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5日，2014年金砖国家峰会在巴西举行，并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观察者网第一时间连线经济学家陈平教授。 陈平，中国经济学家、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普里戈金的学生。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外籍研究员。 谈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对国际金融格局的影响，陈平教授认为，金砖银行的建立，既是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对美欧失去信心的产物，也是金砖国家长期对话互动的结果，将弥补西方主导下的世行和IMF的不足。最早呼吁中国出来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恰恰是受华盛顿共识之害最深的拉美国家。 有不少西方媒体质疑金砖五国本身在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对此陈平教授指出，金砖国家之间的差异远小于西方集团，且各具优势，正好可以互补发展。既然是互利合作，就应当承认各国的利益考虑是正当的，不应当批评对方有什么“小算盘”，要讨论的是如何权衡短期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以下为访谈全文：
今年1月，陈平教授做客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15日，金砖五国领导人在巴西发表《福塔莱萨宣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外界都把这看做是发展中国家为摆脱美国、世行和IMF的抱团行动。在您看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对金砖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哪些壁垒？ 陈平：按照现行的国际秩序，美国控制世行，西欧控制IMF，他们推行的华盛顿共识，主要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世行政策尤其取决于美国的财政部，决策投票权美国独大。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行与IMF的决策，这造成几个重要后果： 第一，西方通过世行和IMF的贷款或救助，都带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考虑。例如，在东欧转型时期，对波兰、匈牙利、捷克等自由化情绪强烈的国家免除债务，给与大笔优厚的贷款，对乌克兰、俄国的贷款不但条件苛刻，而且数量少得多，加重其转型危机。 第二，保护债权人的产权和维护借债国人民生存权存在矛盾。金融贷款是有风险的，问题是风险由谁承担？发展中国家资本技术稀缺，谈判缺少话语权。七十年代油价高涨期间，西方银行争相给拉美产油国贷款。结果八十年代石油生产过剩，油价大跌，导致拉美国家严重的债务危机。美国害怕邻国墨西哥的经济崩溃会导致大批非法移民，就只救墨西哥，不救巴西，导致巴西经济的大幅动荡。 第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同。西方金融政策只管自己的利益，往往对外转嫁金融危机。举例而言，华盛顿共识要求金融自由化，汇率浮动，对外资开放，不得实行资本账户管制。如果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良好，西方国家增长停滞，西方国家就实行货币宽松政策，降低利率，汇率贬值，转嫁债务负担。这导致大量热钱涌入发展中国家，造成股市泡沫或房地产泡沫，引发通货膨胀，汇率升值，出口下降。然后西方国家放慢量化宽松或提高利率，大量热钱又撤离新兴市场，导致股市房市的泡沫破裂，汇率贬值，企业大面积破产，失业率上升。新兴国家的货币政策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 第四，危机期间，西方往往采取双重标准。美国自己在经济衰退时，采取刺激政策，降低利率，政府救助陷于困境的大企业。但是，发展中国家如果陷入危机，资本外逃，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为了保护债主的利益，要求受援国提高利率，开放金融市场，使西方资本可以廉价收购民族企业。例如东亚金融危机期间，给韩国的贷款条件就是金融自由化，对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使西方资本得以趁火打劫，廉价收购韩国核心企业的大量股份。韩国经济学家告诉我，在金融危机前，韩国大企业的外资比例不到5%，危机后达到一半左右。韩国人艰苦奋斗几十年，到头来发现只是在给西方打工。 第五，IMF和世行的西方高级雇员的待遇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又没有竞争风险，所以他们养尊处优，完全不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只是照搬西方国家的惯例，造成西方国际机构出台的政策严重脱离当地的国情，和当地人民产生严重矛盾。 所以，发展中国家希望改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愿望由来已久。这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既是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对美欧失去信心的产物，也是金砖国家长期对话互动的结果，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观察者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从2013年3月提上日程，到今年正式确定成立，大概用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您认为，金砖国家在此时急切地想要成立这样一个经济组织，和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的金融政策之间有什么关系？ 陈平：第一，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停滞。2009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二届G20峰会，连当时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都公开宣布，华盛顿共识已经结束，必须改革国际金融秩序，采取措施防范危机重演。