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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81年，龙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学交换生的身份第一次从美国来到中国，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师、作家，同时也是喜马拉雅共识机构创始人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国际研究员。他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国日报网每周四刊发一篇连载文章，讲述龙安志眼中过去40年中国发生的巨变，敬请关注。 
1981年作者（左）在天津街头。（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198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校门对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自由市场。在这之前，人们每天只能在国营商店门前排起长队，手持粮票和现金，从一脸不耐烦的售货员手里接过限量供应的大米和其他食品。店里的商品不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寥寥无几，并且如果没有粮票，有钱也什么都买不到。 而在街对面的自由市场上，农户叫卖着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只需站在大街上，人们便能清楚地感知到马路两边的巨大差异。 我发现在天津街头的所见所闻比在课堂上的所感所学更重要。就像数年以后，我发现街头经济比书面理论更重要。晚上，我会在街头表演一些儿时习得的小魔术，我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也能借机练习一下我的普通话。人们聚集在我的四周，让我一遍又一遍地表演魔术。明明是同样的把戏，但他们似乎总也看不厌。 
天津街头围观作者表演魔术的人群。（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1979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进行了一场小小的“实验”——18户农民决定分田单干，收成除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向集体交纳公共提留外，完全归承包者所有。虽然听上去很简单，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这是一项非常大胆的改革举措。 这场小小的“实验”，允许一小群农民种植属于自己的大米和蔬菜，得到了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支持和推广，成为拉开中国深刻变革的序幕。 
1981年天津附近的人民公社。（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天津访学结束十年后，我再次到访中国，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亲切接见。当时，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将负债累累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造为能够与美国企业争夺国际市场的全球性企业集团？ 15年后，这个在当时看来似乎是老一辈革命家的遥远梦想，变成了撼动全球经济秩序的现实。 万里在安徽省大力推行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催生了一个新词——“自由市场”。这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几个大胆的农民蹲在路边，他们在自己面前摊开一块粗布、摆上自家种植的蔬菜和花生，然后叫卖。重要的是，卖菜所得的钱都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 这便是自由市场的雏形。不过，仍然没有人敢说“市场经济”这个词。自由市场处于中国经济的边缘，它只发生在街边巷尾。 那时候在中国，所有东西都是一用再用，直到完全不能用了才会被扔掉。比如钢笔没墨水了，我在南开大学的中国同学们会在墨囊里灌点水，再继续写。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和同学在国营商店的橱窗里发现了“新鲜玩意儿”——一只瘦小的烤鸡。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只瘦得皮包骨的烤鸡竟然表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在发生作用。 我们买下了这只烤鸡，高高兴兴地把它吃掉了。 （翻译：谌融）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