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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全称为：“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作为同龄人和亲历者，我也曾为他们能在1966年12月贴出：“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而感到钦佩。但他们也大都是“文革”初期，“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对联的始作俑者和狂热吹捧者。当年首都中学红卫兵的许多风云人物出席，他们中有，卜大华、牛皖平、彭晓蒙、周春英、邹建平、马晓军、贺邯生等人。参加的学校有清华附中、师院附中、北大附中、石油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学校、47中、育英学校等学校。城区的四中、五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师大一附中等学校也有人参加。会场内大多按学校分桌，人少的几个学校一桌。还设了来宾席，多是当年大学红卫兵中的一些人士。我们师院附中有十几位同学出席。 会议由马晓军主持，舞台上悬挂着“《联合行动》45周年纪念会”，横着一面：“北大附中红旗小组”的战旗。会议先后有几位知名人士发言，没听出什么政治内容。倒是会场内唱歌、合影照相、相互碰杯交谈，热热闹闹，更像是一场老朋友的嘉年华聚会，只是少了当年穿着军装时“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风采。有些人安静地在座位上沉思，有的人相邻攀谈，有的同熟人致意问候，有的人还是那样张扬，似乎行走在水浒传的聚义厅里。 我中学时有幸参加过1966年12月26日大会。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为纪念毛泽东诞辰73周年，在北京展览馆集会，会议打出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旗号。进入会场，已感到火药味很浓。负责会议保卫的红卫兵如临大敌，在门口逐一审查。集会开始发言还正常，无非是向毛泽东表忠心之类的话。会议进行中，高高的剧场大厅飘落许多联动口号传单，一群红卫兵冲上主席台，抢过话筒大喊：“中央文革不要太狂了！”“造中央文革的反有理！”顿时，全场沸腾了。几千名身着各式军装的红卫兵欢呼着、雀跃着。上百顶军帽腾空而起，在空中盘旋。数十面红旗在大厅挥舞着、呼啸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那惊天动地的呼喊声，至今仍回荡在耳畔。 对于联合行动45周年纪念会本身，应该无可厚非，联动娃娃们曾为“文革”写下惊心动魄的一页。功也好，过也罢，那就是“文革”史或红卫兵史的一部分。况且会议组织者还刻意淡化政治。其实在民主社会，也大可不必，何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我想时至今日，即便与会的200人，对联动历史的认识也未必相同，与其争论，不如开成这样一个高高兴兴聚餐见面会。这类会我参加过多次，我只想作为他们的同龄人，谈一谈我对联动历史的看法。 我们读了《联动事件始末》一文。感慨当年联动成员中的少数人，只节选1966年12月反中央“文革”。却忘了6、7月北京各中学红卫兵造反，矛头直指各校党委，是他们充当“文革”的开路先锋，将校园变劳改农场，使得学校领导、老师遭殃，同学打入成另类。忘了他们8、9、10月主导的红色恐怖，多少无辜生命被摧残。不知他们是否认知，老干部是人，平民百姓也是人，人不分贵贱，人的生命同样是宝贵的。联动们从“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践踏人权，到1966年下半年，“文革”冲击老干部，危及自己利益，被迫举旗，反戈一击。联动中一些人“文革”中纳粹冲锋队的表现，多少人都记忆犹新。 多数中学生与联动之争，并非对文化革命和中央文革的评价，那时各派都迷信于伟大领袖，也没有几个人对伟大领袖发动、领导的文革发生怀疑。看看联动宣言和他们的口号就知道了，将文革的责任全推给林和江两个集团岂非怪事。更何况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了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也好，造反派红卫兵也好，都是文革领导者的工具，利用之后便无情地抛弃。难怪几派红卫兵的头头，最后都被当做“5·16”审查。中学造反派与联动对抗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年多数中学生想求生存与平等的权利，而一些八旗子弟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像封建社会那样世袭江山，他们将其他同龄人变成奴隶或异类。但愿我的同龄人们回顾历史时都多点反思，不要再用“文革”思维评价“文革”发生的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条封建血统论的对联，是老红卫兵和联动们的组织纲领，也是他们的思想基础。那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的思想，与封建王朝的世袭思想有何差别。