当时，连西欧国家都接受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打算小步改革世行和IMF，在增加资本的同时扩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但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拒绝美国签署任何改革协议。 第二，美国、欧盟、日本在危机期间，拒绝改革国内金融体系，在利益集团内斗下也无法推行凯恩斯政策，只能相继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大印钞票，利用美元、欧元、日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特权地位，对外转嫁金融危机，大量热钱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导致发达国家的低利率、低通胀，和新兴国家的高利率、高通胀，增长率大幅波动，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国际投机资本乘机大施兼并民族企业，控制发展中国家，强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依赖。而发展中国家急需的基础投资，因为周期长、收益低，很难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所以发展中国家早就希望中国能站出来改革国际金融秩序。 第三，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初，曾对西方国家表达过合作共渡危机的善意，但是西方国家，尤其美国和日本，不但不予理睬，而且把中国的和平崛起作为对西方的主要威胁。美国发现世贸组织已经难以制约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又另搞美国主导的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试图绕过中国，建立新的保护西方的游戏规则，再强迫中国等新兴国家接受。这使新兴国家开始团结起来，自主抱团发展。 观察者网：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美国及西方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弱，这是不是也给了金砖国家发展的机会？ 陈平：我发现，最早呼吁中国出来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恰恰是受华盛顿共识之害最深的拉美国家。2009年9月，在19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期间担任过巴西财政部长，和美国谈判债务重组的巴西经济学家，在圣保罗组织了一个国际研讨会，主题竟然是《危机之后：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吗？》，这让当时的中国人难以想象。会议请我去做主题发言。说实话，我出国做经济学基础研究近三十年，只是业余关心中国问题。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是在巴西经济学家的邀请下逼出来的。我在巴西2009年的讲演，第一次总结了中国道路的十条经验，系统批评了华盛顿共识的谬误，受到与会经济学家的极大欢迎，当即要求把我的英文讲演译成葡萄牙文发表。会后阿根廷的财政部长就来问我，中国有无可能给拉美国家贷款？我建议他和中国有关方面接触一下。 会后，组织者还安排我访问巴西总统的战略规划部，他们给我演示巴西的发展规划，把巴西和中国的大地图并列，仿照中国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布局，要发展巴西的基础设施。他们开宗明义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有独立自主的发展政策，而巴西的规划只要出炉，就立即招来西方的批评？我的回答是，中国能实行独立的发展政策，能管制资本账户，挡住国际热钱的冲击，因为中国有独立自主的工业科技和国防体系。巴西经济学家给我介绍了他们的发展经验。事实上，巴西一度发展比中国还快。巴西的土地资源丰富，人民热情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4金砖国家峰会，五国领导人在一起 巴西一位日裔经济学家告诉我，殖民地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是缺乏自主意识，不像中国、日本有自己的历史，对西方经验只是选择性吸收。巴西过去的发展战略，都受欧美思潮主导。在贫富分化、受跨国公司控制的基础上搞民主，只能强化国内的阶级对立，降低国际竞争力。倒是危机下出现的军政权敢于发展国有企业，但金融和技术依然依赖西方。几十年吃尽苦头之后，才转向学习东亚和中国的经验。 巴西经济学家的认识水平，远在港台的经济学家之上。因为台湾、香港对西方政治和文化的依赖，比拉美还深。要改变港台不少人的殖民地心态，不能只给他们送钱赚，更得让他们体会被殖民之苦，才能放弃对西方的幻想，看清世界大局。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才体会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边缘区，比以前更难过。日本十年停滞后，经济的稳定已经离不开中国，但是政治文化还没有脱西回亚。这次经济衰退如果持续下去，东亚的政治变化也将到来。 美国在重返亚洲、利用历史问题制造麻烦牵制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外交走向拉美和非洲，实在出乎西方的预料之外。巴西足球虽然没有进入决赛，在发展中国家依然一流。中国民众千万不能重美欧轻拉美。巴西的生物能源和中型飞机工业都比中国先进，工业发展水平在印度之上，速度比俄国快，人才比南非多，和中国也没有地缘冲突。中国如果能和巴西首先搞好合作互信的关系，再加上俄国需要中国的支持对抗北约，金砖银行必能突破西方的障碍稳定发展，从而改变东亚的政治格局。 令人惊奇的倒是，国内这两年对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争论，竟然发生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和主流媒体。可见国内受全盘西化教育的经济学家，对华盛顿共识的认识还落在拉美和印度的经济学界之后。
