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刚刚卸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的黄仁伟来到阔别近40年的黑龙江省逊克县，和当年北大荒的插队知青们重温青春岁月，那条共同开荒筑成的宝山乡路上，库尔滨河畔风景如画，他又想起当年队友卫平含泪送他读大学：你要替我们把没读的书都读完……点头的瞬间如在昨天。从1977年底考上大学，在读书做研究的路上已过四十春秋，研究领域亦多次变换，从10年寒窗苦读到近30年上海社科院的智库生涯，一甲子后又到投入“一带一路”研究，如今是上海社科院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的黄仁伟，治学经历长短兼备。从钻故纸堆的历史学者转变到经世济邦的智库专家，每当看到自己研究的项目转化为国家战略，其中甘苦难以言表，如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周恩来少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都是生动付出、深情志向所指。 乱读书”中长知识 小学学历读博士 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这一代人，经历文革和下乡，恢复高考后成为富有时代象征的77、78级大学生，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难忘的心灵史，都可以撰写一部文学长篇。黄仁伟概莫能外，在他的词典里，关键词是上外附小“童子功”、北大荒修路建点、雪夜灯下乱读书、美国史导师丁则民…… 与苏联一江之隔的知青战士 1970年4月18日，不满16岁、初中没读几天的黄仁伟，就随69届“一片红”知青大部队来到黑龙江逊克县插队。当时逊克县人口不到3万，知青就有6000人，其中近5000来自上海。这一去就是八年，黄仁伟把青春挥洒在逊克，先到与苏联一江之隔的边境村，后转战三线的深山老林，名副其实的下乡上山。 八年中，黄仁伟辗转3个连队、5个地点——黎明二队1年、反修一连3年、六连又4年，还有老新兴、大包干各半年。由于带头苦干和与人为善，他先担任一连副连长，又在危难时调任六连连长。美丽的库尔滨河流域，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记忆。知青进三线的任务就是在深山老林里筑路、伐木、盖房、开荒。自然环境的艰难超过想象，最低温度达到零下50度，一年无霜期不足70天。“夏天夜里也要穿棉袄”。从上海到六连，马不停蹄地换乘火车、汽车、卡车、拖拉机、牛马车等所有交通工具，要整整十天。 “那时，如果开荒的地收不到粮食，就意味着来年无法饱腹、没有收入。”作为一连之长黄仁伟，一天能扛几百个200斤重的大麻袋，所受到的压力却远远超过这些麻袋。然而，作为开拓者，黄仁伟谈起这段经历仍然充满自豪感。“上海知青建三线，深山老林开路建房，满地的北红玛瑙因此有了不菲价，所修的库尔滨水库，现在是全国出名的雾淞风景区。”黄仁伟向记者展示他手绘的地图，当年修的公路已经贯穿整个库尔滨河流域。今年1月，中央电视台播放库尔滨雾淞美景，两鬓苍苍的逊克老知青们唏嘘不已。 当时逊克县的对面就驻着苏军的一个装甲师，各种颜色的信号弹不时划过夜空，黄仁伟和战友们切身感受着国际环境的严峻。知青们都是武装基干民兵队队员，每年冬天要练射击刺杀，肩扛63式自动步枪，随时准备着为国家牺牲，“每杆枪配两梭子100发子弹。”黄仁伟指着那些知青扛枪的照片告诉记者。 “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国家的每一个变化都和个人命运相关。尼克松和毛泽东握手，林彪机毁人亡，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去世……我们逐渐摆脱初期的狂热，开始考虑国家的命运、人生的未来。”高尔基写过《我的大学》，“我的大学在哪里？就在这无垠的北大荒吗？一度真的有些迷茫，现实太残酷了。” 黄仁伟熟悉的语调里是记者不熟悉的话题。  1970年，黄仁伟（第二排左二）和即将下乡的六十中学69级同学欣喜地穿上东北棉大衣做出发前合影 小学学历考上大学的“旁门左道” 现实是深刻的书本，而书本的经典知识却是理性的来源。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常常是特殊环境所致。只读过五年小学的黄仁伟，在插队8年后一举考上大学，接着十年完成学士、硕士、博士的全部学位。 回忆这段改变命运的考试经历，黄仁伟用“旁门左道”来解释他的绝境突围。文革前，他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打下了英语“童子功”，又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既有来自西方的外教，又有革命前辈讲历史，同学们还关注越战、古巴危机等等。”黄仁伟来到天寒地冻的北大荒，经常做梦回到课堂上，“一天不读书便心里发慌”。于是，他把老高中教材全部借来，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地理学、生物学、物理学、数学都可看得津津有味。马列选集、莫泊桑和司汤达、鲁迅杂文、四大古典名著等，经常伴随黄仁伟度过漫长的冬夜。“这就是只有思考没有考试的乱读书”。 地处边远的深山老林，恢复高考的消息姗姗来迟。1977年10月末，黄仁伟从广播电台中获悉知青可以报名高考。那年，1800万知青中有几百万参加高考，最后只有25万被录取。离高考只有1个半月了，在上海的同学几个月前就开始复习了。怎么办？黄仁伟为自己制定了高考战略：把前几年读过的《知青自学丛书》数学卷重做一遍，从有理数、函数到复数的每个例题和习题都不放过。