难怪干部子弟中的绝大多数人，也都反对这一理论。我们讨论联动历史，不要忘记这些历史真相，联动们从北京天安门伟大领袖8次接见红卫兵的红海洋，到穿着父辈军装，挥舞皮带闯入社会制造红色恐怖。从“文革”迫害扩大，老干部被揪斗，揪斗他人的红卫兵们，自己的父母也被揪斗，他们才被逼上梁山。难怪有人读完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回忆录后感慨，那些控诉别人整他们的人，为什么就不想一想当初，你是如何整别人的。翻开中共党史不难看到，这是一个政治怪圈。 联动45年前，1966年12月26日，开始炮打中央文革，说明他们迷途知返，反戈一击。“文革”初期，正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紧跟中央“文革”，冲击校党委，反工作组，迫害老师和同学，为“文革”鸣锣开道，将法制和人权践踏在脚下，将国人中的所谓牛鬼蛇神置于皮鞭之下。他们的代表人物，曾被中央文革捧为小太阳，他们为中央文革迫害党内干部和知识分子冲锋陷阵，直到他们中很多人父母也受到“文革”迫害，他们才开始与中央文革反目，这是首都中学红卫兵中的联动骨干们的一段完整历史，历史不应该切割和截选，我们都还没有到对历史失忆的年龄。 我师院附中一位学兄，“文革”前学生党员，曾是我们学校红卫兵领军人物。他1966年8月18日上过天安门，后来，他带着对运动疑惑逍遥。他1968年去当兵，在部队曾被当做联动骨干和“5·16分子”，受到近一年的审查。45年前的12·26大会，他也参加了，北京展览馆会场场租费都是他们从师院附中借来支付的，师院附中红卫兵还执行了大会外围保卫工作。他参加联动45年的纪念会后谈了两点想法：一是在联合行动45年纪念日时，联动骨干到底有何诉求？看不出来。时至今日，一部分人还不加节制的自恋，自以为居功至伟，使他费解。二是仍抱着“文革”的种种派性和观点，论道历史，点评众人，实在可悲。 我们这一代人曾深受“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思维影响。也曾相信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的所谓立场逻辑。其实世界不是这样的，联动既不必被妖魔化，也不该被神化。那时候，都是中学生，一群冲动的孩子。我们希望能真实、公正评价联动的历史。联动骨干们出自老红卫兵中的部分积极分子，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联动中少数人时至今日对自己历史的评价，与历史真相差距太远。 团中央主管的2012年第一期《中国青运史辑刊》有一篇访原北京团市委副书记汪家 的文章，汪家“文革”后曾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她回忆“文革”时说：“挨过多少次斗我记不清了，但1966年8月19日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会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晚上，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和北京团市委、北京市教育局的干部在中山音乐堂召开批斗“黑帮分子”的大会。我和市委教育部部长张文松、市教育局长李晨、市教育局原局长孙国梁、副局长韩作黎、西城区委教育部负责人侯维成、杨荣梅、原八中校长温寒江、四中校长杨滨、六中校长朱吟宜等人一起被押到会场。只见台下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革命小将黑压压一片，群情激奋，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我感到这次的批斗可谓声势浩大。没容我多想，立刻有人把事先准备好的写有“黑帮分子”的大牌子挂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两名威风凛凛的红卫兵也迅速站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身后。我听到了那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坚决打倒黑帮头子张文松！”我们被身后的红卫兵押着面对观众低头弯腰，做“喷气式”。这时观众席里忽然传出整齐一致的呼喊：“跪下！跪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膝弯处就被站在身后的红卫兵狠狠地踢了一下。 批斗大会进行中，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腰间的军用皮带，没头没脸地向我们这些“黑帮分子”打来，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押送他的红卫兵把他带到后台，用凉水冲洗一下，就又押回前台，孙国梁被打断了几根肋骨。我被押回时在车上一个红卫兵问我：“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我大声地争辩，我话音还没落就被一脚踢下车，晕了过去，好长时间才缓过来。这次中山音乐堂的批斗会开了武斗的先例。”