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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这个伤口，人们窥见了一个信仰缺失、品位低劣、潜规则横行的上流圈美国作家刘易斯·拉普曼曾经写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册子，叫作《名流：上流社会交际法则》。作者原来的目的，是为了讽刺和嘲弄虚伪、造作的上流社会。但书籍出版之后的效果却颇具讽刺性：这书并没有成为经典的讽刺之作，反而成为了一本美国中产阶层和白领阶层进入上流社会的“指导书”。人们竞相购买这本书，不是为了看上流社会的笑话，而是为了学习进入这个阶层的技巧，以及这个阶层的礼在民主化的时代里，针对所谓的上流社会，人们对它的嘲弄，几乎总是无情和不遗余力的。很少看到作家为它明目张胆地辩护（尽管暗地里或者无意识的很多），即使为它辩护，也并不会说得那么理直气壮。原因大概是上流社会作为一个已经占据了财富和权势的阶层，并不太需要这样的辩护；而对于财富和权力不占优势的人而言，则更不希望在言辞上输给他们。 当然，尽管人们嘴上对上流社会充满了鄙夷和不屑，却在心里和行动上，一个劲地试图往上爬，希望早日成为那“食则千万，衣则金银”的小圈子的一员。王林出事之后，社会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对他以及他背后的上流圈子口诛笔伐。至今，我只看到吴晓波先生写的那篇《跟王林合影是多糗的事》，还有点为这些“无辜之人”鸣不平的意思。吴先生的文章，把所有那些有钱人、名流、权势人物与王林的交往，都归结到一个很小的切口，即他们都是出于对气功的好奇心，或比较装的说法，叫作“对生命的好奇”。我猜想吴先生是把这些人都幻想成了爱因斯坦：“我没有特别的天赋，只有强烈的好奇心。” 说实话，上流阶层到底有没有爱因斯坦的好奇心呢？我觉得肯定有。但这个阶层是否真的就穷得只剩下钱和好奇心了呢？倒也未必。如果王林只是一个气功爱好者，又或只是一个善于杂耍、魔术的表演者，那他不至于引起人们这么大的争议，而无论他的表演是专供上层社会，又或者面向屌丝大众。吴晓波误会了一件事：好奇心这事不分阶层，人们嘲弄各大名流与王林的交际，不是嘲弄他们的好奇心，更不是屌丝们都不懂好奇心，而是王林本身除了是个爱吹牛的气功“大师”，还是一个斡旋于权贵、谙熟各种潜规则的狡猾掮客。 王林之所以是王林，其独特性在于，他是那个密闭的上流圈子不小心撕开的一道伤口。透过这个伤口，人们窥见了一个信仰缺失、品位低劣、潜规则横行的上流圈子。这样的伤口太少也太小，是否能从中窥一斑而知全豹，人们并不确定。如果说人们透过这个小口，“不公正”地坠入对上流圈子的失望和嘲弄，那也不是因为嫉妒、狭隘。恰恰相反，那是因为人们看到了一个财富和权势都占主导地位的阶层，在品位和价值观层面却充满了“屌丝气”。反过来说，这种失望恰是源自某种飘渺模糊的希望：希望这个时代能有一个足够自信、负责、有远见卓识的价值担纲阶层。 近段时间，我一直在看《凯恩斯传》。这书刚好讲到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上流阶层的生活状态。王林被抓的事情出来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个很魔幻的问题：假如王林生活于凯恩斯的时代，以凯恩斯为代表的那个圈子，比如凯恩斯加入的著名的布鲁斯贝利俱乐部，是否会接受这样一个人物呢？凯恩斯也是一个好奇心极重的人，他不仅是我们所熟悉的金融学家、经济学家，还对概率、统计，以及伦理哲学颇有见地。 在布鲁斯贝利这个上流社会的小圈子里，有一个著名的“毒舌”，她就是文学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曾经对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发起过攻击：“他只是个表演吞火的魔术师罢了。”我在想，伍尔夫如此讨厌“吞火的魔术师”，估计对于“耍蛇的王林”也是看不上的。当然，这都是表层原因，布鲁斯贝利这样的圈子，之所以无法接受王林这号人物，主要的理由在于：王林这种善于投机、搞阴谋、拉关系的人，在他们那种价值观明确、信仰坚定的圈子里，压根就没生存之地。 伍尔夫对看不上的、价值观相悖的人，会毫不客气地讽刺挖苦，采取排斥的态度，以至于有人说她未免“势利眼”。但这种“势利眼”并不是说她有攀附权势的习惯，而是对于自身价值观念的过分珍视。比如，拿凯恩斯来说吧，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是英国当时财政部的智囊团成员，地位可谓显赫，甚至还是布鲁斯贝利俱乐部主要的经济来源，但如果他一旦做出与这个圈子的价值信仰相悖的事，也同样会遭遇排斥和挖苦。一战后期，布鲁斯贝利圈子反对一切战争，所以他们反感凯恩斯当时为英国的财政部工作，以至于凯恩斯为此苦恼不已，一度试图退出财政部的工作。伍尔夫对此也直言不讳地放话：如果凯恩斯继续待在财政部，他将会失去人性，也许已经失去了。
布鲁斯贝利这样的上层圈子，同样有它自身的弊病，并非十全十美，比如它的傲慢和封闭。但是，它有一种喜欢“看耍蛇和吞火表演”的人最缺乏的东西，那就是，为了自己珍视的价值观和信仰，敢于蔑视权威，甚至像凯恩斯那样，敢于不惜和首相闹掰。而不是相反，不知道信仰和价值观为何物，或者为了利益和权力，巴不得摆脱一切信仰的负累，甚至脸都可以不要。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