只搏数学，文科各门看运气和积累！45天间，雾凇和夜间的狼犬见证这位知青六连连长和时间的赛跑。一个月后，1978年1月底，终于盼来揭榜：数学52分，文科各门均过80分！黄仁伟被录取到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成为“77级”的一员。 1978年2月入校，黄仁伟跨入一个全新的征程。同班的许多老高三学生，高考成绩都达到平均每门95分。在高手云集的班级里，只能把压力转变为动力。黄仁伟还是保持“乱读书”的习惯，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文学，都是他的所好。连续四个暑假，黄仁伟都没有回上海，啃下了上百本中外学术代表作。四年本科的另一个突破就是掌握英语的基本能力。黄仁伟一边在课堂上学公共外语课日语，一边在课下攻英语。他熟读许国璋等人编撰的6、7种英语教材，做梦都会把句型背出来。几年后的全校英语竞赛中，居然得了第五名。离开上外附校15年后，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正式的英语考试，信心大增。英语重新成为黄仁伟的第一外语，直接影响了他的研究生涯。 黄仁伟分享，学习历史的最大收获就是方法论：一是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判断事件和人物的地位；二是在茫茫史料堆砌中找到最本质的历史证明；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转化为历史进程的事实判断。 从美国土地政策中悟出强大秘诀 研究生阶段的六年同窗、厦门大学王旭教授告诉记者：黄仁伟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时都很突出。“硕士考试时，导师拿着他98分的专业卷子传为美谈。他的英语特别是口语流利。”东北大学美国史专业导师丁则民早年在西南联大学习，“丁家三兄弟”是当年史学界美谈，1950年代初留美归国。黄仁伟准备美国史考试也是另辟蹊径。他把黄绍湘的《美国通史》读了十遍，罗列上千个名词，用大标题、小标题、人物事件等串联表述。结果，专业考卷得了98分。丁老师当下就写信给未来的学生，一定要他来长春攻读。 大师兄王旭对黄仁伟的博闻强识和超前思维印象深刻。黄仁伟的硕士论文是《论美国人民党运动（Populist Movement）》，从一个独特视角揭示美国政党体制的内在逻辑。这一点不仅在当时富有创见，而且对当下仍有现实意义，人民党其实就是现在美国民粹主义的滥觞。攻读硕士期间，黄仁伟已在核心刊物《世界历史》上发表过三篇论文。1985年黄仁伟在南开大学与美国学者交流对话，对方提问20年后政治学将研究什么，黄仁伟一语惊人：世界政府。而美国学者则提出研究中国政府为何不会被西化。现在看来，这两个问题正是21世纪的热点。 黄仁伟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美国土地制度的演进》。许多人认为美国崛起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机遇所致。黄仁伟的结论是：美国崛起的核心因素是经济制度，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土地制度，秘诀和规律是：美国将土地转化为资本，资本成为核心竞争力。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给予高度评价，也就此结下忘年之交。30年后，黄仁伟对记者感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项研究和结论的价值，实际上关系到中国的土地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内在关系。如果由此转向研究中美两国土地制度的比较，或许会对国家发展起到更大作用。“我当时并不了解学术研究可以转化为政策研究，也没有智库思维和战略思维的能力，就失去转向这项重要研究的机会。” 黄仁伟由此感慨，“这就是一个独立学者和智库专家的区别。” 1989年底，资中筠所长已经同意黄仁伟加入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研究团队，无奈那年人事冻结。1990年，黄仁伟进入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开始研究美国经济，不久又转为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随后转入国际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国际战略。 20年前出发奔赴边疆，20年后回归故乡，目标是奔赴战略研究的新边疆。 中美关系、和平崛起、读懂中国，参与战略咨询研究 从1990年加盟上海社科院至今，黄仁伟开始跟随前辈做智库研究，后来又作为副院长之一主持智库研究。2015年底，上海社科院进入25家国家高端智库行列，黄仁伟也随之担任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他对于学者、专家、智库之间的三者关系，在探索中加深理解。“智库专家是为某个领域的战略或政策提供方案的研究人员；学者则是以学理和学科来构建概念和理论体系。从问题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这是两种研究的不同出发点。虽有不同，都存在着科学性和独立性的问题，都要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服务。”顺着这样的思路，黄仁伟向记者回顾其作为智库专家的心得。 