份比较潦草“初稿”。交给江松阿姨后。我立即赶往合肥，准备继续申诉。 途中奔波的我，四顾茫然。那里晓得我们这几个“老知青”的命运，此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7月6日 上午刚到合肥，正在考虑着向谁“申诉”、如何“申诉”等难题时，江松阿姨打来电话：“魏书记已经批示了！”批示的内容是：“我认为，应当允许、支持、鼓励他们参加今年的高考。”并要求县主管部门“加以落实。” 这是一个内容非常明确、无任何歧义的批示。 真是天大的喜讯！随即打电话给同样在焦灼期盼中的吴来。 此时，距1978年高考，仅剩两周时间。 7月7日 事情太大！太富“戏剧性”！心里仍不踏实。上午打电话询问祁门县招生办，他们尚不知此事，心中难免一阵“打鼓”。我还抓紧时间去了一趟“省招生办”。但《日记》中只提到“去了一趟”，具体经历未着一字，记忆中也毫无印象，想必是一无所获。 7月8日 上午给江松阿姨打电话，魏书记批示的事情得到进一步确认，决定立即返回祁门。晚11点半离开合肥。 7月9日 凌晨3点到芜湖，下午4点到祁门。即赴招生办。他们已经接到了魏书记的批示，态度自然有些变化，但仍表示需要与我们这些报名的老知青再做一些交流与沟通。 7月13日 县招生办邀请报名参加今年高考的老知青开会，地点在一个相当正规的会议室。会议室一角摆放着一台老式的“华生”电扇——这在当年的县城里，绝对是稀罕物，似乎表明这次会议是有一定“规格”的、是领导所重视的。 招生办的同志表示，今年报名参加高考的人太多，录取率非常低，高考组织工作的压力也非常大。你们离开学校已经多年，没有把握就没有必要参加高考了……建议我们“互相推荐”。 很快，明确了7位同学可以参加这次高考。其中合肥一中毕业的4人、合肥实验中学2人、屯溪一中1人。 此时，距1978年高考，仅剩一周时间。 7月17日 终于收到“准考证”了！吴来“理工科准考证”的号码是80861。但我的居然误为“文科准考证”，于是赶紧向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反映。 7月19日 上午，在招生办，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理工科准考证”：80826。看的出来，这张“准考证”原来是发给另外一个人的（他很可能是弃考了），把原来照片撕下来的痕迹还清晰可见，贴上了我的照片后，重新加盖了钢印。谢天谢地！明天就要开考啦！ 7月20日 这次高考，计入总分的有五门功课：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满分均为100分。外语选考，不计入总分，但估计会影响外语专业及某些重点院校、重点专业的录取。 时隔13年，再次踏入“考场”，心情自然是紧张与兴奋相交织。入座后，看到考题，心情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上午8:00～10:30考政治，下午2:30～5:00考物理。 日记中对考试情况的记述是：均好。物理最后两题都做对了，很高兴！ 7月21日 上午8:00～10:30考数学，下午2:30～5:00考化学。 日记中对考试情况的记述是：数学，三角形一题耽误了时间，最后一题一问证明不好；吴来则基本正确。化学，得心应手，检查了一个小时，想无大误。 两天的考试下来，自我感觉良好，几乎彻夜难眠！ 7月22日 上午8:00～11:00考语文。 日记中对考试情况的记录是：考题有些难度。在填字题中，我把盘“桓”误成足字旁了，这个词隐约知其意，以为既然来回踱步，当有“足”，虽然想了半天，还是“蒙”错了，其余皆对；关连词及改错题有些吃力。出了考场，叫苦声一片！确实，这次语文考试的内容与考生们学习过的课文、接触过的文字之间，差别实在是太大了。顿时感觉自己考得还不错。 下午考外语，吴来参加了，她感觉考得还不错。我未参加考试。原因正如一位知青所说，“单词和语法，都和着汗水，顺着锄头把儿流到地里去了！”没法考啦，实在来不及啦！ 终于考完了。晚上，在县电影院看苏联老电影《保卫察里津》。这时的文化生活，比“十年文革”明显的丰富了，影院里的观众不时暴发出阵阵笑语欢声。 高度紧张、同时又高度兴奋的高考过后，整整30天，期盼着、焦虑着，一言以敝之，“心神不宁”。 8月21日 王小平来电话，连声说“好消息！好消息，高考成绩出来了，吴来的成绩全地区第一……”这个消息太令人惊喜啦！因为这样的高分，也出乎我们的预料，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引人注目的高分，“按理”应该可以“抵销”年龄偏大、家庭成份偏“高”等不利因素，意味着被录取的概率大幅提高！ 8月30日 在县招办谢若望老师处抄得我们的高考成绩：7名参加高考的老知青皆为高分（即380分以上），其中4人在400分以上。吴来445.5分，地区第一名（另英语79.75，不计入总分，而安徽全省英语80分以上的据说仅十几人）;陈意云445分（其中数学98分，物理、化学均100分，数理化的总成绩为华东地区第一。此事当年安徽省广播电台曾报道），地区第二名;我425分，陈观洲也考了400多分。 