这次金融危机中，金砖五国除了中国之外，都受到国际热钱的巨大冲击。西方国家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看成是中俄联手对抗西方霸权的努力，这是不对的。我的观察，金融危机在西方的复苏缓慢，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金融危机引发的西方衰退至少和日本一样会停滞十年或更长，这迫使原来亲西方的巴西、南非和印度，决心走独立自主的路，学中国而非西方的发展模式。这才使各方超越上海合作组织的欧亚体系，建立横跨亚欧非美四大洲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如果金砖银行能稳定发展十年以上，最终会成为“后美国时代”金融新秩序的开始。 陈平：如果金砖五国能在实践中创出一条合作发展的新路，必将撼动美国的金融霸权。我们来看如下的事实： 依据联合国统计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数据，金砖国家的人口达30亿，占世界人口的42%，为美国人口的9.5倍，欧盟人口的6倍。真实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2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27%，为美国的1.3倍，欧盟的1.5倍。外贸总额为3.8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17%，为美国的1.7倍，欧盟的1.4倍。外汇储备达5万亿美元，为欧盟的6倍。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初期协议资本即高达1000亿美元，而IMF和世界银行的资本也不过3000亿美元的规模。欧盟2007-2013年用于援助转型国家的结构整合基金也就4600亿美元的规模，平均每年不到800亿美元。据说，中国在非洲的外援和投资，这些年早已超过世界银行，所以西方开始宣传攻击中国是“新殖民主义”。 由此可见，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哪怕最初只发展金砖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几年后就可能超越IMF和世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规模，摆脱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如果金砖银行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吸引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可以考虑给急需基础设施投资的东欧和南欧国家贷款，则美国主导的金融霸权体系将不得不和金砖国家合作，最终成为多元体系，否则就有被新兴国家边缘化的危险。因为金砖国家除了南非之外，经济增长率都高于发达国家。 观察者网：在整体目标和具体运作上，它和世行、IMF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陈平：第一，世行和IMF的整体目标是建立和维护美国主导、其他西方国家和日本辅助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发展中国家只是发达国家的依赖经济。在冷战时期，还是西方围堵社会主义经济，约束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工具，所以，金融政策和西方的政治密切相连。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整体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建立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从经济结构看，俄国、巴西、南非都是资源输出大国，中国是制造业的输出大国，印度是服务业的输出大国，五国之间有很强的互补关系。金砖四国都急需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中国有巨大的外汇储备，又有世界最强的基础设施的装备和施工能力，与其投资美国国债，汇率间接受美元控制，不如投资新兴国家的基础设施，以形成长期的伙伴关系。 第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股份结构是平等的，没有一国能控制理事会和日常经营，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但是行长和理事长分别由印度人和俄国人担任。这不但在道德上对美国金融霸权提出挑战，而且在国际政治上打破美国试图拉拢俄国和印度制衡中国的图谋，是极为高明的政治安排。美国口头上唱民主的高调，在国际事务上是一家独大。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超越了美国和前苏联的国际金融模式。
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金融危机的爆发 观察者网：有不少西方媒体质疑金砖五国本身在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差异很大，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这些差异的干扰。在您看来，金砖五国之间应该如何协调，最大程度上避免因为“差异”造成的发展障碍？ 陈平：依我的观察，金砖五国之间的差异，要小于西方阵营之间的矛盾。因为金砖国家的共同目标是经济发展，摆脱对西方列强的依赖。西方国家的格局，实际上是维护二战后美国的霸权。美国至今在西欧、日本驻军，只要有巨大的贸易逆差，就用军事政治压力迫使欧元、日元升值。危机中，美欧日先后实行零利率政策，恰恰是互相打货币战争，转嫁危机。由于美欧日的技术水平相同，人口老化的程度也类似，所以美欧日在经济上的竞争关系，远大于金砖国家。至今德国、日本的精英并不服气美国战后的独霸格局。所以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技术封锁，德国、日本和其他西欧国家只是半心半意地服从，暗中大挖美国市场的墙角。 历史上，中国和拉美、非洲从无殖民关系，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进口自然资源，大大提高了原材料的国际市场价格，使巴西、南非、俄罗斯的出口都获得巨大收益。中俄边界问题已经解决，两国之间的依赖远远大于分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扩，加深了俄国对西方扩张的戒心。这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最大突破是印度的积极参与。如果中印在金融发展上能实现合作，并在未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就可以突破美国围堵中国的包围圈，真正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粉碎西方关于中国新殖民主义的宣传。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外交上的最大突破。 就此而言，我不同意西方媒体的宣传。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成长空间远比发达国家大，所以合作共赢的机遇也就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金砖银行最大的挑战，不是内讧，而是受援国的腐败。