2016年1月27日，时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的黄仁伟发布2015年中国智库报告及排名 感悟战略决策研究的智库独立性 1991年，大陆坚持“一国两制”，而台湾咬定于“一国两区”、“一国两府”等，一时间两岸关系处于僵局。此时，黄仁伟怀着紧迫感和使命感，写出一份三万字的研究报告《一国两X之下都可对话》，登在社科院内刊上。不久，这篇报告就被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读到，他马上邀请黄仁伟到康平路去细谈。此后，黄仁伟就开始跟随汪老进行15年的战略研究。当时汪老经常会向他布置一些紧急课题或长期战略研究课题，所涉及领域并不局限于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问题。开始时，黄仁伟的稿子常常被汪老改得满篇通红，逐渐地修改越来越少，最后一字不改。“这样的学习机会，对于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弥足珍贵！” 除了撰写研究报告以外，黄仁伟还跟着汪老参加了十多场二轨对话。“二轨”就是有别于外交谈判的半官方对话机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从1996年开始，以汪老为高级顾问的国际战略基金会同哈佛-斯坦福“预防性防御”项目之间展开的“中美战略对话”。中方是汪老挂帅，美方是前国防部长佩里、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等。这个二轨机制，开创了中美就战略敏感问题展开对话、减少分歧、达成共识、管控危机的沟通模式。在那些对话中，黄仁伟有机会直接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战略大师交换看法。“同高手对弈，才能领略棋局的奥妙无穷。” “汪老是我的领路人，我感受最深的还是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2005年汪老去世，黄仁伟先后两次撰文回忆汪老，一篇是《一位老共产党人与学者》，另一篇是《探索创新 心忧天下》。文章谈到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不断探究创新的学者风范在汪老身上的合二为一；也回顾了汪老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的与时俱进，从1993年汪辜会谈到“未来的统一的新中国”，再到“八十六字箴言”，汪老为祖国统一事业操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02年黄仁伟发表其专题研究报告《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这个报告提出了中国崛起必须避免的历史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复兴是中国崛起的两大核心内涵，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观是和平崛起的两大支点，中国崛起的前景既壮丽又艰巨。2003年，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主持“中国和平崛起”课题组，黄仁伟是其中的核心成员之一。课题组用了三年时间，研究、构建、深化“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结构和战略框架，最后归结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将外在的时代特征内化为“中国道路”特征。“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的战略构建，为今天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做了理论的铺路石。” 黄仁伟著作《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 郑老具有把握大局、捕捉机遇、凝练本质的理论大家风范，黄仁伟又得到15年时间的目睹熏陶，对智库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新的体验。同时又参与了一系列高层二轨对话，尤其是2014年开始由几十位各国前政要参与的三届“读懂中国”高层论坛。这是由中国领导人向各国政治家叙述“中国故事”的最高讲坛。在这里，黄仁伟聆听了习总书记提出“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的论断，“读懂中国，首先要读懂中国历史，读懂中国共产党”。“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黄仁伟感怀：“西方政治家可能不接受中国的政治体制，但是却无法拒绝中国文化和中国领导人的思想魅力。这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什么是智库独立性？黄仁伟对此有自己的深切体会。1999年5月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他正在美国调研，美国智库专家刚听到这个事件时还表示不可能是“误炸”，但是仅仅过了24小时，他们就口径一致地否认这是有计划的打击行动。2001年4月南海撞机事件发生，美国智库再次齐刷刷“变脸”。美国智库的独立性到哪里去了？国家利益和党派利益，就是美国智库的“政治正确”原则。几十年打交道证明，无一例外。 关于中国智库的独立性，黄仁伟也有自己的见地。