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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林期间，林业局所属的几个林场差不多都走遍了，其中在翠岗林场的时间最长，印象也最深。其原因，一是我的中学同学到了新林林业局以后都分在翠岗林场；二是我们工程处一连为了建造纸浆厂在这里驻扎了近2年时间。所以，到了新林以后就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去翠岗看一看。 从新林坐汽车出发，在平整的道路上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翠岗。而当年，汽车走这段路不仅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相当的危险，其中有一段山路因山高、路险、坡陡、沟深，而被称之为“滚兔子岭”。好嘛，连兔子都滚下来了，那山路得险成啥样了？
1970年代初期，翠岗纸浆厂上马，从新林工程处调了一连、三连两个连队到翠岗盖厂房。我们一连是在新林盖了百货大楼以后，从新林去了富林。在富林建设了林场的一些基本建筑设施，然后又到富乐冬季采伐，采伐纸浆厂建设所需要的木材。春节之际才来到翠岗，开春以后正式投入纸浆厂的基本建设。 当时，我们知青几乎全是力工，就是出大力的工种，所以凡是基建工程中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活儿，都是知青来干。也因此而享受着最高的工种粮食定量——每个月54斤，其中1斤大米，6斤白面，47斤粗粮（高粱米、大碴子、玉米面）。 力工干的活儿，包括从火车站装运各种建筑材料——木材、红砖、钢筋——到纸浆厂的建设工地，以及土方作业挖河沙，为瓦工砌大墙挑砖挑灰，为木工运送木料……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中，我感觉最累的是挑砖上脚手架。一挑前后两垛四码红砖，共32块，每块干燥的5斤，总共160斤，有时为了砌墙的需要还要用水浇湿，那起码有200多斤，挑起来在平地上勉强还能走上一段路，可要是一层层地往脚手架上挑砖，那每一步都是上坡，不进则退啊。尤其是在水塔干活儿，脚手架围绕着水塔搭建，并随着水塔的建设而不断升高，挑着重担一层姐一层地往上转，转的头晕、肩膀疼、腰酸、腿打颤。
就这样，日复一日，一砖一砖的建起了纸浆厂的厂房、车间。看着那高达的厂房和矗立的水塔，还蛮有成就感的呢。可是，基建工程完工后，纸浆厂却下马了，我们一连回到了新林。我所在的力工班10几个人分到了营林系统，其中我们4个人分到了林业局营林科，也是护林防火指挥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纸浆厂到底因为什么原因下马？我们这些知青当然无从知晓。只是离开翠岗对我来说多少有些留恋不舍。因为翠岗的杭州知青有不少跟我是在一个中学上的初中，尤其是储木场的杭州知青中有些还跟我是小学同学，从小就在一起长大，当然是很有一些感情的。加上储木场距离纸浆厂近在咫尺，从翠岗车站到纸浆厂最近的路就是穿过储木场，所以我跟储木场的杭州知青来往最多最密切。 我20岁的生日时，按照跟他们的约定，下了班就来到储木场，等他们也下了班，就在宿舍里点起炉子，用几个铝制面盆下面条，撒上几片菜叶和笋干，倒进去一个肉罐头，然后几十个人拿出各自的、形形色色的餐具，一人一碗长寿面。房间里，炉火正红，热气腾腾，嘈杂的杭州话里掺杂着稀里呼噜的吃面的声音……我们暂时忘记了工作的辛劳，生活的艰苦，未来的无望、心中的渺茫……就这样，我们一群半大小子，借助这一场聚会和一碗面，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仪式，完成了自己从少年到青年的转型。 我不由得想起了那句古诗：诗酒且图今日乐，功名休问何时成。对于我们这群少不更事走天涯的弱冠之人来说，哪里还想什么功名、前途，只盼着每天吃三顿饱饭、谁个好觉，每个月攒上一点钱，每年一次探亲假，就于愿已足。那些儿童时代的梦，早已被严酷现实的凛冽之风吹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迷茫。
翠岗火车站，当年有多少次从这里踏上探亲回家的列车，又有多少次回到这里重复又一年的辛苦劳作。清清楚楚记得车站候车室的里程表上写着：距杭州3750公里。当年每次在翠岗车站看到这个数字，总是想起那句古诗：一身去国八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总是感叹：八千里还差一点，12年却不知伊于胡底啊？
只有墙下下的野花，开得还是那样的鲜艳夺目、自由自在，不知道这些恣肆绽放的花朵是否就是几十年前墙脚下野花的后代，不知它们是否记得、是否知道，当年那些身穿黄棉袄、头戴黄皮帽的少男少女，有多少次从它身边走过，怀着“万里长征人未还”的无奈？不知道它是否还回忆得起，那些飘洒在它身边的那些满怀幽怨和无奈的知青歌曲的旋律？如今，它依然扎根在这里，一年一度不误花期，年年岁岁应时开放。而那些黄棉袄们却一个一个地从它们的身边走过、离去，，带着“衡阳燕去无留意”的决绝，早已燕子南飞一去不复回了。花，还是那样野性而随意的花，而走过它们身边的人却早已不再是那些南方口音的少男少女们了。谁说不是呢？“年年月月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