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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81年，龙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学交换生的身份第一次从美国来到中国，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师、作家，同时也是喜马拉雅共识机构创始人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国际研究员。他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国日报网每周四刊发一篇连载文章，讲述龙安志眼中过去40年中国发生的巨变，敬请关注。 
本文作者龙志安在八十年代末乘坐火车往返于中国各城市间。
我永远无法忘记1987年10月的那一天，我坐在香港的办公室里翻阅《中国日报》，报纸头版上的黑白字母道出了改革的春风。当时，中共十三大正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宣布，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这个词,将国家发展目标从开放计划经济转变为发展市场经济。 这个新讯息也引起了香港的注意。香港的商界精英们第一次意识到中国这条巨龙正在觉醒，他们能够嗅到空气中飘荡的商机。就连最悲观的怀疑论者也突然抬起头来，将目光从香港股市投向中国大陆。 回头看去，是在1978年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领导层开始讨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可是，在发展了近30年的共产主义后，让所有人跳出国家计划的框架进行思考实非易事。因此，中国引入可以一小步一小步向前推进的市场改革，设定较低的门槛，以逐步实现目标。 “中国解决方案”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没有一个被普遍应用的单一模型。第二，以意识形态为前提来发展经济是不切实际的。“幸运饼干”里的纸条内容很简单：结束讨论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辩论吧，抛弃理论，做行得通的事情。让市场顺其自然地发展。当市场失去控制时，就出手干预一下。如果财政措施、税收和利率不起作用，就试试行政手段。不要在意名字如何，只要能产出结果。 几年前，我造了一个新词“中国有限公司”（China Inc.）来解释中国这种制定政策的方式。我把中国的核心决策机构比作一家大型公司的董事会，他们作出决策以适应市场现实，同时制定未来5年的公司发展策略。中国的立法机构则肩负起年度股东大会的职能。最初，这个比喻在西方社会并未得到认同，但后来逐渐为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广泛接受和使用。 受“中国试验”的启发，亚洲其他国家开始发展各自版本的“融合经济”，使用市场经济和中央计划的混合工具。其中，越南、老挝和马来西亚是发展混合经济的典型，他们根据本国的现实，走上了各自的发展道路。 虽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中国用自己的发展路径向世界证明，使用市场和计划工具，可以将匮乏经济转变为富足经济，可以从贫穷转变为小康。短短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脱贫人口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多。 上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用务实的整体经济学来代替理论，结束理论原教旨主义的虚无辩论。经济学应当既实用又全面。或许这就是“中国解决方案”的要义所在。 (翻译：谌融）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