1965年高考，吴来是合肥考区（包括合肥市、巢湖地区、六安地区）理工科第一名，六门功课的总成绩是547.2分，平均成绩是91.2分。与那次相比，这次的总成绩下降了21.95分。毕竟蹉跎了13年，但我们都竭尽全力了。 七个老知青后来全部被录取。 听说，因为这次高考成绩突出，地区有关部门奖励了祁门县教育局一台电影放映机；还听说，高考成绩公布后不久，县教育局便动员合肥知青中的代课或民办教师留下安心任教，并允诺及时转正。 1978年的夏季高考，考生包括当年全部应届毕业生和大批文革后毕业的历届生，人数之多为历年之最，但成绩多不理想。原因非常简单，他们虽有中学生的名份，却并没有得到学习相应知识的机会，也缺少学习的动力。成绩公布后，五门功课总分仅为几十分、十几分甚至几分的人不乏其人，应该为这些人感到惋惜。 “文革”前后两批考生悬殊的高考成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为祸之烈！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在农村生活了这么些年，深知季节是耽误不得的。但多少人被耽误了啊！ 9月3日 县城通往祁山小学的大街上，临时搭建了一个大架子，以“红榜大字”的形式，张贴出参加高考体检全体人员的名单，时有路人驻足观看。当时，这在县城是一件十分引人关注的大事。路过时，正看到有人在指着我们的名字说着什么。我们俩的名字是分开写的，他们居然一一指了出来，好像是在说“就是这两口子。”那一刻，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喜悦不禁涌上心头！我们的长处、能力终于得到了关注、认可、嘉许，能不喜悦乎！ 去县医院体检，是下乡13年以来的第一次。上午一般检查，下午透视。医护人员都十分客气、友好。体检结果：身体状况良好，顺利过关。 9月4日 中午自县归，下午及晚上在公社填写政审表及志愿表。吴来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合肥工业大学基础部力学师资班，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合肥工业大学机械二系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师资班。但在最终录取时，合肥工业大学把我们俩填报的专业调了个“个儿”。 9月18日 忐忑与期待中，又过了十几天。 陈观洲打来电话，说“省招生办对我们的录取有异议”。心不由得一下子又悬了起来。 9月29日 王小平来了。说县招生办打电话给省招生办，询问我们的录取问题，被告之“暂时搁置起来了”。同时也告诉我们，她已被安徽大学中文系录取。向她祝贺的同时，心中一片苦涩。 10月6日 县教育局谢老师与省招生办联系，知我们俩口子录取之事仍无定论。但陈意云被中国科技大计算机大专班录取之事似乎定下来了。 10月8日 接朋友电话，陈意云的录取通知已发。 10月12日 据云，吴来被安徽医学院录取。也许因为她是“赤脚医生”，倒有几分可信度。 10月13日 又传，吴来被安徽中医学院录取，原因同上。 10月17日 上午区邮局来电话，说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下午，我骑自行车去取回来了。只来了一个人的通知书，心里难免“七上八下”——真要是走一个，留一个，将来怎么办？！ 10月20日 上午区邮局来电话，说吴来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悬于心中多天的“石头”终于“落地”，翻身上（自行）车，赶快把通知书取了回来。 后来听说，我们高考的录取事宜，当年的“省招生办”确实存有争议。焦点就是我们这些人曾经参加过1965年的高考且“落榜”（说白了就是“政治不合格”），所以录取与否一直定不下来——尽管合肥工大录取的态度十分坚决。最后，是在省委常委的会议上，由当时主管文教的胡书记拍板定来下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获悉我们的录取工作受阻后，魏心一书记把事情“捅”到了省委，最终由新任省委苐二书记顾卓新、苐三书记赵守一批准才过了关。 无论如何，我们的录取经历，复杂、曲折的难以想象！而最终居然需要由省委常委一级领导拍板方才“尘埃落定”，或可称为“奇中之奇”！ 这样的经历，以后应该不会再有了，不应该再有了！ 10月21日～10月23日 按《录取通知书》的要求，白天抓紧跑县、区、公社，转户口、粮油关系、共青团关系等……晚上则忙着与附近的朋友们辞行、道别，收拾整理东西。 记得当时县公安局管理户籍的一名女干警非常热情，在给我们办户口迁移手续时，还准备办理尚是农业户口的女儿的迁移手续，我还挺高兴的。这时，另一位男干警赶紧制止，“这事我们都没办过，也没有政策。迁出去了，那边落不上怎么办？”于是作罢。 10月24日 再次去县城，上午办理粮油关系手续，下午办理“林区家具出口证明”。晚上接到家人的电话，要我们尽快到合肥工大报到，学校已经正式上课了。 10月25日 连夜收拾行李。午夜过后，坐上手扶拖拉机，匆匆赶往县城。 公社距县城34华里，路况不错，个把小时就可以到。