对外而言，国家利益是智库独立性的前提；对内而言，事物往往有多面性，高层决策需要多层面、多侧面的观察，才能综合得出全面的判断。“智库的独立性就是为决策咨询提供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研究成果。”以此，黄仁伟在2010年和2012年分别为党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做讲座报告，达到了国家战略的原则性和智库研究的独立性高度统一。 经历两段十五年、两位战略高手引领的智库生涯，黄仁伟见证了新的境界。“汪道涵和郑必坚两位智者和前辈风格迥异，一个侧重How to do,一个侧重How to say，但相同的却是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国家利益的坚持维护。”这两段15年，黄仁伟视为人生最为丰厚、最有意义的时光。 2016年7月5日，黄仁伟参加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议 “学者可以做三种类型的智库专家” 对于学者是否应当从事智库研究，学术圈里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学者向智库专家转变，虽难度大，但空间更大。汪道涵曾对黄仁伟谈过，中国需要三种智库专家。一类是兰德公司这样的战略分析家；一类是游说各国的纵横家；一类是普利策这样的新闻评论家。二十多年过去了，汪老提出的设想正在成为中国智库建设的方向。如今，中央提出“高端智库建设”、讲好“中国故事”，都需要这三类专家。 从进入上海社科院至今，黄仁伟就是在参与智库决策研究中成长起来。这难得的经历使他对国家战略的认识不断深化。他反驳那些“中国没有战略家”的说法。“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几十年中，美国号称有世界一流的战略智库，却不断犯战略错误；而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没有犯过大的战略错误。”他笑着说，“其实是美国犯错误，中国才有机会。”黄仁伟具体分析了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对俄政策的错误、三场中东战争的错误等。接着话锋一转，他指出，最近美国战略界又在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这又在制造战略误判。“我们的思想方法比他们的战略观念更为领先。 基辛格的均势理论和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思想都已经落后于21世纪的世界现实，汪老、郑老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战略家，他们实事求是，善于从人类命运的大视角来观察客观趋势。他们是革命家+战略家。”黄仁伟强调，“只有方向正确才能做出高远的战略判断，这也是真正共产党人的内涵。” 连续七届中国学论坛，全球布局“中国通”人才 2002年上海社科院按照市委宣传部的指示，开始筹办两年一届的“世界中国学论坛”。2003年遭遇非典，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改在2004年举办。此时黄仁伟已担任社科院副院长，此后历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策划、实施，都倾注了他的心血。记者也参与了五期文汇报的“世界中国学”专版专题报道，感受到作为国家学术名片，近1500位中外学者参与的世界中国学影响的日益扩大。  2017年12月10日的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黄仁伟与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交流 让外国学者以登上世界中国学论坛为荣 14年来，“世界中国学”从请进来到走出去，从中国学贡献奖到青年汉学班，不断扩大地域和人才年龄段的覆盖面。最早的四期中国学论坛，分别以“和而不同”、“和谐和平”、“和衷共济”、“和合共生”为主题，自第五届起，更加突出当代中国，分别以“中国现代化：道路与前景”、“中国改革：机遇与挑战”为主题， 去年12月10日第七届的主题是“新时代的中国”，2016年增加了“中国梦的世界对话”专题高层论坛。2011年起，向孔飞力、谢耐和、罗高寿、傅高义等12位国际学者颁发了三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2015 年5 月，论坛走出国门，先后在美国、韩国、德国召开世界中国学论坛分论坛。从2016年开始， 40岁以下的为期四周的“世界青年汉学班”又在上海连续举办。 在国际学术界，“世界中国学论坛”已经蜚声中外，很多学者以登上这个论坛作为学术发展的分水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作为幕后组织者，黄仁伟感慨自然良多：这是又一个15年的深化循环，从中形成三点认识：一是认识世界范围汉学到中国学的发展过程，二百年间西方学者经历了崇拜中国到鄙视中国又到高度重视中国的否定之否定；二是了解各国研究中国的学者结构、机构分布和代表人物；三是回答“谭中之问”，为何各国“中国学”学者都从西方学术著述中研究中国，反思中国学者如何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让黄仁伟倍感欣慰的是，如今已经举办2届、每届40人的“青年汉学家”学习班，他们是40岁以下的青年博士、学者，从事中美关系的官员，每期学习中有参观项目，“这些人看到上海各社区中心那么多普通市民的群体活动，得出中国共产党不会垮的结论；去法院参加庭审观摩，观察中国法制建设的实际情况；他们还惊艳上海大商飞、大电气、大盾构等先进制造业。”