（摘自《中国青运史辑刊》） 汪家鏐是建国初期的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她的爱人王浒是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她们都曾在北京团市委工作。王浒还曾是我的母校师院附中的副校长。“文革”开始，他们夫妻都遭受残酷迫害，他们的儿子当时只有7岁，由外公、外婆带回上海，度过没有父母相伴的童年。汪家 书记的回忆对于某些当年的老红卫兵，或者他们中的联动成员反思“文革”或许能有几分帮助。 对于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北京四中的各派精英出版了《暴风雨的记忆》，他们从各自立场角度回顾“文革”。他们中有赵振开（北岛）、曹一凡、秦晓、杨百朋、陈凯歌、刘东、唐晓峰、牟志京、冯永光、印红标等人。其中刘辉宣的《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往事》，让人看到反思者的勇敢和正直。北京师大女附中历史悠久，声名赫赫，1966年8月5日，校领导卞仲耘被自己一群女学生活活打死，成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个罹难的校长。为了彰显她献身教育事业的忠诚和仁爱，并寄托学生们的缅怀与反思，为了记录历史，抢救记忆，也为了对民族，对后代，对自己的良心有一个交代，师大女附中500位校友捐款制作了卞校长铜像，2011年5月7日举行了卞仲耘校长铜像揭幕仪式。时至今日，师大女附中昔日校友，对校长卞仲耘之死责任的争论，仍然是各执一词。 回忆“文革”,虚构一贯正确的大有人在，他们还在梦里自我陶醉。当年的首都中学红卫兵里，何止老红卫兵和联动中人梦回吹角连营。“四四派”几位头面人物在知情人尚健在时，就堂而皇之的编撰故事，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四三派”的个别当年领军人物也步其后尘，移花接木，续写虚拟的英雄史，我更亲眼见识过有人在友人聚会席间，故作领袖状自吹自擂，对“文革”个人表现侃侃而谈，仿佛在“文革”中指挥过伟大战役一般。有位原本是“文革”派系中不三不四之辈，公然编造12·26登台与联动辩论等天方夜谭，所有参会者都知道，那天是老红卫兵独家会议，上台发表不同意见的，只有八中红卫兵计三猛，若不是西纠的兄弟们拼命保护，他也遭到围攻，险些挨打，何来其他人上台辩论。我想这些现象不单是某些个人的悲哀，更是我们一代人，受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理论，受形而上学唯我独尊的影响，缺少反思，缺少包容，缺少对人性的理解的先天不足，所造成的人格缺陷。
在“文革”当中，我们曾分属不同红卫兵组织，事过多年我早已将当年派别成见烟消云散。想想腐朽的满清王朝后期，一些八旗子弟，自恃血统高贵，已经沦落到提笼架鸟了，还招摇过市，颐指气使，不忘祖辈上马背上的功德。其实，即使“文革”初期，许多被打入另类的同学的父辈们，也为共和国的创立，为国家民族做过贡献。即便是普通人，或者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也是平等的，也有平等的生存权利。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的年代，将天真烂漫的中学生，变成势不两立。用简单的红与黑，对与错解释历史，不仅站不住脚，对己对人，都无益处。如果说“文革”初期，扮演冲锋队角色的联动们，是因后来父母遭迫害，被中央文革逼上梁山。那么，1966年底，异军突起的中学造反派红卫兵们，也是因为遭受“文革”迫害，为了生存的权利，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当然，他们也和老红卫兵们一样，难免成为推进“文革”被利用的对象。
我想这些简单想法，应该获得包括参加联动纪念会在内的绝大多数同龄人的认可。即便有不同意见，也是各自的历史话语权。我们这一代人，有人称红卫兵一代，有人称老三届一代，有人称知青一代。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即便无法完全科学客观的评价历史，也要做为个人或团体，真实的叙述评价“文革”中的经历和做为，这样才无愧于历史和后人。尽管当事人的视角、立场不同，我们有义务将我们经历的红卫兵运动和知青上山下乡的记忆留下。我们有责任将“文革”历史的真相告诉后人，让十年浩劫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天下大事，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实施必要的行动。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势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他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它，威胁着我们！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先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党中央为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1966年12月5日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