因为发展中国家缺少管理和技术人才。西方培养的人才多受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要求高官厚禄，但发展中国家养不起。结果高管贪、员工偷，本来可以盈利的贷款也会打水漂。解决的办法，光给钱是不行的，必须培养新一代的干部和技术人员，而且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让周边居民分利，才会减少腐败和偷盗的风险。这是中国模式发挥的最大机会。 我建议，中国专家可以自告奋勇主持金砖银行的培训项目。对接受贷款的国家的项目，举行分期分批的干部轮训，带他们去参观中国的红色基地，介绍中国的革命史和改革史，并到中国有关的公司和大学去实习培训。如果金砖国家不能培养出一代有志于独立发展的人才，并和民众建立同心同德的关系，则任何开发银行都难以持续。 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主要来自地域、资源、人口和技术的差异，这些条件差异和发展目标的差异，恰恰有助于发展贸易和互补合作。发达国家的差距越小，同质竞争的程度越高，反而增长空间越窄。举例言之，俄罗斯资源丰富但是地广人稀，军工先进，民用经济落后，和中国正好互补。印度软件业发达，制造业落后，和中国也是互补。巴西和南非的资源出口换取中国的工业品和基础设施投资，都是立刻可以上马的项目。 用开发银行的形式，对基础设施给与长期贷款，借贷国可以保持基础设施的主权，有利于建立长期的信任合作关系，比中国单独到金砖国家投资控股，大大减少政治风险和西方离间的可能。既然是互利合作，就应当承认各国的利益考虑是正当的，不应当批评对方有什么“小算盘”。要讨论的只是如何权衡短期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中国在“全国一盘棋”下的统筹规划经验，可以介绍给新兴国家参考，这比华盛顿共识强调市场万能的短期行为，更有利于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 观察者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应该在金砖国家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平：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总部设在上海，预示着上海将成为东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心，长远而言，将超过伦敦、东京、新加坡和香港的地位。中国扮演的角色，第一，要尽地主好客之道，让金砖各国常驻上海的人员宾至如归，成为吸引金砖各国金融人才的中心，建立长久的人际网络。上海的对外服务能力，包括语言和文化交流能力都需要大幅提升。例如，上海的文化娱乐事业过度西方化。如今拉美音乐舞蹈风行美欧，非洲的音乐舞蹈也对西方通俗文化影响很大，但拉美和非洲文化在中国的市场很小。上海的文化界和服务业要和金融界与时俱进，把国际化从美欧化过渡到真正的世界化和多元化。 第二，中国人要先当学生，后作先生。中国是农业国，现代金融的历史很短。印度人在许多国际金融机构任职，英语的写作和沟通能力都强过华裔；巴西和美国在金融谈判上有丰富的国际经验；俄国人和西方强权的对抗经验也大于中国人；南非有处理合资矛盾的经验；这些都值得中国人学习。上海高校国际研究的重点是西方发达国家，亚非拉的历史、文化、语言研究都有待升级，除了培养英语人才之外，还能兼有俄语、法语、西语、葡语等多种语言的人才。上海各大学的经济和金融学院，在和金砖国家专家的交往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和总结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从而建立超越西方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金融学。 所以，中国在待客之余，可以多组织外国金融员工参观中国各地，并和有关大学合作，一起探讨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例如，国内媒体大肆批评的国企和土地政策，在非洲国家却是积极仿效的对象。因为他们吃尽跨国公司垄断之苦，没有国企和跨国公司竞争，哪来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今年夏天我在牛津开会，遇见埃塞俄比亚的总统顾问，他们正在中国帮助下大搞基础建设。我问他们的土地政策，回答是和中国一样，是地方政府控制。他表示非洲国家必须学中国的土地政策，才能有钱搞基础建设，土地私有化是条死路。相比之下，金砖国家许多人对中国的发展经验非常好奇，但是中国人自己很少总结。 第三，中国要多出资，多出力，多干事，少出头，才能多交朋友，减少其他国家的戒心和误解。要重新发扬毛泽东时代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谦虚谨慎的作风，避免土豪式的财大气粗，盛气凌人的气派。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国际接轨，学的是美国而非德国，极大地拉大高管和员工的收入差距。我建议，中国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高管，可以个人名义把应得的报酬降低一级或捐给社会，出差自愿降低对方招待的规格，才能突显中国模式和美英模式的差别。西方诺奖经济学家中只有斯蒂格利茨才能做到，他在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巨大声誉。西方的权威是金钱和武力造成的，中国的影响要靠以身作则来建立。建议中国派出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德才兼备，待遇适当，不可学西方的高薪特权传统。 第四，要在各个业务部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金砖银行整体必须盈利，金砖各国是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长期亏损补贴。但是金砖银行的利润也必须低于商业银行，才能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口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国内的运行有许多经验，能否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也要实验总结。 总而言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是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如能成功，将是国际金融后美国时代的起点。上海的高校和文化界也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期待金砖银行十年有成。 |