黄仁伟预言，“这些青年汉学家中必将产生新一代‘中国通’大师。”因为他们没有“西方中心论”的烙印，他们的成长伴随着中国崛起的全过程。 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上海班由文化部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联合承办 “让中国学回到中国。让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在黄仁伟看来， “世界中国学论坛”就是一块讲好“中国故事”的试验田。在此期间，上海社科院还承办了一次世界亚洲学大会，有1000多位学者参加，其中外国学者就超过800人，七天会期，240个分论坛同时进行，创下了该会空前绝后的历史记录。 无论是世界中国学及其关联论坛的战略布局、主题策划，还是具体到每位资深“中国通”到冉冉而升的青年汉学家的联络沟通，黄仁伟都把论坛与智库建设联系起来——为国家的近期急需和长远需要做好学术准备和人才储备。 向对手学习是提高自己的捷径 黄仁伟对美国的“中国通”们如数家珍，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到兰普顿、奥格森伯格、李侃如，再到史文、陆伯彬、谢淑丽、白丽娟等等，和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一次又一次的交流交锋，他们之间相互了解越来越深。黄仁伟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向对手学习，是提高自己能力的捷径。他在《环球时报》上发表文章“学习美国，才能超越美国”，就是实战的总结。 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是当代美国的“中国通”代表。2013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是他倾注十年心血的里程碑式著作。傅高义采访了上千人，黄仁伟也是少数受到采访的上海学者之一。“他和我讨论邓小平对上海改革开放的作用，以及汪道涵及其周围人如何在上海实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黄仁伟印象最深的是，傅高义和中国人交谈时不记笔记，但事后能很好地复原和准确地表达。1970年代到1980年代，傅高义在广东蹲点近十年，说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每天观察中国的变化，并有着深刻理解。 在黄仁伟看来，傅高义既是“中国通”又是“日本通”，他一直希望中日能走出历史恩怨不断加深相互理解。对于中美关系，傅高义很早就提出“中美必须共同存在，避免战略冲突。”黄仁伟回忆，1996至1997年的台海危机之际，傅高义率领十几位顶尖的“中国通”，组成“梦之队”来到中国，和汪道涵等中国智库人士沟通。回到美国后，“梦之队”就出版了《与中国共存》。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傅高义又涉猎历史、政治、文化，“真正的中国通，很难分清究竟他是哪个领域的专家。”2013年世界中国学论坛决定授予傅高义“中国学贡献奖”，他在获奖感言中表示：我的中国研究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而深入，如果中国走得更远，我的研究也会更长远。“傅高义也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但他的这种客观性值得借鉴。” “中国通”是基于深入的交流而产生，为了让中美两国学者思想交锋得到健康发展，上海美国学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海美国商会共同创办一个高端讲座。这就是连续15年举办的“鲍大可－奥克森伯格讲座”，每年邀请一名对中美关系有重要影响的美方和中方智库人士，发表对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观点。作为上海美国学会会长的黄仁伟和他的前任丁幸豪以及学会的工作团队，为这个讲座默默无闻、不取报酬地付出时间和精力。鲍大可夫人已逾九十高龄，每年坚持往返纽约与上海之间出席讲座。看到几百名听众济济一堂，她不禁眼噙热泪地说，“如果鲍大可还活着看到这个讲座，他会是多么地高兴！”鲍大可与费正清齐名，他出生在上海，毕生为中美关系奔走呼号。黄仁伟提到这位先驱，就心怀崇敬。“中美关系需要两国几代有识之士的心血来浇灌，才能根深叶茂，才能在风雨中成长为参天大树。”  连续15年举办的“鲍大可－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讲座” 四段15年的智库实践，让黄仁伟深刻理解学术如何转变为国家战略。“当你的准备和国家需求一致时，学问才能经世致用，当你的学问被用作战略时，它的价值才会更大。”回顾学术历程，从知青到大学生到独立学者；又从独立学者到智库学者；现在又兼任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将培养新一代博士，总结中国战略的实践经验并抽象为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思维。一场螺旋式上升的创新研究在等待着他，这将是智库专家向独立学者更高阶段的回归。 (2018年1月9日至19日四次采访,1月21日初稿,23日定稿)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