但当时在公路夜行，周边可真的是“漆黑一片”。已经开到了县城跟前，只要再下一个坡就到了，坡下了一半，撞上一小堆路边的沙石，转眼就翻了！人和行李全都摔了出去，吃惊不小，幸无大碍。“好事多磨”乎？不能不信耶！ 在车站稍歇，天渐亮。开始售票，我们买到了两张祁门到芜湖最佳座位的车票，工作人员还非常热情的帮着把行李全都装上车顶（当时的大巴两侧没有行李舱）。 长途客车6：00离开祁门县城。晨光微曦之中，汽车依次驰过了我们劳动了五年的生产队、工作了八年的公社、一共生活了13年的祁门县。 这次离开，恐怕很长时间不会回来了，回来也是客啦！各种复杂的心情一起涌上心头，其中一定有惜别之情。毕竟，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大段的青春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 下午4:30到芜湖，小雨，托运行李，6:20乘轮渡过江，8:35火车开。 10月26日 0:01到达合肥。回家稍事休息，即到合肥工大报到、体检，一切顺利。学校已经为我们预留了集体宿舍的床位，并安排了最高等级的助学金。 10月27日 上午领书、缴费，听了两堂数学课；下午做最后一项体检，透视，正常。 左愉所在的力学师资班，入校时有26位同学。左愉年龄自然最大，32岁；还有一位“老三届”，30岁；余皆“50后”、“60后”。年龄小的，1962、1963年生人，当年才十五六岁；吴来所在的机械设计与制造师资班，入校时有32位同学。同学们的年龄情况，与力学师资班大致相同。 年龄小的同学，反应快、潜力大；年龄大的同学，富韧性、知珍惜。这些在以后的工作中都得到了体现。 现在，力学师资班年龄较小的几位同学中，一位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教授、博导，一位在英国当教授，一位在法国当教授，一位为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省教育厅长。而入学时年龄最大的左愉，虽已退休多年，一直被原单位“返聘”，仍在发挥“余热”。 吾本春兰，奈何秋菊，能不唏嘘乎！ 虽春兰秋菊，现共植一圃，亦能不庆幸乎！ 这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日子！是的，值得深切的怀念！ 后记 一、恢复高考制度后不久，长期困扰了无数年青人，实际上并不是他们、而是他们上一辈人的“历史问题”、“家庭成份问题”，在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持下，基本都解决了。这是一件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 二、65年下乡插队、后来招工了的祁门老知青中，1977、1978年有数人参加了高考，并分别被合工大、安师大、安徽中医学院等院校录取。这些人只要单位同意“放行”，并没有遇到“65年参加过高考，未予录取，不宜再考”这样的“障碍”。当年，省招生办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是一碗水没有“端平”。 三、我们常常想起充满爱心、勇于担当的魏心一书记。正是因为他的批示，使我们的命运几乎是在瞬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吴来曾与父母一起去看望已调到省里工作的魏心一书记。吴来回忆到，魏书记谈到他在徽州的这段时间，有三件事最为满意：一是批准了我们这批老知青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不仅高考成绩全部优秀，全被录取，参加工作后也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二是为原“屯高”的黄澍等数位名师落实了政策，安排到了刚组建不久的“屯师”；三是在屯溪主持修建了一座桥。 四、皖南山区的绿水青山及那里淳朴善良社员的身影，时时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那里良好的自然条件，使我们比许多知青少吃了许多诸如缺粮、缺柴、缺水、严寒、酷暑之类的苦头；许多社员和干部，也尽其可能给我们以关爱和帮助，使我们较为顺利的度过了那段充满了艰辛与屈辱的“蹉跎岁月”。 1965年至今，53年过去了。 1982年夏天，我们大学毕业，一起分配到位于北京的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现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工作。 离开祁门之后，我们曾数次故地重游。这里的山山水水，大体“依旧”；但当年一起下田干活的社员，恐已十仅余一了。 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作者系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